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犹如春雷响彻中国文坛，那句“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历史之问至今仍叩击着每一位作家的心灵。安康作家群——这支由基层写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如同秦巴山间的一堆篝火，越烧越旺。步入新时代，我们依然有必要重新审视这支队伍的存在状态，探究其面临困境的根源，并思考突围的路径。
现象：秦巴汉水的文学星群
安康作家群是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现象。他们是散落在秦巴山间的星辰，各自闪烁。粗略统计，安康市现有省作协会员158人，中国作协会员24人，每年公开出版文学作品10部左右，在各类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千件以上。
散文作家队伍尤其庞大和活跃，陈长吟、陈良学、刘云、邢世嘉、黄开林、李焕龙、犁航、胡树勇、赵攀强、吴昌勇、杜文涛、张朝林、李永明等，作品灿若星河。
诗歌作家队伍也不逊色，陈敏、姜华、李小洛、周长圆、蒋典军、鲁绪刚、钟长江、白公智、陈平军、白怀岗等，其作品代表了安康诗歌的一流水平。
报告文学作家队伍虽然人数较少，但是也有一些作品曾在全国或全省引起较大反响，如曾德强的《中国之痛》《脚上有路》，杜文娟的《祥瑞草原》《守边》，李春芝的《丰碑》等，温暖了无数读者的心灵。
戏剧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继老一辈刘志杰的《马大怪传奇》《枇杷村里镇长哥》、刘继鹏的《板桥轶事》《茶山情》、邹尚恒的《莲花台》《半云榜》、孙远秀的《连心桥》之后，年轻的杨军以《“村官”巧断家务事》《一个母亲的遗言》、张浩以《激战牛蹄岭》《你爹是你爹》等作品闪耀文坛。
长篇小说过去一直是安康文学创作的弱项和短板，除了杜光辉的《大车帮》、李春平的《步步高》、“盐道三部曲”，张虹的《出口》等少数作家的作品外，鲜见大作。近六七年则出现井喷现象，长篇小说创作硕果累累，尤以旬阳市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最为突出。李茂询的《西域英雄传》、孙扬的《兴安踪影》《黑山虹》、王晓云的《魔芋姐姐》、杨才琎、马伯友的《蜀河口》、李思纯的《蚕门》、刘培英的《高高山上一树槐》、陈德智的《乡约》、好记的《心结》、吴世君的《天汉茶商》、愚公的“中医三部曲”、陈和强的《伎陵城》、丁天的《汉城风云》、梁玲的《佟家大院的女人们》、夏崇庆的《不平静的乡村》、陈海钵的《汉水游女》、刘桂宪的《炉火时代》、程根子的《石榴花》等长篇小说的公开出版，标志着安康小说作家队伍的强势崛起，璀璨了安康文学星河，把安康文学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表面看来，安康作家群是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学队伍，成绩骄人，但深入观察，便会发现一些值得反思和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创作题材趋同。观察近些年安康作家的作品集，汉水、秦岭、茶山、古镇成为反复出现的意象，民歌、方言、巫术多为其叙事背景。地域特色本是优势，但当所有作家都在同一口井中汲水时，就难免导致审美疲劳。莫言描绘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眼中的商州，其所以能成为文学地标，不仅因为作家描写了地域风貌，而且因为作品透过地域表达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困境。反观安康文学，许多作品停留在“谁不说俺家乡好”的风情展示层面，缺乏对地域文化的深度开掘与现代性转化。
其次是影响力式微。除少数作家在省内、国内有一定知名度外，大部分安康作家的作品传播范围局限于本市，难以突破地域边界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在以网络化、新媒体化文学新变的今天，“酒好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逐渐式微。一部作品若无法进入更广阔的传播渠道与评价体系，其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都将大打折扣。安康作家群面临的不是创作能力的绝对不足，而是如何让已有作品被看见、被讨论、被铭记的传播困境。
溯源：多重困境的历史成因
安康作家群的发展困境，是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追溯根源，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首当其冲。秦岭屏障，汉水环绕，这种地理格局在保护地域文化独特性的同时，也造成了信息与观念的相对闭塞。虽然现在的安康曾是陕西省除西安之外的第二大交通枢纽，但在文学上与大都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文学交流受到局限，许多作家满足于地方性认可，缺乏冲击更高文学平台的野心与路径。作家们长期在同一文化氛围中相互影响，容易形成趋同的审美趣味与表达方式，创新与突破变得十分困难。
经济基础的制约不可忽视。作为欠发达地区，安康难以像大城市那样为作家提供丰厚的稿酬、资助和职业机会。基层作家大多有正式职业，文学创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某些可能成为中流砥柱的中青年作家，或因生计所迫忍痛割爱，或因创作瓶颈陷入沉寂。鲁迅文学奖得主、商洛籍作家陈仓曾坦言：“在老家写作时，最头疼的是如何平衡生计与创作。”这种普遍存在的经济压力，使许多有潜质的作家在创作黄金期不得不为稻粱谋，无法全身心投入文学事业。经济基础也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开展，缺乏资金支持的采风、研讨、培训等活动，难以产生实质性效果。年逾八旬作家李茂询久久为功的四卷本长篇小说《西域英雄传》，描写张骞及其团队出使西域的故事，一些圈内人士认为，无论从题材、思想性或艺术性上来看，有问鼎奖项的实力。省作协主要领导曾两次慰问，对老作家表示关怀和认可。
评价机制的失衡值得警惕。作品研讨会上的一片颂扬，文学评奖中的平衡照顾，都可能使作家对自身水平产生误判。健康的文学批评应当是“镜子”而非“蜜糖”，本土文学批评往往缺乏专业性与批判性，难以为作家提供有价值的反思视角。这种评价环境的软化，使一些作家沉溺于地方性满足，丧失了艺术上不断精进的动力。
文化传统的断层也不容忽视。安康历史上虽有过诸如“汉调二黄”等民间文艺的繁荣，但严格的文人创作传统相对薄弱。与关中、陕北等陕西文学重镇相比，安康缺乏深厚的文学积淀与清晰的传承谱系，当代安康作家难以从本土前辈那里获得足够的精神滋养与和艺术借鉴。
突围：从“高原”到“高峰”
面对多重困境，安康作家群需要一场自觉的突围。这种突围不是对地域性的否定，而是对地域性的超越；不是对传统文学的割裂，而是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基于对安康文学现状的观察与思考，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路径值得探索。
增强“文学共同体”意识。安康作家群不应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集合，而应成为精神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核心不是人情维系，而是对文学价值的共同坚守，应该增强团结，抱团取暖。有关方面应该建立常态化的作品研讨机制，邀请各地知名作家、评论家参与，打破地域局限；文学内刊不仅要发表作品，更要刊载严肃而深刻的批评文章，形成真实的文学对话；组织跨地区的作家交流，让安康作家走出秦巴山区，感受不同的文学氛围。通过这些举措，逐步构建一个开放、多元、专业的文学场域，让作家们在碰撞与交流中相互激发，促进提高和突破。
深入生活，避免符号化的地域表达。“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安康作家群需要警惕对地域文化的符号化消费，避免将汉水、秦岭简化为风景明信片式的存在。作家们要沉下心来，进行有深度的田野调查，像社会学家那样理解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变迁与人心浮动。例如，汉水航运的兴衰背后是何种经济逻辑，秦巴山区的脱贫攻坚给乡村伦理带来了哪些冲击，都值得观察和研究。只有穿透地域表象，感知到百姓的心声，安康文学才能获得超越地域的共鸣。
探索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策略。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本土作家更需要主动适应新的传播环境。可以尝试与影视、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跨界合作，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半径；利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渠道，建立作家个人品牌；与旅游、文创产业结合，开发文学衍生品，实现文学价值的多维转化。传播不是对文学的亵渎，而是让文学抵达更多读者的心灵。关键是在传播过程中保持文学的纯粹性与深刻性，避免为迎合市场而降低艺术水准。
帮助老作家，培养青年作家。如果有斩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全国性大奖的作品出现，就将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大大提振安康作家群的信心，同时大大提高安康的文学地位和文化影响力。有人说，安康文学有“高原”无“高峰”。我认为，“高峰”是存在的，只是还处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创作一部堪称“高峰”的文学作品，除了需要作家具备一定的艺术天分和远大志向之外，还往往需要作家几十年的学习、积累和矢志不渝的定力。对青年作家，可实施导师制，邀请资深作家对青年写作者进行一对一指导。青年作家的成长不能仅靠自发摸索，而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他们度过创作初期的迷茫阶段。若有条件，还可设立青年创作基金，对有潜质的重点青年作家给予持续资助。
寻求政府支持与文学自主性之间的平衡。地方政府对文学事业的支持至关重要，但这种支持必须尊重文学规律，避免过度干预创作自由。可设立一笔文学发展基金，政府提供资金但不主导评审；将文学成果纳入地方文化考核指标，但评价标准需要专业人士制定；举办有特色的文学活动，但避免形式主义的“文化政绩工程”。只有在保障文学自主性的前提下，外部支持才能真正转化为创作生产力。
结语：篝火的重燃与照亮
秦巴汉水之畔的文学篝火，曾经温暖过无数心灵。在物质极度丰富的今天，这团精神篝火依然珍贵，我们应该予以守护。但守护不应是固守，而应是不断添柴、拨亮的过程。安康作家群面临的困境，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基层文学群体的共同困境；而安康文学的突围之路，也可能为类似地区提供有益的参照和借鉴。
文学的伟大，在于它既是地域的，又是超越地域的；既是个人的，又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当安康作家群既能深入秦巴山区的褶皱，又能触摸人类共通的情感；既能扎根汉水文化沃土，又能具备现代性视野；既有个人努力，又有外力加持，扎根在这片土地的文学之树就将迎来新的可能。
期待更多安康作家完成从“地方队”到“国家队”的跃升，让秦巴山间的文学篝火燃得更旺，不仅温暖一方水土，而且照亮更广阔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