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松铖
读完作家陈德智先生的长篇小说《乡约》，竟有几分说不出的惊喜，作者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内，成功地描绘出了一幅现实的、社会的真实图景，无论是底色涂抹抑或是场景渲染、人物勾勒，都实现或超越了作品自身的主旨。《乡约》就像作者自我否定的那样，它是一部非官场意义的小说！
一
然而，《乡约》所触及的核心仍然是“官场”，但这个“官场”的美学价值，显然更加契合当下的生活情境，或许是因为没有猎奇的细节，叙述就显得规整而又严肃，而充斥在作品中气韵，从开始到结束，一以贯之地保持了一种充沛的力量。“乡约”是整部作品的主旨，也是作者提前预设的一个美好的愿景。但读完整部作品，我的感觉是，小说在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上，似乎升华了作者的预设，或者这样说，它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对传统的“诚信”的阐释，“诚信”在作品中，其实已经慢慢被剥离掉了，当权力一旦被扭曲、当执政理念一旦偏离坐标，所谓的“诚信”就失去了依存的环境和土壤。
《乡约》为我们揭示的是一个政治生态的问题，好的政治生态，是由一群优秀的执政者营造出来的，不好的政治生态，则可能毁在一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当权者手里。如果说作者的愿景是呼唤“诚信”的回归，倒不如说是对基层执政者提出了一种警示，这种警示虽然含蓄而又隐约，但它一直存在着，尤其在作品的后半部表现得十分真切，作者的政治姿态一点也不模糊，相反，随着叙述节奏的推进倒是显得愈发地明朗化了。
小说的内蕴在作品的后半部有了某种质的掘进：政治生态的污染比现实环境的污染更可怕，作者对权力失衡的暴露和批判虽然是审慎的、隐晦的，但作品的政治棱角依然鲜明的凸显出来，这是情节推动的结果，表面上看它和作者的主观意愿似有抵牾。但作品后半部所弥漫的那种忧郁气息以及人物内心所表现出的无奈，让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种来自决策者内部对信县未来命运和前景忧虑的情绪，透过这种情绪，我们也看到了一种乐观的心态和坚守大道的勇气。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已故评论家雷达曾说过的一段话：“我一直觉得，当下中国的文学缺的就是优秀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决不是浅表地写写权力层面云雨翻覆就够了，它不仅会涉及社会深层结构，还会涉及政治文明和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深触人的灵魂世界和时代的重大精神课题。”而《乡约》中关于政治生态的描写，已经规避了早期官场小说的痼疾，它的触角伸及到体制构建对人文环境的影响，发展的根本所系在人，人的根本在于品格的确立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好的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的决策者自己营造出来的。
二
《乡约》我们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部分来看，其分界点是信县人事变动，具体地说是从第三任书记白世伟执政作为情节转换的一个基准。小说的前一部分虽然用了相当重的笔墨，写一个农村老太太王平银拾金不昧的事迹，这个因子的作用有两点：一是点明主题。拾金不昧是诚信的表现，而诚信则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根本，它是构建“乡约”制度的砖石。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阐述的：“这种乡约制度和乡约文化，以协商、订立村规民约的方式，促进村社邻里之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王平银拾金不昧的行为恰恰是古老的乡约文化的道德呈现。二是搅动了“官场”。确切地说是加快了信县政治生态的良性循环。王平银拾金不昧本身只是一个因子，但在小说的前一部分中，它却犹如一滴催化剂，触动了基层执政者的政治神经，激活决策者对投资环境、乡村建设、经济发展的深思和考量。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搅动“官场”并非贬义，王平银事件牵动了整个信县上层建筑的波动，无论直接或间接，它的作用都是积极的。小说的前一部分，写了信县作为洪州市工业大县的优势和潜力，写事更是写人，写信县决策层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共识以及在应对各种考验时的担当精神，特别是在铅锌矿废渣排放污染汉江水源这一重大事件上，信县的两位最高决策者县委书记魏德平、县长赵宇航，在面对检查组的调查和质询时，态度诚恳、责任共担，对于上级的处理意见丝毫没有怨言。
十天后，洪州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魏德平、赵宇航警告处分，给予在选矿厂选址中负有分管领导责任的原常务副县长、现任政协主席丁亮记过处分，对于负有具体责任人的分管工业副县长行政记大过处分。
对于处分，赵宇航没有觉得委屈。虽然自己刚刚上任不久，隐患是前任留下的，但问题是在自己任内发生的，出了事就要担责。来不及多想，他一头钻进了铅锌矿业的整合之中。
小说的前一部分，政治生态是在一种相对良性的态势中运行的。这一时期，信县的发展势头一路看好，工业大县的框架已经构成，最可喜的是，通过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偿还清了历年遗留下来的所有欠债。而这时的决策层虽然出现了人事上的变动，但过渡平稳，衔接自然。如信县县委书记王卓成调任洪州市副市长，县长魏德平升任县委书记，省建设厅规划管理处副处长赵宇航下派信县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人事变动，尤其是决策层面的人事调整，一般情况下它会牵动，甚至影响到一个地方的政局稳定，但小说没有把笔触放在权力变更这一敏感的问题上，而是重在写事，写四大班子主要领导间的配合、写信县的投资环境、写工业体系的构建及偿还债务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一切都在陈述一个事实：一个干事的班子、一个没有私欲的班子，它一定是一个团结的、和谐、有力量的班子。
三
小说的前后两个部分，是具有强烈反差的，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姿态，而姿态即观念，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将会直接影响到政治生态的健康与否。当信县处在一个最好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人事再次出现了变动：县委书记魏德平，因为年龄和学历的关系，调任洪州市政协任副主席，职务看似提升，其实已被权力边缘化，接替魏德平的是淯县县长白世伟。白世伟的高调亮相以及他任职前的发言，其实已经预示着信县的过去从此翻篇，新的抒写将从现在开始谋篇布局。白世伟的口才极好，很有演说家的天赋：
“他出人意料地没拿稿子，凭着一张嘴，滔滔不绝说了二十分钟，层次清晰，语言丰富，口齿伶俐，中途没有一点磕巴，让参会者暗暗称奇。他表达的是对信县发展成就和魏德平成绩的肯定，对信县未来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提出要争做洪州经济的领头羊，在全市实施率先突破，实现信县经济大跨越、城市面貌大改变、精神文明大提升、干部作风大转变，建设全省经济强县。”
白世伟的发言，即是后来被提炼出的“四一四”战略，是新任县委书记白世伟为信县重新勾画的奋斗蓝图。一个属于白世伟的时代到来了。小说从白世伟高调亮相到宴请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可以看出他驾驭权力的老道。宴请在一片觥筹交错的祝贺声中进行，白世伟再次对他的“四一四”战略进行了阐释，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权力细化，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成了每块任务的主抓人，分任正副组长，原则上对县委负责，其实说到底，是对白世伟个人负责。这看似非正式的聊天，其实是信县权力的一次高度集中，或者说是一次收回。白世伟轻松掌控了话语权，他将一种官场上的强势发挥到了极致。从在干部大会上的高调亮相到晚上以个人名义宴请四大班子主要领导，白世伟实现了树威、收权的过程，这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至此，白世伟成了信县一言九鼎的人物。
不久，白世伟“高瞻远瞩”的决策，几乎捆绑了信县未来的命运，未来是什么？谁都看不清，但作为县长的赵宇航心里是清楚的，信县其实已被人押在赌注上，从此将再无宁日，旧账还请，再添新债，这个包袱足以压垮政府有限的承受力。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堂堂一县之长，也成了银行的“打工仔”。赵宇航短暂的动摇除了人之常情，恐怕最大的还是一种担忧，白世伟的到来，政府的实际权力几乎完全丧失。因此，他滋生出的悲哀，不如说是对信县命运走向的无限焦虑。小说的后半部紧扣白世伟执政后信县的变化而展开，白世伟虽出场不多，但我们能随时感觉到他的气息存在：它在信县的上空游弋，并俨然构成了一种威压，这种威压不只是缭绕在信县的权力层，而是波及每个旮旯角落。白世伟所谓的“四一四”战略，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是一个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实践检验的空头理论，但白世伟还是一意孤行，这是政治生态被扭曲的结果，接下来，它会给信县带来怎样的不可预知的人为“灾难”？小说中其实已有某种预示，如白世伟积极倡导的芍药产业，在信县农村几乎无法推广甚至遭到基层干部的消极抵制，当然，白世伟“大刀阔斧”的精神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过去没有钱，是人等钱，现在有了钱，不能让钱等人”，于是，他亲自为信县重大民生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撰联：“加大投入大干快上再造一个信县，创新思路奋发有为勇夺四项桂冠”，显然这是对他“四一四”战略的高度概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白世伟在重大项目的实施上完全没有立足于因地制宜，仅凭个人的异想天开：
“交通方面的项目有两个，分别是环绕信县县城的环城干道和信县通往渭川的二级公路。这条环城干道长度三十公里，包括跨越库河和汉江的两座中型公路大桥，三条双线公路隧道，建成后相当于大城市的绕城高速公路。这个项目并不在原来的城市规划之列，是个无中生有的项目。通往省城的二级公路，属于国家二级干线公路，升级改造的责任在省级，改造工程已列入西河省整体规划。但是按照白世伟只争朝夕不能等的思路，信县决定自己上手改造。”
白世伟“举债”搞建设的思路，是实施他的“四一四”战略的一种手段，他要造的是一种政治的势，这种“势”往往是不计后果的，它被一种极其光鲜、极其漂亮的外衣所遮蔽，白世伟喜欢这件外衣，因为它包裹着一颗分外躁动的心。至于举债会不会压垮信县，那不是他考虑的，他看重的是宛若海市蜃楼般的憧憬……
四
《乡约》书写的是什么？作者否认是一种官场角逐，因为它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权力对峙，当然你也看不到倾轧和被腐败遮蔽下的黑幕，作者要表现的绝非权力之争。然而，作为传统意义的乡约文化，虽是作者强力挖掘的，但在小说情节的推演过程中，基本脱离了作者的控制，整部书自然形成了前后两个部分，我在这里之所以说“自然”，是指情节的发展完全是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小说的内在意蕴基本上高于了作者的预期。
关于前后两部分的划线问题，我前面已做了一个大概的分析，从小说的整体看，它揭示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生态所产生的不同的结果。小说的前一部分是良性的，班子的政治氛围相对纯净，期间信县领导层虽经历了人事上的调整和变动，但权力的交割属于过度，还谈不上更新换代，自然也就掀不起波澜。但政治生态说到底决定于领导层的政治氛围，小说的前一部分以卢志濂为焦点，通过他活跃的表现，写了信县在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及领导班子在面对矛盾和问题时的态度。卢志濂的才能在小说的前一部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长时，因思维超前，政治意识强，曾得到前任县委书记王卓成的肯定和赏识；改任政府常务副县长后，与新任县长赵宇航配合默契，在自己分管的工作中，他思路清晰，善于谋划，很多棘手的矛盾和问题均得到妥善解决，尤其是信县历年的老账、呆账，在他和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完全摆脱了债务的纠缠，信县实现了轻装上阵，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
卢志濂身上所具有的良好的政治品格，折射出了信县领导班子整体上的精神面貌，在共谋发展上，他们的心是齐、思想是纯的、干劲是往一处使的，这些都是良好政治生态的一种反映。写卢志濂其实就是写信县整个班子的状态，卢志濂干成了很多事，这些事都很出彩，但他的底气、胆气是从哪里来的，回答是肯定的，卢志濂所做的一切，离不开领导层的信任和支持，说白了，就是书记、县长给他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小说的后半部，政治生态发生逆转，这种逆转虽不甚明朗，但文字中多有预示。有一点可以明确，后一种政治生态完全是对良性的背离，它接下来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小说没有答案，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小说的后半部，信县的发展看似高歌猛进，但氛围压抑，每个人心里似乎都在犯嘀咕，对于信县的前景，显然充满着太多的疑惑。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白世伟这个人，虽然他出场次数不多，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信县处处有他的影子、气息、眼神、声音，白世伟的第一次出场很成功，他把政治的“势”造得很好，见面会上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亮相众人，晚宴上又强势树威，颇有“杯酒释兵权”的味道。第一次出场奠定了“白世伟时代”的开始，同时，这也是信县的政治生态脱离良性轨道的开始。关于白世伟这个人如何定性的问题，作者在小说中其实已有预示性描写，如白世伟是洪州市市委副书记的侄女婿，这个人因能说会道绰号“白铁嘴”，又因擅长权术、爱说空话、大话，被人私下称为“白失鬼”，白世伟与开发商熊小发不清不楚的关系以及他对熊小发的特别关照，这似乎也透出了某种端倪——白世伟是一个并不纯粹的人……小说中还有一个具体的细节，可以拿来佐证。
还没来得及落座，钟敏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放在白世伟面前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们总行才发行的一个小纪念品，给您留一个，请多为我们宣传宣传。”刚才他放盒子的时候，有意把标有“500克”的那一面朝上。
白世伟望了一下盒子，这样不好吧。钟敏说，就是一个纪念品，总行派发的，不值啥钱。边说边伸手抓起那盒子，快速将其塞到桌面一叠文件中间。
钟敏所说的这个“小纪念品”，就是“四个九纯度的金条”，白世伟当然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他没有推拒，神情坦然、平淡，让人不由得猜度：其人收受类似“礼品”何止一次！
《乡约》是一部极其深刻、极其真实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它通过信县这个舞台，揭示了政治生态对一个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政治生态熔铸了人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它彰显的是一个团体的合力。良性的政治生态是团结融洽，是和谐共事，是决策层之间补台而不拆台的胸襟。小说中所呈现的两种政治生态，具有浓厚的现实底色，它是对生活原味的过滤和升华，但政治生态最终是由人去营造的，因此，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皆取决于人的觉悟和自省，取决于道义的存在与否。小说的后半部中，赵宇航、卢志濂等流露出的动摇、退缩乃至苦恼，我以为是人性善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他们正在经历内心的挣扎，思想上的斗争尚有一个过程，但作为信县班子的主要成员，我坚信在大的原则上，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底线……不管怎么说，阴霾总是暂时的，只要良知存在、信念存在，烟云终将散去……“无论如何，不要被一种不好的风气所劫持，还是要相信善的力量。诚与善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文学。（谢有顺《文学的深意》）”，因此，《乡约》的精神走向，绝不会是一种沉迷和落寞，而是大道致远的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