张斌
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其淡然而冷漠的笔触，描述了主人公福贵一生中所经历的种种苦难。这些苦难从他的家庭破碎开始，一直延续到他老年时的孤独和贫穷。然而，余华并没有让读者感受到他对这些苦难的同情或者悲伤，反而让读者看到了一种超越痛苦的平静和坚韧。他的叙事很冷静，讲述福贵一个又一个亲人的死难，没有过多的情感渲染，也没有过多的道德评判，只是真实地呈现生活的面貌。
《活着》的叙事伦理是基于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小说中福贵）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福贵活着的生命痕印以及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是陪伴的伦理：“也许我不能释解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述一个现代童话或者我自己的伤心事，你的心就会好受得多了。”问题恰恰是我读了小说之后，一点也不好受。我想象不出比福贵更悲惨的人。可能唯一可以喟叹的是：相比福贵这样悲惨的人，我是幸福多了。福贵的生命故事，刻下了个体感觉的深刻痕印，所有创意的结果：活着只是为了活着。小说中的讲述，福贵和他同名的那头牛相依为命其实也隐喻了人和动物生活的本质似乎一样。至于福贵遭遇的人生经历，也是大多数读者闻所未闻，甚至不敢想象的故事，很少有读者能够与书中的主人公福贵共情共鸣。
著名作家路遥也写苦难，苦难叙事是路遥作品的核心内容。无论《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都在写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乏，还是精神上的困顿，都在折磨着他笔下的人物。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都是在种种苦难的重压下，顽强活着，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决心改变着各自的命运。这些人物对待困难的态度与福贵有着根本的不同。
福贵少年时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喝嫖赌游手好闲，赌光了家业，输得一贫如洗。搬进茅草屋，学着耕作农田，重新开始了生活。从此他与“福”与“贵”再无缘分。成了一个是贫穷而老实的庄稼人，父亲被气死，母亲病死，此后一件件苦难落在他的头上。他凭借瘦弱的身躯扛起了人生中所有的不幸和劫难。苦、痛成了他的生活常态。他遇到生活不顺的时候，毫无办法，只能被动地承认现实、以哀叹命运不济来减轻痛苦。这是一种压缩人性需求以适应环境的生存方法。福贵的苦难观就是忍耐，当然这同样是一种坚强。如同余华在《活着》韩文版序言中所写“《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的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他没有断。”
而路遥小说中的孙少平、田晓霞、高加林则是自强不息、创新求变。在他们眼里：苦难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可怕的是失去追求和理想。苦难需要忍耐，更需要不断提升自我。他们对苦难的认识是以更大的胸怀包容和理解，把美好的未来作为奋斗的原动力。很显然路遥对苦难的书写与余华书写苦难的叙事伦理不同。他是一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刘小枫说：“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 读路遥的小说，我们似乎不是在听故事，而是和其中的人物高加林、孙少平等共患难、同呼吸；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作家的影子。我们和书中的人物只是谋生之道不同，柴米油盐中的悲欢是相通的；我们共同的人生之路虽然或直或弯，但奋斗历程中的冷暖是相同的。
无论余华，还是路遥，他们小说的苦难构成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所以苦难的构成必须回到生活中，回到人。如果只关注了物质条件、社会环境或意外灾害，忽视了人的感情，小说就变成了坚硬的经济、社会制度或自然灾害的控诉。路遥的小说指出苦难产生的原因，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爱情与物质的矛盾、人生追求与生存环境的矛盾、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不仅如此，他以孙少安的形象表现出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字里行间充满了关切和同情，也晃动着作家自己的身影。而我们在余华小说《活着》里看到的只有苦难，除福贵儿子的死，我们似乎看不到苦难一生的福贵究竟为什么苦难？一个亲人接着一个亲人死去，似乎只是一种命运的摆布。作者也似乎只是在讲一个故事，一个与自己，也与读者并无直接关系的悲情故事。
作者对于苦难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人活着的意义”的探索。加缪说：“在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压倒世界上一切苦难的东西。”“对死亡的闪躲，那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这样以为，苦难之下，人们因某种叫“希望”的东西而活着。这可能就是路遥对于苦难的立场。他在言语间引导读者朝着“某种光明的希望”而努力，主人公孙少安最后取得成功，孙少平探索新的人生价值，都是理想化的叙事方式，即“终点光明论”思想。而我们在《活着》中看不到福贵的希望，特别是小说结尾讲述福贵拉着牛慢慢走去时“两个福贵脚上都沾满了泥，走去时都微微晃动着身体”。这其实把作为人的福贵与作为牛的福贵合二为一，福贵的人生就是牛的一生，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新的生活。
从社会批判角度上看，《活着》或许没有超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活着》中除福贵的儿子有庆的死与社会秩序和人类的公德有关，其他人的死似乎都只能怪命运的作祟。但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因为社会不公才怀才不遇；孙少安兄弟的命运都与社会不公息息相关。从作家自身对苦难的认识上看，余华显然没有路遥深刻 ，这可能和他们各自的成长环境有关。余华出身于双职工家庭，父母都是医生，个人成长也一帆风顺成为收入不菲的牙医。他没有底层生活的直接体验 ，对苦难的认识有局限性，缺乏力度和深度。而路遥的童年几乎是在饥饿和忧郁中度过。“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并规范着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谢有顺讲：“叙事是在复述生活，也在创造生活的可能性，而‘生活的可能性’正是叙事伦理的终极旨归。” 《活着》所有对福贵的讲述，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是生活的真实。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也完全有这样一种可能。而路遥在讲述苦难的同时，能够让人看到光明，得到安慰。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两种叙事伦理，两种不同感受。我不是说其中哪一种叙事伦理就好，而是无论哪一种叙事都应该有创造生活的可能性。叙事伦理不仅关乎文学，还关乎着我们的现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