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相
在当代汉语诗坛的星图上，陕西诗人南书堂的诗集《临河而居》，犹如一泓深潭映照着秦岭的轮廓，犹如一册泛黄的地方志记载着河流的密语，犹如一盏不灭的油灯照亮着乡愁的纹理。
这部诗集以秦岭为脊梁、以汉水的最大支流丹江为血脉，构建起一个既具体可感又超越时空的诗意世界。诗人以地理学家的精确丈量着每一处山水褶皱，又以哲学家的深邃勘探着存在的本质，最终在汉语词汇的涅槃重生中完成了一场精神的返乡仪式。这部诗集不仅是商洛山水的地理志，更是一部现代人寻找精神原乡的心灵史。
南书堂的诗歌语言，在我个人的诗歌阅读视距之内，极具“地质沉积”的特征，这种语言质地如同汉水的最大支流丹江河床的冲积层，沉淀着千年的水土记忆。在《秦岭密语》一诗中，诗人写道：“秦岭在说话。那些树木，溪流/那些含烟带雨的雾岚，露着白牙的石头/都有它张开的嘴”。这种拟人化的书写不是简单的修辞游戏，而是实现了物我之间的灵性对话，正如诗人在自序中所揭示的自己恒常的那种创作姿态：“我就在这样的地理上忙碌地奔走着，放纵地闲适着，长久地思索着”。诗人将秦岭视为一个巨大的言说主体，而自己则是虔诚的聆听者和转译者，这种主客关系的设定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重建了人与自然的本真联系。
在我个人读来，南书堂的《临河而居》构建了完整的三重地理空间：在《醉》《云在天上，水在地下》等诗中，我们看到的是物理性的秦岭－汉水地理；在《驿站》《古道》等作品中，诗人则展开的是历史人文地理的维度；而《在心里建一座寺庙》《沉默》等诗篇中，诗人则开拓的是自己精神地理的疆域。这三重空间并非割裂存在，而是如诗人在《临河而居》中所呈现的：“一条河/不由分说地统领了我们的生活”，自然河流与生命之流在诗中达成了完美的灵魂同构。
面对现代性冲击下的乡土变迁，南书堂的诗歌体现出深切的挽歌意识与重构努力。在《写在诗里的故乡已大面积崩溃》一诗中，诗人痛陈：“父亲，自你走后/先前我写在诗里的故乡已大面积崩溃/现在，仅剩下了这埋着你的小小土堆”。这种崩溃感不仅指向物理家园的消逝，更隐喻着精神原乡的沦陷。然而诗人并未止步于哀悼，在《回故乡》《挑水的母亲》等诗中，他通过记忆的诗意重构，使消逝的故乡在语言中获得重生。
在《村子》一诗中，诗人以近乎考古学的笔触记录着乡土异化的过程：“砖厂吃掉了大半个土塬/村子被迁到砖厂附近/房子一律新一律白”，这种表面的“欢天喜地”的背后，暗藏着土地伦理瓦解的隐痛。在《发现狼》一诗中，诗人则通过生态视角折射出乡村秩序的崩坏：“狼已消失多年，村子少有对峙之物/村子自以为是的恶似乎膨胀了许多”，当自然的天敌退场后，人性中的贪婪反而失去了制衡。
但诗人并未完全沦陷于自己的创伤叙事，在《雾》一诗中，南书堂构建了自己记忆的庇护所：“大雾弥漫，村庄隐逸/隐去沉重的骨骼，只剩下虚幻的轮廓”，通过诗性的模糊处理，消逝的故乡获得审美救赎。在《青草地》一诗中，诗人通过童年视角重构了自己精神的乌托邦：“竹筐里总盛不满猪草/却装着一个又大又圆的夕阳”，以未完成的劳作隐喻永不落幕的乡愁。这种重构努力在《忘不掉的地方》一诗中达到高潮：“父亲这粒种子长出的庄稼/却比别的庄稼茂盛”，将血缘传承转化为精神基因的永恒延续。
“在地性”是当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指文学作品与特定地理空间、地方文化形成的深度互文关系。其核心特征包括：地理标识性（具有明确可辨识的地理坐标）、文化肌理性（渗透着地方特有的文化记忆和生存智慧）、经验本真性（拒绝概念化书写，展现未经修饰的地方经验）和普世转化力（能将地方经验升华为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
南书堂的诗歌就具有鲜明的“在地性”特质，这也使他的诗歌创作迥异于浮泛的乡土抒情。在《淘金记》《捕鸟记》等诗中，诗人将地方经验提升为普遍的人类境遇写照。这种写作姿态也印证了他在自序中的宣言：“我可能就是只适宜于长在秦岭南麓、丹江河畔的一株草木，靠这方水土存活，而长出的枝叶，绽放的花朵，结出的果实，无疑都有它们馈赠的血统。”
在《淘金记》一诗中，诗人以近乎人类学的视角观察秦岭淘金者的日常：“捞起沙粒，筛呀筛/一如他带来的花狗几乎啃光岸上遗落的骨头”，将具体的劳动场景升华为对人性执念的普遍观照。在《捕鸟记》一诗中，诗人则通过童年游戏展开存在之思：“偌大的筛子下面/总空无一鸟，或所获寥寥”，捕鸟装置成为命运隐喻，暗示人类对掌控自然的虚妄。
《临河而居》开篇即宣告：“我的生活离不开一脉山与一条河。山叫秦岭，河曰丹江。”这种地理命名不是背景设置，而是将经纬度写入诗歌DNA。在《东秦岭》一诗中，诗人精确标注：“陕鄂豫三省庞大而坚韧的尾部”，使诗歌成为可导航的地理文本。《打糍粑》一诗中“木槌俯向石臼的一瞬/击打与碰撞，已不再尖锐，像是/亲昵的吻”，诗人将陕南制作洋芋糍粑的体感经验转化为诗歌节奏。动词“俯”“击打”“碰撞”的选用，模仿着方言中描述劳作的特有力度。
在《水鬼》一诗中，诗人则重构了商洛的民间传说：“他有话要说/音未落，便不见了一卷水雾里的影子”。诗人将“水鬼讨替代”的民俗信仰，转化为对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精神困境的隐喻，完成从地方性迷信到普遍性关怀的飞跃。在《冬日暖阳》一诗中，诗人写道：“积雪静静地融化，一波一波磷光/若水意的女子的眼神”，诗人精准地诗性捕捉了秦岭南麓冬季特有的“雪后暖阳”现象。这种物候观察区别于北方的凛冽或江南的湿冷，具有地理标识性。在《核桃树》一诗中：“它的伤口汹涌着市井的熙攘”，诗人将商洛特产核桃树转化为城乡冲突的象征。核桃的“青皮-硬壳-仁肉”结构，隐喻着乡村被现代化层层剥开的生存状态。
在我个人读来，诗人南书堂主要是通过三重转换来实现自己诗歌创作的“在地性”升华的：一是通过感官进行转换，如《挑水的母亲》一诗中，诗人将扁担“吱呀”声转化为“黎明是母亲挑回来的”通感体验；二是通过时空折叠进行转换，如《窑工》一诗中，诗人把传统砖窑与现代工地并置，展现劳动伦理的变迁；三是通过符号提纯进行转换，如《新织女牛郎歌》一诗中，诗人将农民工夫妻异地现象提炼为“节节上涨的银河”般的当代神话。这种“在地性”很强的写作，其实也印证了诗人的自述：“我的情感，我的笔端，总自觉不自觉地滑向山水氤氲的气象”，最终形成既有秦岭地质硬度，又具汉水水系柔性的独特诗风。
南书堂诗集《临河而居》中的时间哲学，同样也耐人寻味。在《一生里的雨》一诗中，诗人将生命历程隐喻为四季之雨；而《铜车马》一诗则更进一步展现了诗人对历史时间的独特理解：“从一节节散落的骨头可以断定/马是拉过铜车的真马，人是赶过铜车的真人”。这种时间意识使南书堂的诗歌既扎根当下，又贯通古今。
在当代诗歌过度强调“个人化写作”的语境之下，南书堂的诗集《临河而居》为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诗学时代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平衡：既保持个人声音的独特性，又承载着集体记忆的重量。如他在《窑工》一诗中所呈现的：“他们像做错事的孩子/正卖力弥补着自己的过失”，这种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关注，体现了诗歌的时代性担当。
南书堂的诗集《临河而居》其实最终指向的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哲学。正如同诗人在《葡萄架下》一诗中所描绘的理想生活图景，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为疲惫的现代心灵提供的疗愈方案。这种栖居方式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遥相呼应，但更具中国山水精神的特质。
南书堂的诗歌创作，整体而言，恰如他在《倒影》一诗中所言：“日月之下，万物皆有倒影”。他的诗既是秦岭的倒影，也是汉水的最大支流丹江的倒影，更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激流中寻求安身立命之处的精神倒影。南书堂的诗集《临河而居》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众神远去的时代，诗歌依然能够为我们守护那些“高贵而虚幻”的精神地理，依然能够为我们提供那些对抗虚无的决定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