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吴定国
在我家，每间房子的桌上和墙上都摆放或悬挂着电子钟，抽屉里也放着好几块已经很久不戴的手表。电子钟的功能很多，有公元纪年的，也有记农历日子的，还有星期计时，更有温度计。
现如今，这些东西在每个家里都是极为平常的事了！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极其艰难困苦的年代里，别说是一块表，就是一个小小的闹钟，几乎都是很难办到的！
还记得在我上旬阳县城关小学的时候，每到夏天，经常用笔在左手腕上画上一只“手表”。虽然是画着玩耍，是假的，但却是我和许多小伙伴童年的梦想。
那是1960年底，旬阳山城的家里，挤出来5元钱，买回来了一个西安生产的“红星”牌小小的闹钟。当时的闹钟里面好多零件都是用铅制作的，所以这个闹钟没用几年就坏了，但它却是我母亲一生中唯一用过的贵重物品了。
上海生产的小闹钟
我和妻子拥有第一个小闹钟，是1969年2月14日我们结婚大喜的日子！
那天，我就职的安康日报社的同仁和住报社“工宣队”的好几十个人，凑份子，给我们买了个价值19元、上海产的“钻石”牌小闹钟。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结婚送份子钱，一般都是5毛钱和一块钱的份子钱。
20世纪80年代的手表
那是我人生中拥有的第一个计时工具。时过55年了，至今我还记得它的模样。石榴籽红的钟盘、电镀闪闪发亮的、椭圆形的外壳。我夫人陈双琴每天都要用抹布小心翼翼地擦擦它。从此以后，我们上班和作息就知道时间了！
1983年，安康城区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前，夫人赶忙把这个珍贵的闹钟和收音机，搬上高处的楼房中，这才没有被洪水冲走。
可惜的是这个对我们夫妻有纪念意义的、文物般的“钻石”牌小闹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因儿子和同样居住在安康城区纱帽石报社家属院的另一个工人“炸金花”时，输给了对方。对于这个事至今我耿耿于怀，但儿子却忘得一干二净。
话又说回来吧，1969年春，在全国号召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的岁月里，原本居住在旬阳县城的父母亲、哥嫂和侄儿侄女，都被下放到远离旬阳县城70多公里的蜀河口下辖的沙沟公社显明大队中高山上偏远农村了。1970年深秋，母亲病逝在那里。
在那个年头，想从农村重返旬阳山城可谓是希望渺茫。1975年秋，旬阳县药材公司以2500元的价格，买下了我家在旬阳山城最高处、龚家梁子的祖祖辈辈居住了上百年的老房子。
父亲上安康来后，好不容易给我120元钱。当时，我酷爱摄影，一直想买架相机，但也很想买块手表，权衡利弊后，我下决心还是买块手表吧。因为摄影是个花钱的事，胶卷要钱，冲洗照片要钱。在那个物资极为匮乏、计划经济年代，“三转一响”可是人人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呀。更何况，在当年想购买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好不容易有了钱，没有票证也照样办不到。
当时，每隔一年半载的，商业局就会给地直各单位分配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票证。
三年总算是等来了润腊月，我也终于弄到了购买“延安”牌手表的票票，买回了心心念念的、最贵重的“延安”手表，我和妻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但手表只有一块，我和妻子就轮换着戴。当时，我在安康日报社是印刷报纸的工人，夫人在安康缫丝二厂上班。白天手表归她戴，晚上我上班时戴。
我还记得“延安”手表厂是从上海市搬迁到西安的，也知道那块手表是17钻的。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和妻子还经常把手表放在耳朵旁、聆听它那带着钢音般的“锃锃锃——”的声音。如今回想起那声音，真的是天籁之音。
这块手表还曾让我妻子的弟弟借去过。当时因为他要接媳妇儿，给他的媳妇儿戴戴，装装门面，风光风光。
1983年水灾前，我们居住在安康城区纱帽石家属院。一家4口人，住在12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里。
冬天里，房子都是关着门的。到了酷暑难耐的夏天，只好把门半掩着睡觉。手表就放在桌子上，家属院的大门整夜也是开着的，不论哪个人都是可以随时进入的。
有一天早上起来上班时，要戴手表，发现表不见了，把我一下子急出来一身汗，到处翻了个遍，就是没有手表的踪影。
当时我就想，手表的带子是皮子的，有汗味儿，是不是老鼠给拉走了？当时所住的那个房子一大半是由木板铺就的，地板上也有老鼠洞，我就把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搬到外面，把地板撬开，用手电筒照着里面深处找，还是没找到。
和我们居住在一块的报社同仁对我说，肯定是小偷把手表偷走了。
为了这块手表，我们两口子难受了好多个日子。要知道那个年代的120元钱，可是真正地值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