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维荣
安康地处秦岭巴山之间，汉水横贯其间，青山绿水滋养着世代安康人民，也为文人墨客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千百年来无数作家写出了难以计数的散文作品，20世纪80年代后，散文园地更是群星荟萃，旬阳市知名作家赵攀强就是佼佼者之一。
一
攀强先生1967年出生于汉江边的旬阳吕河。作为一位地道农家寒门出身的草根作家，他走上业余文学创作之路，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每个人，尤其是他这样比较有性灵爱思考的人对精神生活的偏爱与重视。这既是人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基本特征，也是人区别于普通动物的本质差别。其二是他作为一个身负公职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化使命感的驱使。农校毕业前夕他正赶上耕牛发生“疫情”，他和兽医员一道翻山越岭救治。看到农民视为“命根子”的耕牛一头头死掉，心如刀绞。他发挥专业特长，查清“疫情”为耕牛误食青杠树叶中毒所致，很快研究出医治方案并迅速见效。于是当即写出《耕牛误食青杠树叶会中毒》的稿件，《安康日报》立即采用。农户依法炮制，挽救了无数耕牛的生命。毕业后不久，即由农技人员改行成为小河区青年干部。从此他写作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在努力搞好本职工作，撰写宣传文稿的前提下，把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散文创作上。迄今，已在《安康日报》《陕西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延河》《当代陕西》《散文选刊》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散文、随笔600余篇;获得中国散文年会及省内外各类文学奖60余次。从2008年起，相继出版作品集《旬河浪花》《太极城絮语》《留住乡愁》《母亲的升子》6部。《秦巴放歌》荣获2011年中国散文年会最佳散文集奖、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图书奖。2014年6月18日，“赵攀强散文研讨会”在京召开;他先后加入市作协、省作协和中国作协。
二
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众多出身农村的作家一样，赵攀强散文创作的起点与着笔最多的便是对故乡的书写与怀恋，也就是属于“乡土文学”这个范畴。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提出“乡土文学”这个称谓时，将其含义界定为“寓居北京而忆述故乡的事情和抒写自己的乡愁”。这是先生对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等乡土作家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分析后提出的看法。从鲁迅的这一见解和其后众多乡土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所谓“乡土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必须是出身于农村的作家，经历城市生活的熏陶，将故乡作为审美观照的焦点，而产生的真正的乡土意识。回顾我国新文学兴起迄今百余年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不论在哪个时期，凡从农村进入城市、走上文坛的作家，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几乎都涉及乡土题材。区别在于有的只把它作为自己整个创作的一部分，有的却毕生都在这个领域耕耘。赵攀强无疑属于后者。
人生，最纯真的岁月是童年，最难忘的地方是故乡。当一个人从农村进入城市，经过为生活、事业的奔波、苦斗，对童年、故乡形成了一种参照系和距离感时，对此尤有深切的感受。攀强从小生活在陕南旬阳老家的土地上，这儿有他的亲人，有他的童年伙伴和青少年朋友，他是在他们中间长大的，他对他们怀有深情，对整个家乡怀有深情，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怀有深情。他的大多数散文，就是对自己这种内心深情的真实写照。他老家所在的小村来家垭观音堂，四面环山，三面环水，土地肥沃，林竹相间，景色宜人，每当看到老屋门前的青山绿水，便觉得这里是可以寄托灵魂的地方，热爱之情油然而生。《故乡的老屋》《梦里故乡观音堂》《老屋门前的竹园》《老宅古树》《来家垭往事》《故乡的小河》《家乡的卧牛山》等一篇篇美文便渐次流出笔端。攀强在旬阳县城工作生活二十多年，曾经多次描写太极城，尤其是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绿水环绕旬阳城》，将他对家乡山城的热爱饱蘸笔端，洋洋洒洒，娓娓道来，如临其境。这些作品中洋溢着灵秀的文气和情真意切的诗情画意。是他饱蘸着感情的汁液，以简雅柔婉，清新明快的文笔，献给童年、献给故乡的一幅幅彩色的画，一支支深情的歌。就像一个热情的向导，把读者带进了他梦萦魂牵的故乡，让我们饱览秦巴山深处的佳山秀水、乡风民俗。
“五四”以后兴起的乡土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坚持为人生之目的。茅盾在30年代中期所写的《关于“乡土文学”》中，就强调“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这也就是说，乡土文学作家不能一味沉溺于或仅仅满足于抒发“小我”的乡愁、乡情，而应当有对乡土社会农民命运的更为广泛的关切与反映。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则说:“一个作家仅仅意识到自己必须反映现实，像一面镜子似的反映现实还是不够的，还应当以自己的精神主体为中介去感受现实，参与现实中各种人的情感经历，与笔下的人物共悲欢，共爱憎，共忏悔，去对客体进行审美的再创造。”攀强很重视散文旨意的提炼，他的大多数散文的内涵不仅在于描山绣水，更在于抒发作者的某种人生感悟，使其于朴实平易中蕴含着思想哲理与人生况味，从而把我们带入一个充满理性思维的空间，使我们在感受美的同时，获得思想的启迪。《母亲的升子》就是最典型的一篇。文章虽然只有1500余字，但却介绍了农村家庭升子的用途，做法，尤其是“我”从母亲用升子向邻居借粮、还粮的做法、态度中受到的启发教育。升子简单的功用虽然只能装三斤粮食，但其中却包含着很多世道人心:改革开放之前农民生活的艰窘，粮食的奇缺;即使在这样的状况里，母亲仍然坚守着善良、厚道的优秀品德，借来平升的粮食，还的时候却总要超过升子平面的满;借的一般面粉，还时却是优质麦面。年幼的儿子认为这样吃了亏，母亲却说:“做人要厚道，不能斤斤计较，在你困难的时候人家帮助了你，应该心存感恩，知道报答，借平还满，心里才会踏实……邻里之间要互敬互爱，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我们要时刻记着别人的好处，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啊!”看似平淡无奇的话语，却包含着深刻的处事做人道理。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普遍真理。母亲虽然远离了儿孙，但“她给我留下的不仅仅是那口升子，那里有母亲的生活，母亲的故事，还有母亲的人格，母亲的教诲。更重要的是有母亲的精神和我们的家风，她想让我将其好好保存下来，留给自己，传给子孙。”发表在《光明日报》副刊的《又闻水笑声》，通过“家乡吕河的水笑了”这种拟人写法，生动形象地教育和启发人们要保护生态和热爱自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透射出思想的光芒。其他如《母亲的捶布石》《守住家园》《留住乡愁》《父亲的故事》《用爱心让花儿尽情绽放》等篇，也都具有这种形浅意深、小中见大的特点。
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传统乡土社会的自然环境与生活状况日益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古朴的自然风貌随着公路、铁路的修建，景区的开发，农民自建小高楼的增多，青壮年的外出打工，多数已不再有过去的安谧宁静，大集体时代几十人一起劳动的红火热闹，怎么看待与表现这种变化，是对当代作家历史观、文学观认识水平的考验与分野。某些既不真正了解历史又未亲身经历农民真实生活状况的白面书生，想当然地认为农民工进城，使农村变得冷落萧条。实际上几千年封建社会里，绝大多数农民何曾有过所谓桃花源式田园牧歌的生活?终年辛劳能拥有吃住温饱等基本生存条件就很不错了。
攀强作为一个熟悉农村，热爱农村而又善于学习思考的乡土作家，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认识与描写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村变化。他一方面热情地肯定，赞颂新农村农民基本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衣食住行水平的日益提高，另一方面也对某些群众和基层干部急功近利，违背科学，人为地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进行批评。《老屋门前的竹园》，写母亲多次保护竹园不被砍伐的故事。希望农村多些像母亲那样的保护自然环境的人，正如文章结尾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周围的人们，人人不再砍树毁竹，人人能够植树护绿，那么我们的家园将会更加美丽”。而《远去的秦巴柴郎》，不仅仅是对过去贫困山村砍柴时代的描述和记忆，更重要的是对毁林开荒造成的巨大破坏的反思，呼吁人们从我做起植树造林，恢复生态。
在《守住家园》中，他通过理性地分析思考，认为农民进城是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潮流，应当肯定，但是不能急躁冒进一窝蜂地赶热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创业有成，为城市做出贡献，举家搬到城里无可厚非;然而有些人住到城里只是盲目攀比，无事可干，只会给城市添乱。不仅被《海外文摘》发表，而且获了奖。《水泉坪记忆》《留住乡愁》等文章，以旬阳西沟风景区、水泉坪景区的改造为例，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某些偏差，提出了积极合理的建议。认为城乡一体化，不是要把农村建设的与城市一样繁华，因而到处拆除传统建筑，砍树占地搞建筑，结果形成“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的怪样子，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而应该因地制宜，尽可能保护、维修那些具有历史价值、非遗价值的建筑与自然风貌，的确很有见地和启示。
从选材立意上看，攀强的写作不是随心所欲，为文造情;而总是刻意从生活中捕捉那些曾深深打动过他的事件、人物、场景，着力挖掘其中的诗意和哲理。还有他自己在逆境中艰难跋涉的那些人生感悟，都很发人深省，开卷有益。
(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康学院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