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井刚
长安是个镇，是平利县的东大门。
最早，这两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时，是跟伙伴打赌或发誓时才出现的。那时，喜欢跟伙伴抬杠、较真，比如：你怎么怎么了，我把长安坝的水喝干；或是你怎么怎么了，我倒爬长安坝。在我的想象中，长安坝是曾经群雄逐鹿的中原，觉得长安坝的河流流径是最长的，水量也是最大的，坝子既宽且广。那水无论如何是喝不干的，坝子大得无论如何也是爬不到头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长安人，我觉得应该比谁都了解长安。我曾在春日的早晨，站在窗前，看采茶的姑娘妇女们在氤氲着湿气的茶行里浮动。她们穿红着绿，散落在茶行里，像浮在水里的莲花或荷叶；我也曾在炎炎的夏日，与伙伴在凉气袭人的蜡烛山林里穿梭。好几次，我在古色古香的茶镇徜徉，逡巡漫步。那是秋日的下午，太阳还没有落下去，金色的余晖洒在那些“陈旧”的建筑上，显出几分庄严和神秘。那是一些仿古建筑，但那古朴清幽的环境，勾起了我对当初那个茶马古道深切地怀想；前年春节是个雪天，我和家人顶风冒雪，攀上楚长城遗址。我们顶着刺骨的寒风，冒着被滑倒的危险，小心翼翼地往山顶上攀去。我想站得更高一些，尽可能多地感受两千多年前金铁交鸣，杀声震天。
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对长安不够了解。
如果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应该走开些，离长安远点，这样才更了解长安。那么，我在火热的南方滞留过多年，也在遥远的西北边陲盘桓过几秋。
从我记事时起，长安这两字就没有变换过。它像是一个家族的复姓，一直冠在行政称谓的前面。先是公社，后来是乡，再后来是镇。无论后面的称谓怎么变，变得花哨也好，变得实在也罢，但前面这两个字是不会变的。为什么要变呢？这两字多好啊，念着舌齿生香，福寿绵长，蕴藏了人世间所有的幸福和安康。
看吧，穿境而过的省道多像一条翻开的书缝。书是从中间分开的，两边的沟沟梁梁是密密麻麻的字行。那字里行间写着勤劳、朴实和善良。沿公路两边，是一马平川的万亩良田，素有平利粮仓的美称。
长大了，从历史书里我知道了，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那个叫西安的省会也曾叫长安时，我觉得，那个长安是不真实的，也一度怀疑它是冒名顶替的。可是，当我第一次到达古城西安，站在高大巍峨的城墙下，我被那种恢宏大气给惊呆了。尤其是街道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人流如蚁，楼房如林。这时，回头再看我们的长安，心酸不已。我知道，生于斯而长于斯的长安，与那个十三朝古都的长安没有可比性。那个长安气势磅礴、雍容华贵。
二〇一一年的中秋，我徒步从西单走到天安门广场。就是这么短短的一段路，让我明白，同样的两个字，区别却是天壤。与繁华宽阔的长安街相比，穿境而过的省道显得那么瘦骨嶙峋。
先前的长安，身形局促。它的腰部以下被石牛和连仙两条河紧紧地卡着，动弹不得。像一条被堵死的胡同，一不留心，就出了长安地界。后来，撤乡并镇，金华村划归城关镇，石牛和连仙两个乡划归长安。长安虽然少了一个金华村，但却多了两个乡。于是，昔日那个头重脚轻骨瘦如柴的长安，霎时变成了一个血肉丰满的长安。这时，去蜡烛山、去西岱顶，再也不觉得去串人家屋门那么别扭了。
印象中最深的是公路边两排高大的白杨，远看或俯瞰，像一列永远看不到头尾的绿皮火车，没日没夜地隆隆前行。
春天来了，树开始发芽了。接着，那些叶苞慢慢地散开了，嫩黄嫩黄的叶子勋章似的挂满全身。过一阵，那些叶子长大了，像手掌似的互相致意。再长大些，就挤挤挨挨的，密不透风，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夏天，附在树上的蝉互相唱和，那声音此起彼伏。循着蝉鸣，随时都可以捉到一只。到了秋天，阵阵秋风中，那些招摇的叶子开始泛黄，然后纷纷扬扬地飘下来，于是，地上生满了黄色的鳞甲。
长安不光水源丰富，交通也很方便。从连仙河口到关垭子，是一条长驱直入的走廊，战国时充满觊觎之心的秦国就在这里对邻近的楚国小动作不断。为防备虎视眈眈的秦国，精明的楚人在边界筑了一道厚厚的城墙，但这道城墙没能挡住睥睨天下的秦国一统江山的决心。
长安有无数个明坝子。坝子与坝子之间有一处天然的瓶颈间隔着，意断还连。每个坝子曾是一个家族的领地。据史料记载，长安坝的人多是乾隆年间湖广一带迁来的移民。迁来后插草为界。一个家族占据一个坝子。日子久了，家族与家族之间少不了争执，少不了倾轧。输赢之后，以兼并和出让达成和解。这样，就出现了坝与坝之间田产归属交错的现象。
长安以茶闻名，长安的人热情好客，无论是茶庄，还是普通人家，客人进门，首先就奉上一杯热腾腾的香茶。
长安的坝子土层深厚，全是河泥淤积而成的。记得修河滨路时，有段路基特别软，挖掘机把那儿的泥土全部取走，运来石渣填没。当时挖了一丈多深，下面还是乌黑乌黑的淤泥。这么肥沃的土壤，一旦种上茶叶，那土壤中丰富的有机元素精灵似的被茶树吸收，然后绵绵不绝地从叶腋间顶出芽苞来。这些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的米粒似的芽苞，经采摘，炒制，然后转化成藏着茶晶的干片，经沸水冲泡，慢慢地散发开来。香气全部溶解在碧绿的茶水里，水里贮存不下的，又通过雾气散发出来。
长安的茶叶不仅历史悠久，工艺独特。而泡出来的茶也是汤色清绿，香气扑鼻。
从20世纪70年代末，长安就开始种茶了。那时，不光生产队建了茶园，大队也建了茶园，公社也建了茶园，规模一个比一个大。不过，那时还不是放得很开，田地还是以粮为主。为不影响粮食生产，茶园都建在15度以上的山坡上。夏天和冬天两季农闲的时候，社队组织起大量劳力开展挖茶带会战。那轰轰烈烈场面至今想起来，还让人热血沸腾。
责任制后，茶园全部承包下去了。承包茶园的都是村里的能人。像张店村里樊文来就是其中一个。樊文来不仅在种茶，制茶上有一套，酿酒，养猪也是一把好手。他的行动对周围的人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真正大规模地种植，是20世纪的90年代中期。那时不仅引进了新的品种，种植方式也有了新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重大转变。为了高产优产，方便管理，茶园全部建在川坝的大田里。开始很多群众不理解，也不接受，担心日后吃饭会成问题。谁知，土地流转后，农户的经济收入与流转前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尤其是，以前侍弄田地的汉子们，整年有大把的时间四处揽工，他们的收入比种田地多了好几倍。而一年到头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女人，都成了采茶能手。那些女人不再像以前那么辛苦劳作了，她们像车间流水线上的姑娘，站在齐腰深的茶行里，双手同时划拉，拇指和食指灵巧地捴着。她们专注采茶的样子，弹琴似的轻拢慢捻。这种群体劳动，年龄早已超出了限制，有周末不上课的孩子，有七八十岁的老妪。她们一边创收，一边愉悦身心。
劳动方式的改变，收入也有了显著提高。楼房都建起来了，许多人家配上了小汽车。从前那条古老单一的省道，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需求。于是，麻安高速应运而生。为方便人们休闲旅游，河滨路也跻身其中。
不了解长安，是因为长安的变化太快了。那种一日千里，日新月异让人目不暇接。
不信你再看，省道的外边是河流，河流的对岸是新铺的河滨路，河滨路不远的山坡上，是早已贯通的麻安高速。从下面的官田坝到上面的关垭子，省道、河滨路和高速路，一直不紧不松地并列着，像三根绷在琴身上的琴弦。那逶迤流畅的曲线，像是无形的巨手整日在深情地弹奏着乐曲。这样一看，长安是一架琴，是一架整天响个不停的大琴。而弹琴的，是勤劳的长安人。
其实，长安也不是只有一架大琴，而是有无数架大琴，那一条条的茶行、绞股蓝，琴弦似的，不动声色地铺在大地上。采茶的姑娘们，音符一样在琴弦上跳跃，并奏出美妙的声音。那声音是进取与拼搏，是幸福和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