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芳
我家住的地方叫唐家院子，老屋建在石梁上，处于院子最外面的一排，土木结构，泥巴墙，石板瓦，楼上住人，楼下养畜。从对门看上下两层，推窗亮阁，进到屋里又矮又窄，属于陕南山区民居最典型的吊脚楼，修建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霜雪雨，墙壁已是千疮百孔，满目沧桑，留在我们心头的，是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老家地处秦巴山区，所在的生产队由几个自然村落组成，每个院子多则七八户，少则三四户。大院子的房屋户挨户、房靠房，虽杂乱无章，但错落有致，外面分不清房子是哪家哪户的。院子之间相隔七八百米，隔着山沟和山丘，站在院坝可目击几个自然村落，传递信息只需一声吆喝，有呼必有应。傍晚东边的狗朝着西边叫，一只狗发声会引发整个山沟的犬吠呼应。凌晨东头的公鸡一声鸣叫，西头的公鸡比赛似的响应，彼此起伏打鸣。鸡鸣犬吠为这个寂寞的山村营造了生机盎然的人间气息。山村四季变换，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一幅农耕时代的民居图景。
老屋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它靠山近水，绿树成荫，左边有一棵百年柿子树，挺拔粗壮，直插云霄，就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日夜坚守在那里。秋天，柿子红了，像小灯笼一样悬挂在半空中。右边有一棵脸盆粗的核桃树，枝繁叶茂冠如伞，一股粗壮的树枝遮掩在房屋的一端，核桃熟了，掉在瓦上，滚到地上，意外捡到一个，便悄悄地揣进兜里，生怕主人家看见。当门有条小河，汇集山间汩汩涓流，转弯抹角流向任河，奔向汉江。离院子五十米处有口水井，清澈透明，是整个院子的生命之源，每逢过年过节大人们敬香烧纸，淘井补漏。水井很有灵气，天旱不干枯，下雨不满溢，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恒量，满足院子二十多口人饮用。
老屋坐西向东，太阳一冒出山头，第一束光芒钻进堂屋，房间光彩焕然，家具也变得鲜活起来。清晨炊烟从老屋上面袅袅升腾，宛如一条舞动的白绫，在树梢上萦绕，微风过处各家各户的炊烟与薄雾纠缠在一起，自由自在地向山野、向远方飘逸而去。不一会儿队长在对门吆喝“上工了”！只见五六十个男女陆陆续续钻进了包谷地里，淹没在绿色的丛林中，听得到劳动中的欢笑声，却看不清人的模样。下午太阳从西方射来阳光，透过窗户进入房间，整个房屋开敞明亮起来，土墙房顿时变得扬眉吐气。若遇晴天十五夜，明月照在半墙上，树影斑驳，随风摇曳，父亲搭个小板凳儿，赏月品茶，清静而惬意。
老屋坎下和屋后都是菜园子，虽然没有小城镇的繁花似锦，却有山间的田园野趣，又得母亲的精心种养，两块菜园子充满着无限生机。母亲在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想吃什么种什么，吃完一茬，再种一茬，一年四季都有鲜菜可食。父亲在地边栽了几棵果树，五六年过去只长树不结果，母亲对父亲说：“你栽那果树有啥用，何不把它砍了，免得荒地。”父亲是个乐观主义者，笑着对母亲说：“怕啥，今年不结有明年，明年不结有后年，是树都要结果的。”过了一年，果树真的开花了，果实一天天变大，压弯了树枝，父亲用木棒支撑在树枝下面。果子快成熟了，院子的细娃儿时刻惦记着，用石头掷，用杆儿夺，果子在树上提心吊胆的长大，待到成熟时所剩不多了。
老屋给我们从小到大带来欢歌与笑语，也留下许多悲痛与忧伤。在缺衣少食的年代，母亲长年累月在队里干活挣工分，天天劳动却分不到多少粮食，每年都要缺少三四个月的口粮，母亲的脸上吃了上顿找下顿的忧愁表情，我们心领神会。母亲是家的精神支柱，她一发愁，全家都不安，每次吃饭总是把干的给我们，自己喝稀的。弟兄俩略知大人们的苦楚，却无法分忧解愁，唯一能做到的不惹事、不打架，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让母亲尽快高兴起来。父亲是国家公职人员，远在他乡工作，每次回家都要带回一些馒头、糖果之类的食品，所以我们盼望父亲回来就像盼过年一样。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生活光景也一年年变好。1980年，父亲退休了，弟弟春平高中毕业，遗憾的是高考仅一分之差落榜了，巨大的打击使活泼好动的他性情变得沉默寡言。父亲把吊脚楼一间闲置的房子腾出来，墙壁上糊满报纸，两块木板支了一架床铺，再把一张柴桌子放在窗口边，那时还没有电灯，母亲就把土墙剜了一个洞，里面刚好放一个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权作春平的小书房，隔壁是猪圈，上厕所也非常方便。
自从春平搬进书房，很少迈出大门。每天饭做好了，母亲就端去，估计他吃毕了，再去把碗拿上楼。有一次母亲要出门，便拿出两个鸡蛋对我说：“下午把鸡蛋和包谷米饭炒在一起，给平娃子端去。”母亲回来第一句话就问：“平娃子吃了没有？”冬天，母亲隔三岔五地端一盆热水让他泡脚，父亲常常在他书房门外探望：“饿不，冷不，想吃什么，我去买。”春平总是以一个“不”字低声回应。不知为什么那时的春平特别好哭，若是饭菜盐咸了，辣椒多了，或者洗脚水烫了，他眼泪水一滚就出来了，家里每个成员在他面前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他又哭了，总是像哄小孩子一样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一天，父亲焦急地对我说：“平娃子整天不出门，又不说话，有啥办法呀？”那时我已经是龙潭公社半脱产干部了，我回答父亲说：“不要紧的，他整天读书学习就是在找办法。”
山村的夜晚一片漆黑，只有春平书房的小窗子还散发着微弱的亮光，有时一直亮到第二天凌晨。夜深人静，山乡沉静得让人窒息，柿子树上的猫头鹰不时发出“哇哇”的叫声，仿佛在陪伴这位高考落榜生继续深造学习。不知他从哪里找来过去皮纸印的论语、孔子等破烂的书籍，翻来覆去地读，读累了就写，写累了又读。我们也不敢问他学的什么，写什么，问多了他会哭的。过了两年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郑家女子》在《丑小鸭》发表了，从此之后他的情绪变好了，再不见哭了。在吊脚楼的书房里他写的草稿足足装了两大箱子，多是出版社退稿，尽是长篇小说，看到一堆空墨水瓶，简直难以置信，他不是在用墨水，而是在喝墨水。从那以后，他陆陆续续在全国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开始在紫阳县小有名气了。
1985年我们俩弟兄离开老屋，相隔半年时间都调到县上工作了，我在县委，他在政府。母亲第一次到县上看我们，有人问：“大娘，你儿子在那里工作？”母亲指着县委大门说，老大在这个县工作，指着县政府方向说老二在那个县工作。在母亲眼里县委和县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县，一时传为笑话。又过了十年，春平离开紫阳县，前往上海闯荡，开始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在上海写作十年，硕果累累，出版发行长篇小说十几部，被安康学院引进回来，一直奔走在教学和创作的两条路上，成了现在的他。
乡下老屋承载了一个家的历史，我们在里面生活，在里面长大，在里面娶妻生子。父母在老屋里熬过了艰难的岁月，度过了衣食无忧的晚年时光。去世后，我们把他们安葬老屋后的菜园里，终年守着心爱的小茶园，时刻望着他们亲手建造的土房子。
父建吊脚楼，儿记以为志。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回到老家，环顾老屋，一切都那么熟悉而又那么陌生。院子里只剩两户人家了，昔日的柿子树、核桃树不见了，满目沧桑的老屋虽破旧不堪，却依然依偎在山梁上，像是一位孤独沧桑的老人，企盼着远方的儿女归来。屋檐下两棵水杉树是我亲手所植，现在已有水桶粗了，高高矗立于老屋之上，默默地看守着我们家的老房子。吊脚楼的书房已结满了蜘蛛网，墙壁上泥土一块块散落，尘灰布满一地。看到这个又小又矮，又脏又湿的书房，抚今追昔，不禁让人肃然起敬，是她成就了一代人的作家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