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永庵
这是本翁一篇潦草的青春祭。希望它成为一只梦的风筝，从我的案头抖翅腾飞，穿过65年的漫长岁月，越过秦岭，掠过汉江，拥抱岚河，亲吻大巴山的云朵，轻轻悬挂在永远思念邓家院子那棵望春树的枝头……
1
在彩云缭绕的岚河上游，有一个叫做毛家沟的地方，弯弯曲曲的沟壑中静静流淌着溪水，倒映出两旁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
这里是花里公社丰景管区普子大队（今为孟石岭镇丰景村)，当地人叫邓家院子。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经在这里劳动锻炼。这里其实也不过二十几户人家，除了邓家院子聚居着七、八户人家外，其他农户都散落在三五里方圆之内的沟沟岔岔里。这里海拔接近三千米，坡陡沟深，据说是数百年前自江南迁徙而来，楚地方言依旧，宗族排字有序，听老人讲，“礼、乐、继、上、世、诗、书、传、万、代”这祖上拟定的八字辈分口诀，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到了“诗”与“书”字两代人，薪火相传很久很久。
2
那时，我不过二十岁出头。先一年，我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原安康县文工团乐队担任演奏员，不久，即被调到安康报做记者。数月后，即1960年2月，领导通知我，我被下放。他告诉了要去的地方。那时，岚皋和安康合并为一个大县，岚皋成了镇。我去的地方，离岚皋还有一百多华里，在巴山深处花里公社的丰景管理区。那时的管理区是公社派出机构，管理着区域内的若干大队，农民简称它为管区。
我在辽阔无际的关中平原上长大，初来乍到这十万大山深处，面对着这儿的山山水水以及山路上背着背篓和拄着搭杵行走的山民，只有呆望，兼之谛听，惊愕不已。
1960年的春节刚刚过完，遵照安康县委要求，我便独自扛着行李，从安康城七里沟乘船摆渡西行，溯汉江而上，沿着坎坷崎岖伸向大巴山深处的山路，步行30公里到了老庄子，又30公里到了佐龙镇，又30公里到了岚皋城，转而东南方向涉过岚河，依山傍水行15公里，到蔺河口，又30公里，到花里公社，往东北方向到了丰景管区。沿着渐行渐高斜长的砭子路，终于来到了名为邓家院子群山环抱的小小村落。放下背包，坐在山边的一块岩石上，拣了个干枯的树枝，在地上划拉了些数字，把它们相加起来后，才知道此行共走过了160公里。
丰景管区的杨生栋书记，把我们领进位于陡峭山坡上的邓家院子。他推开一扇石板瓦屋大门，指着说：“党同志，就住在这里，么样？”
“么样？”话虽未完全听懂，我却高高兴兴地把背包立即放在地上，气喘吁吁地向书记点头致谢。
下放劳动开始了。
正是春播时节，我们下放干部依照各自居住地被编入不同小组，每天两晌，跟着社员们上坡点种苞谷。我分工点子撒粪，肩头交叉着一个种子小篓和一个家肥小篓，一步步地跟随着刨窝的社员依垅前行。
三天后，由我来挥锄刨窝，感觉比点子撒粪累多了。在坡度40度左右的挂牌坡地上行走都很艰难，更何况还要俯着身躯刨坑，真使人疲惫不堪。
于是，我们私下商量了一个偷懒的办法：找个借口，去管区休息休息。
因为常常被通知去聆听传达文件，也有去接听来自安康或西安的长途电话，或者下白杨粮站为食堂买粮背粮，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们有机会去管区惬意地小小休整一番。管区位于大小毛家沟汇合的那座残桥下面，离邓家院子并不遥远，只隔着个金狮大队，来去很方便。管区的房舍虽然与农家居所相差无几，但它毕竟是公家单位，有桌椅，有茶炉，有厕所，比较明亮宽敞些。在管区，伙食比村上大食堂肯定好，也能随意翻阅报纸，打打乒乓球，大家自然都乐意去。当时的花里公社丰景管理区，书记是杨生栋，主任是张仁协，副主任比较年轻，好像还不到三十岁，名叫余国良，此外，还有一位财粮文书，一共编制四人。他们每日三餐，都是自己动手，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无所谓什么上班下班，凡社员来办事，绝无繁文缛节，随来随办，效率极高。
那时正逢饥荒，我们在大队食堂里吃饭，粮食严格定量，几乎顿顿都是土瓷大品碗盛着的蒿子糊汤。常常是刚放下饭碗，不一会儿，肚子就咕咕地叫了。下放干部中有个张九江，他是个极细心的南方人，他曾把我们当时吃过的各种野生代食品，一一做了标本夹进书页里，有蕨根、野白蒿、则儿根、蛾耳肠、漆蜡籽、毛耳草、榆树皮、桑树叶等等，共计18种之多。因为天天吃粗粝的野生代食品，大家都患上了便秘，真是苦不堪言。于是，向公社和县上反咉，为来自原安康县防疫站下放干部李规平请了几天假，请他回单位去取灌肠器，赶紧回来为大家轮流灌肠医治。疗效还好，大家很高兴。李规平说，我还给同志们带来几瓶甘油丸，大家试着用用，效果会更好。谢支书听了，笑着要了几粒，对大家说：“李同志的药丸，我也掐！”“掐”是方言“吃”的意思。
他的话一下子把大家逗笑了。
3
这个谢支书不识字，新中国成立前是个乞丐，不知他从何处流落至此，成了居住在邓家院子的一个外宗异姓。给他的两个男孩儿取名字，大的叫大叫花，小的叫小叫花。叫花子，是讨饭的乞丐。他把”叫”念作“告”，他笑着说，告化儿告化儿，名贱人贵嘛，要得唦！65年后的今天想来，这大小两个叫花，谢支书的一对宝贝蛋蛋，现在如何呢？去了外地了吧？混得可以吧？
30岁的邓堂诗，土改时，因爷爷和父亲都去世了，年纪轻轻的他，不幸被划为地主分子。我们曾监督他清扫积雪、撬山运石、焚烧火粪，他总是拼着干，默然无语。改革开放初，他五十几岁，一定被摘了帽子，变成了一个灿烂阳光下真正的中国农民，但如今的日子过得怎样呢？他那三个男孩都上学了吗？
我至今一直还在怀念着那位孤身而居的贫农社员胡家顺。他非邓姓，看来也是个从遥远的地方流落到小毛家沟的外乡人。他当年四十多岁，长发如毡，像个野人。那年七月某日的早晨，洗漱后，我扛上锄头推开房门正要上坡劳动，却看见门外地上放着一篮熟透的桃子。经打听，才知道是胡家顺送来的，他家院子的桃子熟了，他舍不得吃，也不去挑街叫卖，却惦记着我们下放干部，怕我们拒收，专门于天亮之前送了过来。晚上，他过来取篮子，我表示谢他，他却说：“你们家远，你们家远”，接过篮子，转过身，踽踽去了。他把“远”，说成“阮”，这是方言之音，这声音至今犹回响在我的耳旁。
邓家院子有一个名叫邓超的15岁少年，他没有按祖拟的口诀取名，自信是新中国少年，必会有超越祖辈的大好前程。我记得他正在白杨公社读初中，周六回来，周日又去，曾立志要考安康师范，学成后回花里做小学教师。但据说，他初中学业未竟，只能回到队上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不幸双眼失明，再后来，去世了。在我的心中，这位自己给自己取名为“超”的少年，堪称是邓家院子的一抹亮光。但他却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离开了，这束亮光，也就熄灭了。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个长得非常秀丽的名叫邓恩诗的少女，她家坐落在大队食堂的坎上，因为家穷，她常常只能穿一条布丁摞布丁的裤子。穿着自己打的龙须草鞋，天天上坡劳动，打猪草，赶墟场，见人怯怯地笑。后来，不知她嫁到何处？女婿对她可好？
在邓家院子，我还目睹了当年那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之呆怔和个别农村基层干部的散懒张扬，也体味了饥饿、涩苦和无助与无奈的日子。在这里，听不到歌声与笑声，甚至听不到牛哞、羊咩、狗吠和鸡啼，这使得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年轻的我，在初始的日子里，变成了一个聋哑人。然而，聋与哑之外，我却还不是盲人，并不甘寂寞，在如豆的桐油灯下，我悄悄地书写日记、创作诗歌，还在当时的省委机关报《陕西日报》上发表了《老书记》《山歌》《夜战》等稚嫩的诗歌作品。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学会了挖地与耕耘，学会了播种小麦与玉米，学会了“窖洋芋”，学会了推幺磨、烧火粪、伐青竹、引泉水，学会了背着喇叭型的大大的扎背篓上山，学会了育稻种、插秧田、薅二道秧，学会了不怕蚂蟥叮咬，拄一根薅秧棒，挺立在倒映着自己影子的水田中，吼几声刚刚学会的巴山号子，并让这声音汇入了大巴山的一声声松涛。
遗憾的是，打谷的日子我缺席了。我被公社抽去协助他们突击中心工作。我相信，舂出来的稻米一定很白很香，食堂开饭时，邓家院子必会荡漾起一缕缕笑声。
这一切，比我写在纸上的那些诗句珍贵优美多了。
因为有了它们，我的梦想才被时代寄给了大海和远方。
4
两年中，我与邓家院子也有过几次短暂的离别。
一次是1960年冬天，我被公社抽调出来，作为工作组成员，下到孟石岭大队安排社员生活。那次，我有幸与花里公社副社长邹宏范结伴，有机会向他学习了好多知识。宏范是山西人，战争年代就参加了革命。与他在一起，我感到宁静、温暖。岚皋作家黄开林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收录有我围着一条花格围巾的照片，那就是邹社长望着飘飞的雪花，从自己脖子上摘下来给我围上的。
另一次是去花里管区草坪大队抓春耕生产工作，这次与我同组下队的，是下放在公社的一位老干部常某，此老是陕北绥德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但据说因为有历史的问题，时任安康县税务局副局长。记得临下队时，公社书记张双成，当着我们俩的面，郑重宣布说：“有什么事，和老党同志商量。”这就是组织的口头任命啊！老常是经过世事的人，只有诺诺，点头称是。
还有一次，那是1961年的夏秋之间，城乡形势相当吃紧，各地都在组织干部下乡，集中抓“清山扫残”工作。当时，我被县上抽调到铁佛公社状元管区开展这项工作。状元管区的党委书记姓毛，我向他汇报工作时，常常口误，总把他喊成“毛主席”，凡在此时，听到的人每每窃笑，我也感到不好意思，而他却从不嗔怪，也不纠正，一脸的无所谓，我自然也释然了。
5
当年县上到岚皋的干部，共有两个小组，佐龙一个，花里一个，人数也不过50人左右。
分到花里公社丰景管区普子大队的约二十人中，据说大多都过世了。至今还能记得起来的，有县文化馆干部王崇典、县人民银行干部吴显廷、县粮食局干部曹亚东、县防疫站技术人员李规平、县计委干部伏庆昭、县财税局干部张九江、县供销社干部邓正杰、县文化局干部肖世本等。
山高水远，风飘云散，一切昔人往事，如今都渐渐隐入了身后的烟尘。
有幸的是，我的老朋友曹亚东先生依然健在，他今年90岁了，居住在汉江之畔的广厦中颐养天年。离休前，他曾担任中共岚皋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他是湖北竹溪人，1949年13岁时就参加了革命，少年从戎，西进安康，实在不容易。如今，他无愧是我们当年下放干部的一尊含笑的碑石啊！
2024年秋天，他的女儿曹晓梅开着车陪他来长安看我，我们两个八旬老翁共酒畅叙，一起回忆当年在邓家院子的日子，真是感慨不已。
6
对于邓家院子的怀念是无穷无尽的。
从1961年秋天离开邓家院子算起，65年过去了。65年间，我曾两次专程从西安返去看望它。
一次是由岚皋县已故作家李发林陪同。
当年，我下放花里的时候，发林先生正在当地的草坪小学教书。我们常见常叙，有时还彻夜不眠，在一起互相修改作品，成了很亲近的朋友。上世纪90年代，他因病在西安住院，我曾几次去看望他，每次他都会深情缅怀起我们的交往。这次，他知道我想去花里走走，执意要陪我一起前往，行前，还在他的蔺河口居处设家宴饯行，让我不禁想起李白那“桃花潭水深千尺”的动人诗句。
他订了车，还约了他那在电视台工作的女儿李辉苗扛上摄像机一路相随，为我们录制重返邓家院子的短片，记录下我们对于邓家院子的久违思念和重聚之情。
另一次，则是由岚皋县作家协会主席、《南宫山志》主编杜文涛相陪。那天，他还特意带上了县上的几位青年作家同往，一路笑语欢歌，令岚河的浪花与南宫山的云朵也为之动容啊！
我们一起在邓家院子徜徉，在著名的双丰桥禁赌碑前沉吟，在武学村周氏武学馆观瞻，相互搀扶着攀登上花里龙安寨，在那残垣断壁之间发思古之幽情……
今夜，邓家院子啊，我在千里之外的古都长安翘望你，翘望你那明灭闪烁的灯火，翘望你院子中那棵诗一般的永远婆娑低吟的望春树，你知道吗？
哦，6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受过你无私哺育与深情熏染的年轻人，如今已是鬓发如雪、步履蹒跚，而你，还好吗？
一息尚存，我还会去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