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辉
一
残疾，无论是先天自有还是后天遭遇，都是无法回避的灾难，终生都在残疾的泥淖里挣扎。人们看他们的眼神里尽管不乏同情，也只是善良的本意，绝无尊敬的成分，人们只尊敬给他们带来福祉的人物。
曾经驾驶军车在青藏高原奔驰了6年，复员后考入西安铁路运输学校的我，临近毕业时，耳朵突然轰鸣起来，像火车开进隧洞的巨响，掺杂尖锐的蝉鸣，听力下降，基本丧失了和人交谈的能力。医生说是不明原因的神经性耳鸣耳聋，可能伴随终生。
1978年元月，我毕业分配到襄渝铁路毛坝关火车站。一列充当临时客车的绿铁皮火车把我从它肚子里吐出来，又轰轰隆隆开走了。我站在站台上，打量这个将要安顿我一生的地方。站台无处修建，当年的铁道兵把站台修在桥面上，桥头延伸进隧洞，车头连几节车厢扎进洞里。山体全是生铁般的岩石，刚硬、生冷，石缝里迸出一丛一簇的墨绿，墨绿里有鸟啼虫鸣，杂乱无章。桥高约七八十米，桥下是涧溪，溪水发出哗哗的声响，腾升出雾状的冷气，给充当站台的桥面铺了湿漉。
车站大约三十个工人，分五六个单位，车站归车务段管，养路工区归工务段管，通信公区归电务段管，供电工区归供电段管，驻站公安归公安分处管，驻站医生归铁路医院管，业务上互不干涉，下班后互有来往。整个车站只有两个女站务员，都被车站领导纳为老婆，他人不得染指。工友都是当年的下乡知青，在农村干了七八年，岁数到了二十六七，有的迈进三十的门槛。这里偏僻、闭塞、苦累、荒凉，但旱涝保收，不缺衣食住行，唯缺异性的爱抚和生理的需求，亟待找对象结婚，过成年男子的家庭生活。举目四望，除了山还是山，头顶一溜蓝天，远处的天被阻挡到山外边，山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能在大脑皮层里搜索。女性的容貌、声音、窈窕、温柔，在记忆里一遍一遍咀嚼，越嚼越香，余味不绝，收获的是更加的焦灼，还有无望的期盼。
我是通信工，具体工作是上山维修通信线路。电线杆的根基腐朽没有，腐朽了就会倒塌；电线的松弛超标没有，超标了就会混线，混线就会短路；横担固定得牢固不牢固，不牢固就会掉下；瓷瓶脏了没有，脏了就会漏电，音量就会衰减。一周六天，每天都要背着几十斤脚扣、安全带、横担、瓷瓶、工具，攀山，爬电杆，耳聋对这些工作的影响不大，足以胜任。
下班之后，吃过晚饭，车站人都提着塑料布，端上茶缸，坐在充当站台的桥面上，喝茶、谝闲，谝的大都是女性同胞，给嘴上过瘾。我也提片塑料布，端缸陕青茶，坐在他们中间，听不清谝的啥东西，但人是群聚动物，和他们待在一块就有踏实感。
我尽量不和他们语言交流，我懂得掩饰自己的短处。纸包不住火，聋毕竟是聋，一天傍晚，有个养路工问我，你今天上山干的啥？
我回答，你问俺工长他爸，我咋知道他爸干啥，人家干啥又不给我汇报。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就朝站台走去，刚把塑料布铺好，屁股还没礅下去，人家就轰苍蝇似的说，去一边去，耳聋呗呆的，干了一天活累得气都喘不过来，还要吼着给你说话。
我的尊严不允许承受这样的屈辱，灰溜溜地回到宿舍，胸腔里聚满愤怒、自耻、无奈，还有绝望。
总不能闷在如蒸笼的屋子里，我像只被抛弃的狗，顺着山根走到一个大石头跟前，坐在上边。屁股感到坚硬、冰冷，还有发腻的潮湿。坐不了多大功夫，屁股硌得难受，就得换个坐姿，胡思乱想，想得更多的是女人，26岁了，该找对象了。在这个车站上，比我个子高，比我长得帅，比我家庭富足又没有任何残疾的人都找不到对象，傻女子都不会嫁给耳聋呗呆的人。我可能要孤寡地在这里待上十年，20年，30年，直到老死，这是可以预见的人生。
山上树林里腾起一只大鸟，发出凄厉的怪叫，瘆得我打个寒战。大鸟从头顶飞过，落到涧溪那边的山林里，山地又归于死样的寂静。我攥紧拳头，想对着石头狠狠砸去，理智又告诉我，砸下去的结果可能使我的拳头皮开肉绽，甚至骨头断裂，本来就耳聋的残疾又增加一只手的残疾，要是手也残疾了，通信工这碗饭就吃不成了。
一个日出日落过去了，一个月出月落过去了，一个花开花落过去了，整整一个春夏秋冬过去了。我还在思考要不要继续在这里挣扎，不继续挣扎的途径很多，火车进站时朝钢轨扑去，从桥面跳下去，带一条麻绳钻进树林……
一个暴风雨的下午，我们不能攀山检修通信线路，工友们都在蒙头大睡。我走到桥面上，趴在栏杆上看桥下的湍急。风很大，发出呼呼的声音；雨很大，像水库颠倒在这片山地的上空。水流顺着我的头发、脸颊、肩膀、胸脯、裤腿，流到桥面上，又坠落到桥下的涧溪里。涧溪一改往常的文雅，变得咆哮愤怒，发出震天撼地的轰响，磨盘大的圆石被洪水冲得朝下游滚去。
我距离纵身一跃还差那么一点勇气，不甘心就这么结束自己的一生。
二
我写信给西安一位叫宋登的作家，给他诉说了我的处境。他给我回信了，说你如果在西安工作，业余时间看电影，看球赛，会朋友，家人相聚，各种活动非常丰富，就没时间看书。你在深山小站，没有业余活动，就有看书的时间。或许，读书会改变你的命运。随着这封信，给我邮来一大包书籍，其中有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我离开了山根下的那个巨石，离开了桥面的那段栏杆，不再去听桥下涧溪流水的声响，不再去听山林大鸟的鸣叫。业余时间就囚在宿舍里，读宋登给我邮来的书。
我把堆放打扫卫生工具的楼梯间整理出来，装上电灯，支张桌子，改造成书房兼宿舍。楼梯间太小，要开门必须搬开椅子，进门再把椅子放下来，狭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要上床就得从床头爬上去。但是，毕竟有了桌子，有了床、有了电灯，完全可以满足读书睡觉的条件。
桌子前边有个一尺二寸高两尺长的窗户，夏季溽热，我都要打开窗户，清冽进来了，蚊子小咬也进来了。我点燃蚊香，在蚊香的缭绕中沉入书海；大巴山的冬季，冰寒刺骨，我把被子披在身上，双脚却冻得疼痛。我找来大功率工作灯，把脚蹬在上边。第二天起床，两眼红肿如烂桃，我又把工作灯蒙上黑铁砂布，双脚取暖的问题解决了，强光刺激眼睛的问题也解决了。
读书不需要耳朵。
读书比在站台上谝闲更有收获。
上苍让我聋了两个耳朵，却给了我一双视力为1.5的眼睛。在台灯的晕光里，读着人类最有智慧的书著。感觉这些智者坐在我的对面，给我讲述人生的哲理，人类的历史和未来。这天，我像往常一样地坐在书桌前，灯不是青灯是台灯，光晕照的不是黄卷，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认识了失明失聪的海伦.凯勒。书的扉页印有她的头像，面容清爽，洁净，深邃的目光并不显得空洞，浅色的短发，她给我说：“我努力学习知识，就是希望日后学有所用，能为人类社会做点贡献。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两件适合我，并且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能做什么事情？
台灯的光晕照的是苏格拉底头像的雕塑，宽阔的额头，短的卷发，茂密而曲蜷的胡须。这个塑像印在弗雷德里克·布鲁克斯《人月神话》一书的扉页。下面写了一句话：“你自己就是座金矿，关键是如何挖掘。”
苏格拉底说的“你自己”，包括不包括我？
一个春末夏初的夜晚，我又读到苏格拉底话：“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
苏格拉底说的“每个人”，包括不包括我这个耳聋的人？
一个秋雨绵绵的深夜，我的台灯的晕光照的是托尔斯泰的画像：宽大突出的额头，充满睿智的眼睛，长方形的脸颊，半尺多长的胡须，整个头像蕴含着严肃和思考，他给我说：“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我的理想是什么，怎么才能找到奋斗的方向？
我失去了和工友交流的兴趣。因为，我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时，看到这几句话，当人们问到海伦·凯勒为什么喜欢读书时，她回答说：“因为它们告诉许多我看不到的有趣事情，而且它们不像人那样对我感到厌倦和嫌麻烦，它们可以一遍一遍地告诉我想知道的。”
三
毛坝关通信工区的上级部门在万源火车站，万源是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很多地方还保持着当年的风貌，条石铺的街道经过千百年草鞋的践踏，锃明发亮。两边的木板房被地灶烟熏火燎成黑腻的颜色，临街都是铺面，坐着打瞌睡的老人。工友们到了星期天都要跑到这里，看县城的妹子，给人家搭讪，或者跑到烟酒门市部，买上一盒烟，给售货员没话找话地说话，企图勾兑人家。再跑到饭馆，要上几瓶高粱白酒，炒上几个小菜，喝得颠三倒四，脚步不稳地走在条石街道上，石缝里溅出滂臭的污水，不知在条石下沤了多少年代？
我厌恶这种生活，人咋能这么活下去？又想，不这么活还能怎么活？我无非比他们多读了几本书，面对现实又能怎样？
我自身就是个矛盾体。
我不再去看女售货员，不再去饭馆喝酒，独自在红军走过的街道上彳亍。霍然，看到一个门洞旁挂着一副白底黑字的招牌——万源县文化馆。读了书就觉得离文化近，看到“文化”两字有种发自内心的亲，走进去，一间阅览室，极简极陋，五六张没有涂漆的桌子拼在一块，桌旁围着长凳，靠墙的地方是书架，摆放着十几份报纸，十几份杂志。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坐在办公桌前，点了下头，我给她点了下头，表示了礼貌。我在摆放杂志的木架前，拿起一本《新体育》，里面有张洁写的短篇小说《含羞草》。我不知道张洁是著名作家，更不可能预测她在数年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小说描写了一个乒乓球陪练员，放弃了自己冲击世界冠军的机会，为更有天赋的小运动员当陪练。小运动员的姐姐被这个陪练的精神感动，产生了爱情。故事非常美好，文字非常精致，情感非常真挚。
读完这篇小说，我还坐在那里，又想起鲁迅1934年给萧军、萧红夫妇的信：“不要问现在要什么，要问自己能做什么？”
张洁可以写出打动人心的小说，我为什么不能？
无非是我没有张洁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如果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许终生达不到张洁的高度，但毕竟可以向她靠近。
真没想到，这篇不到五千字的小说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我走出文化馆的时候，眼前豁然开朗，天高了，云淡了，太阳鲜艳了，街道变宽了，人变亲了，连游走的狗都给我摇起尾巴，世界竟是这么美好。
就在这个时候，我立下了写作的志向。
回到毛坝关，坐在楼梯间的书桌前，突然有种感慨，读书不需要耳朵，写作不需要耳朵。读书写作需要心无旁骛，心静如水，听力正常了，耳闻的杂事就多，世上多有不平事，心理就不平衡，哪有心绪看书写作？
老天爷善待我，没有让我脑瘫，没有让我失明，只让我耳聋。如果让我失明了，脑瘫了，我做不到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的业余时间囚在楼梯间里，琢磨我的这个深山小站，琢磨我的青藏高原汽车兵生涯，琢磨关中农村的家乡，越琢磨越想把这些生活写出来。但是，阅读和生活与写作有关联的地方，也有不关联的地方。读书和生活给我提供了写作的理念和素材，要把对读书和生活的感悟表现出来，还需要技巧。
我交识了一帮文学青年，我们流行的投稿秘诀，“勇敢加不要脸”。在秘诀的召唤下，一篇一篇习作塞进牛皮纸信封，在右上角剪个口子，就能飞到杂志社的编辑部。每隔二三十天，毛坝关邮电所的邮递员就高举牛皮纸信封，距离我还有三四十米就喊，杜光辉，你的退稿！立即，工友跟着响应，杜光辉的退稿！声音恢宏，可以用黄钟大吕形容，绝对超过耳朵接收的分贝。我灰头土脸地跑到邮递员跟前，低着头跑回楼梯间。沮丧、懊恼，但不灰心，不丧气，更没有对工友的愤懑。
我知道人们只尊敬成功者，没人会尊敬无数次退稿的半聋人。
我收到一家内刊的退稿信，写着：“杜光辉同志……希望你以后多查字典。不然的话，我们要花费很多时间猜测你写的意思……”
我苦笑，思考，编辑和我无冤无仇，他们犯不着恶心我，肯定是我的错别字太多。如果不用这种强刺激的办法批评我，不一定能吸取这个教训。
我把这封退稿信贴在书桌前，几年后，我提拔到安康铁路分局宣传部，还把这封退稿信贴在书桌前。新婚的妻子说，贴在这里多丢人！我说这有什么丢人的，不足就是不足，总比打肿脸充胖子强吧。
一直到今天，我每写完一部小说，都要求自己必须修改8遍以上，半年内不能投稿，反复思考还有什么缺憾，直到自己觉得再没有不足时，才投出。我还要求投稿的作品绝对不能潦草，一笔一画誊抄干净，抄错的文字用刮胡子刀片把那个方格抠下来，补上新纸，再把正确的字填上。这不仅是对编辑的尊敬，更是对文学的尊敬。几年后，我到郑州参加一个笔会，到《奔流》杂志社看望曾经编发我稿件的编辑。他说你每次的来稿，我们都认真审读，不是责任心有多强，而是你誊抄稿件的认真态度，感动我们。
耳鸣在加剧，听力没好转，我开始相信医生的预判，耳聋可能伴随我的一生。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看书写作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囚在这个楼梯间，看了一部一部的书，写了一篇一篇的文，接到一封一封的退稿信。接到第264封的时候，我看到《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有个作者叫张征，收到一百多封退稿信，仍然不灰心，终于发表了处女作。
这天晚上，我走出楼梯间，来到山根下的大石头跟前，抚摸着石面，一股凉飕飕的感觉传输到手心。我心里腾出苍凉的沮丧，人家才收到一百多封退稿信，我都收到两百六十多封退稿信了，都没人注意我。我在无垠的无奈中，脑子里灵光一闪，人家收到一百多封退稿信后，终于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你收到两百六十多封退稿信，还没有发表自己的作品，证明你没有人家刻苦，没有人家的天赋，如果你接到那么多退稿信后发表了作品，媒体就会注意到你。
社会关注的都是成功人士，没有成功身上就不会发出让人关注的光辉。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成功者的历史。如果把只有努力没有成功的人写进历史，历史就成了庞大的垃圾场。
四
升级考试了，还要考时事政治，这关系着每个工人的收入，考过了可以升工资，考不过只能看别人升工资，天大地大，哪有升工资的事情大。
我成了车站的香饽饽。吃过晚饭，几个工区工长一块敲开我的楼梯间，簇拥我走到站台上，有人已经把塑料布铺好了，把陕青茶泡好了，工友们整整齐齐坐在我的对面，每个人身旁都放着电池灯，拿着钢笔、笔记本。我按照考试大纲给他们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讲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讲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尊敬，上山维修通信线路，他们抢着替我背工具；到水龙头打水，他们立即让开位置让我先打；我过去到食堂打饭，炊事员都要把勺子晃几下，现在一勺挖下去就扣到我碗里。
我感悟到，再富有的人如果不愿接济穷人，在穷人的心目中就是无用的人，因为你的财富与他们无关。再有本事的人，如果不愿帮助周围的人，你的本事就与他们无关，自然得不到他们的尊敬。
上级规定，50岁以上老工人，可以不亲自答题，由人代笔。我被上级借调，为老工人代笔。结果，我代笔的老师傅的成绩最高，好几个老师傅问我，搞上对象没有？
给别人帮忙，别人就会给你帮忙，不愿意给别人帮忙，别人就不会给你帮忙。
考试结束后，领导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希望我到党委办公室工作，这是提干，步入仕途。
仕途的成就体现在级别上，级别越高成就越大，需要一级一级提拔。要想得到提拔，除了撅着屁股死干，还要学会投领导的喜好，察言观色，阿谀奉承，这和文学的旨意格格不入，我多年在文学上下的功夫就会半途而废。又不能直接拒绝，耳聋是最恰当的理由，我说，我在党办写一辈子材料？
领导说，谁让你写一辈子材料，你干上几年，最多十几年，就可能提拔成段级领导。 我说，我耳聋，听不见上级的指示就偏离方向，听不见下级的汇报就放空炮，还是回到毛坝关干通信工最适合我的特长。
领导说，我们现在对话，没感觉你的耳朵有问题？
我说，你没注意我一直看你的口型，三分之一听你的发音，三分之一看你的口型，三分之一判断分析。
我还是回到毛坝关火车站。
一百个工友一百个说我不识时务，要是答应了，级别、涨工资，不用你伸手就朝你怀里扑，读书把你读傻了，傻得气都透不出来了。
有个电报员把电话打到毛坝关，提着我的名字训斥，你活该找不到对象，打一辈子光棍。
我在电话里面打哈哈，我耳聋，听不清你说的啥，你大声说。
对方带在哭音说，我总不能在电话里面吼。
一年后，我写出了中篇小说《车帮》。觉得这个题材很新颖，写好后压了半年，看一遍，再看一遍，改一遍，再改一遍。半年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寄给北京一家大型文学期刊。一个月后，收到同样厚的信封，不用看就知道是退稿。我又压了半年，还是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修改，一遍一遍地思考，还是觉得小说不错，就给一直关注我创作的《鸭绿江》的刘元举编辑写了封信，讲了小说的内容梗概，北京这家杂志的意见。20天后，收到刘元举的回信，让把稿子寄给他。一个多月后，又收到刘元举的来信，信里说：“你给我刊写了一部近年来难得的好小说，我刊拟在适当的时机隆重推出。”这部小说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被西安电影制片厂列入拍摄计划，我被陕西省作协推荐参加第四届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
时任安康铁路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李康平文友找我，我坚持在毛坝关干通信工，理由是自由、会少，写作时间多，有利于创作。
李康平说，分局所在地是地市级，接触面广，写作资源多。你在毛坝关可以出一些成绩，5年，10年后，资源可能用竭，用什么补充？你调到宣传部，安排你担任文化部员，名正言顺地创作……
我这才理解一位名人说的，不是别人看不到你，而是你不是出类拔萃的人。一位巨人走到人群里，必然第一个被人发现。
五
年龄的增长和阅历成正比关系，对时间的紧迫感也成正比关系。人到中年，我到海南一所大学教书，并担任文学创作研究基地主任，整天忙于事物无法静心写作，渴望没有俗事打扰的写作，常常事与愿违。耳力经过多年的调理，基本可以与人交流，听得越多，知道负面的东西愈多烦恼愈多，不如不知道，又不能不知道，谁让耳朵恢复了听力？我就怀念当年在毛坝关的写作，由不得发自内心的感慨，当个聋人真好。
我真的又聋了。耳聋了，就有耳聋的体验，别人问东我答西，别人骟猫我阉鸡，我把这个体验写成小说的细节。有次，领导让我替他做件事情，要做的事情违背做人的原则和良知，就拖着不做。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做出聋人的傻相，痴痴地看着他。他愤怒地拍着桌子，我这么信任你，让你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你竟敢不替我……
我的面部没有一点变化，脸板得死平，眼珠子都没动一下，领导吼了半晌见没有丝毫表情，突然醒悟过来，问，我说的你听见没有？
我把脑袋朝前伸着问：你说啥？
领导的脾气像盛在气球里的氦气，呲地一下漏光了，朝门外摆了摆下手说，去，去，我怎么忘了，你是个聋人！
走出领导办公室，我突然发现，我不但有写小说的能耐，还有当演员的本事，可惜当年张艺谋没到毛坝关火车站。
一次开会，学校办公室通知，所有的中层干部必须到会，有事向书记请假，经批准方可缺席。我正在写长篇小说，不想中断。后来，听到会的同事说，办公室主任给书记汇报参会的情况，特地说通知了杜光辉，他没来。谁都没有想到，书记说你通知他干吗，他耳聋，来了也听不清，以后开会就别通知他。
我算了一下，至今十五六年了，我都没有开过会。把十五六年开会的时间加起来，能写多少小说？
一次，我做文学讲座，有个听众递上纸条：您最尊敬的作家是谁，您最喜欢读的是哪本书，为什么？
我没有犹豫就回答，我最尊敬的作家是海伦·凯勒，最喜欢读的书是她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在1978年通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认识了1880年出生的，又聋又瞎的小姑娘海伦·凯勒，掌握了7个国家的语言，写出了震撼全世界的作品，成为当时最伟大的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她用一生的善良、真诚、毅力、挚爱、才华，陪伴我一直走到现在。她在我人生处于最凄惨的时候，伏在我耳边深情地说，坚持，坚持，你拉拽的车辆就要攀爬到坡顶了，坚持下去就能听到胜利的凯歌。如果现在松懈，以前所有的努力都会丧失殆尽。她搀扶着我的肩膀，使我度过了以后的残疾人生，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
她还给我说出震撼全世界的哲语：“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上帝强行关闭了我们作为正常人的那扇门，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对抗残疾的韧性和毅力。
如果我们失去了对抗残疾的意识和毅力，残疾就会变成残废。
假如我的耳朵没有聋，我的人生轨迹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