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松铖
安康籍知名作家胡君，笔名是愚公，取这样一个笔名，当然是有深意的，它预示着一种精神，一种矢志不渝的探寻和坚守。想想看，一个作家以十年之功沉潜岐黄，为学习中医知识，积累生活素材，深入秦岭山谷追随民间中医，甚至在民间诊所打工数年，十年之后终于完成中医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青囊》《当归》《重楼》，“愚公”精神不言自喻。
我平心静气读完“三部曲”，老实说，很震撼。我的震撼其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对中医的认知之深，让我惊诧，这不是一日之功，更不是翻读了几本医书那么简单，而是作家对传统中医的理解、感悟、探究，完全融化在了艺术的情感之中，故事的建构与人物的命运休戚相关，让你丝毫看不出植入抑或是黏和的痕迹。
在“三部曲”中，中医不是抽象的、生涩的说教，而是可感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一种艺术存在；二是在中医这个领域表现中医，人既是支撑点，也是媒介，它不但要传递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还要传递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医道。医道是形而上的，但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却被作者牢牢控制在了人的灵魂中。“三部曲”中那些精于岐黄之术的行医者，在作家笔下个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作者以深刻的艺术感知，鲜活地为我们呈现了作为国粹文化的中医，深深扎根于华夏大地，以自己丰厚的底蕴、精湛的技艺，悬壶济世的悲悯情怀护佑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的宏大历史。
愚公的“三部曲”不只是讲中医的传承，传承是我们应该秉持的一种态度。中医走过几千年，它强劲的生命力不是外在的形式和躯壳，而是它自始至终都遵循道的规律、道的属性，中医的这种“遵循”，是将自己纳入到了一种哲学的视域中，即顺应自然而不悖逆自然，辨证施治是其核心。学者戴建业在他的《精读老子》一书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取法自然就是要人们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不无端扰乱世事的进程，不无理干涉事物的变化，不蛮横破坏外物的特征。”这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诠释，其实也是中医理论建立的根基。如何评说“三部曲”，我想从三个方面慨而论之：
传承中弘扬高尚的医德
《青囊》与《当归》讲的都是中医传承的故事，只是传承的方式不同。前者是师徒传艺，后者是讲家族医学的赓续，两种方式皆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传承最重要的古老形式或习俗，这种习俗在民间、在家族中，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或许正是这样的存在，才使得一些秘不外传的技艺得以存活、延续下来。《青囊》中的徐长卿，一个淳朴忠厚的农家子弟，机缘巧合，被避难到秦岭南麓的蜀地名医凌朴子一眼相中，认为其资质堪造，可传衣钵，徐也亲身感受到了凌朴子深藏不露的精湛技艺，欣然拜其为师，潜心学医。一年后凌朴子被迫害致死，徐长卿的命运也是几经波折，但困厄不改其志，他一边刻苦钻研师父留下的医书，一边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徐长卿时刻牢记师父临终前的教诲：“竭自己所能挽救生命”，技艺上精益求精，以师父为楷模，不追名、不逐利，谨言慎行、低调谦虚，视患者如亲人。小说结尾，徐长卿出走，我以为很有咂摸的味道，这是一种境界的升华，是觉悟。徐长卿要效仿师父凌朴子云游四方，踏访名山大川，于云游中体悟医道的真谛。在留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穷，亦不得瞻前顾后。”“一代代中医人传承下来的，不仅仅是术，承载医术并惠泽世人的，最根本的是道。”道才是中医的根本归途，有道，术才有根，才有营卫的土壤；有道，术才站得稳，立得住。
《当归》讲的也是一个关于中医传承的故事，但这是一个家族技艺的传承，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显然超越了《青囊》。《当归》中的郭守正是一个医道精深的老中医，他晚年创建了一种中医独特疗法——郭氏圈疗，为了验证这个疗法的医理药理，他毅然辞去公职，开办私人诊所，十几年如一日，用自己独创的“郭氏圈疗”，治愈了数以万计的西医皆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包括癌症)，赢得了“郭圈圈”的美誉。郭守正73岁那年，突然只身离家去了终南山，他留信给儿子，说自己进山只是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些没有时间思考的医学问题。儿子郭柏川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过了郭氏外治疗法的衣钵，成为第五代传人，他辞去药厂公职，组建了郭氏圈疗传承推广中心。
《当归》讲的是一个家族技艺的传承，但它拓展了传承的边界，深化了其内在意蕴。“郭氏圈疗”虽是郭氏家族的独门技艺，但从郭守正开始，已打破了家族的门规限制，让圈疗公开化、普及化，最大限度地造福更多的人。郭柏川组建郭氏圈疗传承推广中心以后，更是不遗余力地践行父亲的这一做法。郭柏川虽没有医师资格，但他生活在中医世家，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的言传身教使他领略了圈疗医理的奥妙和其中的精髓。
“从曾祖的父亲追随吴尚先大师开始，郭氏几代人就固守中医外治一隅，在按揉、香灸、膏贴手法和制剂上下功夫锤炼，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郭氏外治法，代代相传。父亲是第四代传人，他不仅完美地承继了家族医术，还把郭氏手法配伍组合，创造性地发明了用药液画圈治病的圈疗法。圈疗是用特制的中草药圈液先在病灶部位画上一个外圈，阻止其扩散，然后在圈内施涂内圈、大圈、小圈、螺旋圈等，达到行气活血、消肿化瘀、软坚散结，阻止癌细胞扩散的目的。”
郭氏圈疗法，经郭柏川的传承推广，在社会底层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很多医院无法治愈的疾患，或是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病人，找到圈疗传承推广中心，通过郭氏圈疗，病情得到好转。精神状态一路向好，癌细胞明显得到遏制。
《青囊》与《当归》，成功塑造了徐长卿、郭柏川两位中医的传承者的形象，他们通过两种不同的传承途径获得了技艺，又在未来的传播和实践中，实现了各自的人生价值。无论是《青囊》中的徐长卿，还是《当归》里的郭柏川，都经历了长期痛苦磨炼的心路历程，从单纯的治病救人，逐渐上升到一种超越技艺的医者仁心的大爱境界。他们前行的路上都有一盏相同的灯为他们照明——师父，仁心仁术的老一辈中医，他们留下的除了弥足珍贵的医术，还有一颗悲悯心、慈爱心……
术与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作家在“三部曲”中，没有将中医神秘化，没有过度解读中医之“术”。特别是在《青囊》《当归》中，表现“术”的地方最多，但如何呈现“术”、如何立稳“术”，作者开动了艺术的想象，让术与德形成水乳，在人性的映照中，“术”不再孤立，而是被裹上了血肉、赋予了灵魂。《青囊》中有一个情节，读后让人惊心动魄，一个叫吴月莲的农家妇女上山砍柴，不慎滚下山崖，滑出几丈远后，被一节树桩拦住，树桩直接插入身体……一行人将其送到村医疗站，女人已奄奄一息，命悬一线。此时，徐长卿却异常冷静，安排立即施救，徐长卿把一根二尺余长的擀面杖在手里掂了掂，洗净消毒后在一头绑上纱布，把他配制的药膏涂抹在上面，然后对吴月莲的男人说：“来，我们一起给她上药。”
汉子慌乱地摆手：“徐大夫，你……你该咋治咋治。”
“徐长卿把药棒缓缓地探进吴月莲身体，轻轻地转动。昏迷不醒的吴月莲脸上全无血色，由于身子暖过来，血痂洗净，伤处开始渗血，殷红的血液不停地往外渗，在场的人个个心惊胆战，吴月莲却像死人一样毫无知觉。”
徐长卿用医书上从没有过的、惊世骇俗的方法，挽救了医院已放弃救治村民们认为必死无疑的吴月莲。《青囊》中，“术”不只是叙事的组成部分，它还承载着道德和人性。作为一个乡下郎中的徐长卿，在医术和良知面前，良知常常是高于、大于医术的。徐长卿曾被派来驻村的高部长整得死去活来，后来已退二线的高部长，身患背痈，痛苦万分，多方治疗不愈。高部长的夫人登门找到徐长卿，苦苦哀求徐前去诊治，徐长卿没有将她拒之门外，而是以德报怨，同意上门为其治疗。
《当归》中郭氏圈疗既是“术”，也是一种方法。小说中的引证、例证很多，虽略显繁芜，但总体上没有脱离小说的主线，在叙事节奏的把握上是得当的。“术”在《当归》中，犹如群峦拱卫孤峰，所有的引证、例证，都是为了烘托“术”、凸显“术”、证明“术”，但“术”在小说中，它不只是一种技艺，一种抽象的理念，它被人驾驭、被人掌控，成为造福底层群众的福祉和手段。郭氏圈疗，在郭氏圈疗传承推广中心这个大家庭里，它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技艺，它不属于某个人，在这个中心，调理师用它来治病，也用它来教授病人，从而实现“自医自疗”的目的。让家属、病人都参与进来，发挥和调动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被动治疗变为主动治疗，增强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这是郭氏圈疗治病的核心所在。小说中，术与德之间的依附关系，是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行动赋予了“术”的张力，当然也赋予了“术”从一种手法，变成了一种医患之间的信任，有了信任，“术”便有了情感的温度。
“爷爷的烂足虽说大有好转，但局部还有疮口尚未愈合。溃面隆起处有乒乓球大小的白色薄膜，轻触便有脓液渗出。郭柏川的手指在这双烂足的疮口、溃面、痂皮之间轻微而快速地移动，近伤处按揉轻之又轻，越过伤处到某些穴位时又用力按捏。为了保持爷爷的双脚与腿部平行的姿势，郭柏川把爷爷的双脚搭在自己膝上，探着身子，一手一只脚，同时按、揉、捏，徐徐推进，时而轻缓，时而加力。保持这个姿势很吃力，不一会儿工夫他额角上便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这是郭柏川为一个糖尿病晚期患者调理的全过程，患者送来时，临床表现为四级，双腿已大面积溃烂，如不能及时控制，很快会全足坏疽，那时就只有截肢保命了。调理一个月后，病情一天天好转，溃烂完全得到了控制。
《青囊》《当归》中以人写术，以术颂德，人、术、德三者实现了有机统一，而最终术与德构成了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人物、故事浑然一体，可读性增强。
尊重自然，敬畏生命
愚公的第三部长篇《重楼》，视角已经突破中医题材，或者可以说它不是纯粹写中医的小说。愚公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淡定、从容的姿态，叙事已不再拘谨，人物、情节乃至语言，都显示出了驾驭上的纯熟。
小说的开拓面，已不囿于中医，但中医还是小说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构成情节的主体。《重楼》表现的是什么？显然不是单纯的医患之间的问题，小说中涉及了医、佛、道之间的关系，涉及了城市与自然的矛盾，而在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中，人是极其渺小和脆弱的，它受到的碾压和伤害也是最大的，当然，作者笔下的生命是具体的生命、狭义上的生命，他们是由个体生命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些现实世界中的人，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乡村，如身患白血病的杨小蝉、被胃疾折磨得死去活来而选择出家的如真父女、遭毒蜘蛛咬伤而毁容的农家妇女罗素灵，以及突然查出已是肺癌晚期的方亦群教授……他们皆是在病痛无法解决的绝境中，或削发为尼、或剃度出家、或走进山野寻求自疗的办法，不管他们是去了道观、寺院抑或是山野的茅棚，不管是哪一种方式，他们最终选择的不是对疾病的抗拒、抵御和放弃，这群人纷纷投身于自然，而那些道观、寺院、茅棚，不过是自然中的一枚具体的符号，“投身”其实就是和疾病“言和”，生命在自然的抚慰和调理中，渐渐回归到一种完全平衡的状态。
《重楼》中的终南山，你可以认为是一处确指的真实存在的地方，也可视为一处理想中的当代人的精神栖息地。现实中的人走进了那里，犹如赤裸裸走进了天然的沐浴池，这一池纯净之水，将洗去你身上，尤其是心灵上的一切污浊，让你回归到生命的本源上。人一旦祛除了妄念、幻想、浮躁，你的思想、意识就会在天地万物顺遂的情境中，体味到生命与自然的和谐。故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语言简省，道理深刻。
小说中，那些走进终南山的人，每个人的境遇不同、遭际不同、结局不同，但他们对生命的认知和感悟是趋同的，特别是那些身患绝症的人，在了无希望的时候，是终南山给了他们新的生命之源。在这里人与疾病最终实现了“言和”，而中医恰恰就是“言和”的最佳途径：尊重生命、敬畏生命，首先不悖逆规律。小说中的张三公是一位有见地、有学养，医德高尚的老中医，但他为世俗所不容，在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情况下，选择了终南山，他一边隐修一边为人治病，于是，那些为疾病所困、所累、所苦的人，便与他建立起了一种高于医患关系的特殊的情谊。终南山清新的空气、宁静的环境、自然生长的草药，加上张三公精湛的医术，一些绝症患者经他调理、治疗，获得了新生。
“三部曲”真正揭示的其实是一个生命观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对生命密码的解析和破译，即中医是如何看待生命和认识生命的。传统中医理念中，中医和疾病之间，不是对抗、排斥的关系，而是最大限度地“言和”，中医的“言和”即是对生命状态的一种调理，而调理就是对人体内循环的引导、疏通，清淤的过程。
中医的生命观是和宇宙观相统一的，它将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法贯穿到治病救人的理念中，从整体观照局部，即没有孤立的局部，只有统一的整体。因此，中医将人体的小环境，在认识论上等同于对自然的认知，或者说中医是把人体当作小宇宙来看待的。这应该才是“三部曲”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