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才琎
我妈电话里说，趁着天气好，要杀家里的大肥猪。她辛劳一整年，终于到检验成果的时候了。
她的话音儿里透着满满的自得：“得有小三百斤的净肉呢，一天饲料也没喂，肥是肥点，可香呢，过年有的吃……”她在等我夸她两句。但我心里却咯噔一下，一晃眼，年节似一头大兽，倏地就跳到面前，叫人有些措手不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节的样貌就变得不那么和蔼可亲起来。许多年过去，仍依稀记得儿时过年穿着粗劣的新衣，吃着寒酸的酒食，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年像祖母或母亲的怀怉，总有些温暖在里头。
有一年腊月二十七，我爸到乡上信用社贷了两百块钱的款。拿着这两百块钱，我们一家三口汇入采办年货的人流中，在蜀河口的街道上买大门的门神、祭祖的火纸香烛、初一早上出行的鞭炮、正月走亲戚的拼礼，到最后，我们在卖年画的摊位边停下，小摊上摆满花花绿绿的画。照往年，一定会买一两份连环画的：三尺长的纸张上分开八个小格子，或是戏曲或是电影剧照，每张画配一小段文字，两张纸十六个小格子拼起来，就能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了。崭新的年画拿糨糊粘在破旧土墙上，很能透出些过年的喜庆。我爸掏出兜里的钱数了数，还剩十二块零八毛钱。他犹豫了一下，对我说：“娃，还差一条鱼呢。三十团年饭没鱼可不成。”我点点头。我很想要连环画，也很想吃鱼，毕竟一年到头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我妈看出我的心思，安慰我说，先买鱼，剩下的钱再来买画。
我们在鱼摊前翻捡了许久，挑了一条冻得硬邦邦的带鱼，它龇着獠牙，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虽然我们从未吃过我甚至没见过，但比起其它三斤五斤的大鱼，它实在够便宜。“九块二毛，九块！”鱼贩利索地将棕叶穿过鱼鳃。带鱼在父亲的扁担头上荡来荡去，像一条泛着银光的长豆荚。现在，我们只剩下三块八角钱了。
回到卖画的摊位上，人群里我挤来挤去，每一份连环画下的定价我都偷偷看一眼，三块钱，每一份都是三块钱。而我爸的兜里，只有三块八。三块八里面，必须留下三块坐渡船的钱，就算只收我半票，那也得两块五，还剩一块三。
我的算术从来没有那么好过，好到令我十分沮丧。我在那里徘徊很久。我妈悄悄说，咱们就买那张带财神的吧，请个财神回家，明年就能保佑我家有钱，有了钱，给你买一箱子小人书。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那是一张薄薄的塑料纸，上面印一个穿着大红袍的白胖老头怀抱一锭大元宝，右下角标着一行小小的字：定价：一元二角。
到了年三十，我爸早早交代我，年前年后，开口一定要讲吉祥话，什么死了坏了完了之类的一律不要说，千万记牢了。他糊好了对联门神，将那张薄薄的塑料年画贴在中堂边，叫我的小名说：“快来，快来，看看这财神手里拿的啥？”我晓得，他这是要讨个好口彩了。
我跑过去，白胖的财神正裂着一嘴白牙开心地在墙上笑，怀里的元宝金光闪闪，他右手上还拎着一幅写了四个黄澄澄大字的条幅，那字和他一样胖到走形。我凑在跟前，结结巴巴念：“恭……恭…不……喜……”。“啪！”，一个嘴巴子响亮地从我囗鼻上划过，我爸的脸因恼怒变成了酱红色。从那以后，我就认得了那四个字：恭喜发财。
那是我现在记得的唯一在过年时挨过的打，也记得那个年三十团年饭桌上的烧带鱼，--我家第一道可以称之为“海鲜”的大菜，被我妈做得十分难吃。但我们仍仔细剥尽每一缕肉，只余下鱼头和鱼尾，年年有余呢，好彩头。
“过了年，就会好起来的！”我爸总如是说。在我的印象里，“年”变成一道门，跨过了门槛，就是另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我长大了，结婚了，做父亲了，在时间上，我走过我爸走过的路，有那么几个时候，很能体会到我爸当时的心境。当现实的窘迫将人牢牢困住，就不得不寄希望于缥缈的未知力量，比如我爸将未来拜托给纸上肥头大耳的财神。
年来了，我在少时曾热切期盼它，再到觉得它无聊透顶，再到现在惧怕它。惧怕它什么呢？怕它让爸妈弯腰驼背、步履蹒跚；怕它让我和妻华发丛生、满面皱纹；怕它让孩子们春笋般长大，离开我们的臂膀……
但我爸说过，过了年，一切都会更好的。就像他现在，杀了年猪，备了柴火，腌了鱼，热切盼望着儿子孙子回家团年了。年复一年，人生大概是一个轮回，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将我爸一样，备好了鸡鸭鱼肉和一年里的家长里短，倚门等待儿女的归来。而我，是见识过海鲜的，论做鱼，比我妈的手艺强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