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
从普通人的奋斗历程来展现故乡的历史变迁，特别是从故乡某种传统产业发展历程来反映历史，体现厚重的地域文化，书写乡愁和讴歌故乡人文历史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当下作家们的一种自觉追求。紫阳作家世君历时十年，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天汉茶商》就反映了这种自觉的追求。
宏阔历史视野下的百姓生活
长篇小说《天汉茶商》讲述的是紫阳三个茶商家族的争斗，小说从天汉茶庄郑德昌写起，又用倒叙的手法追记了郑家与另一个茶商家族赖家因斗茶结仇的过程。小说从矛盾和争斗写起，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赖家赖武吉因斗茶失败心情郁闷，过江占卜问卦又溺水而亡，两家结下世仇，从此争斗不休。后来，又因郑德昌与银九月的婚事不成，九月因爱生恨，再次产生矛盾冲突，银家与郑家相互挤对竞争，构成茶商同行间此起彼伏的斗争。小说以天汉茶庄郑氏家族百年兴衰荣辱的沧桑沉浮为主线，以茶商同行挤对竞争为辅线，以茶商家族的矛盾纠葛为暗线，在富裕与贫穷、兴旺与破落、诚实与狡黠、守旧与开明、真情与伪善的矛盾碰撞中，演绎紫阳茶人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在小说的叙事中，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很多大事都有描述，八国联军战争中慈禧太后逃到西安、改朝换代和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苛捐杂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这些历史大事件构成了小说的骨架，而作者以历史大事为背景，从百姓的日常生活出发，对晚清和新中国成立前期生活在紫阳的人和事，创业故事，家长里短娓娓道来，构成了宏大的历史视野下的叙事。所谓的宏大，并不单指时间跨度长，涉及人物多，它还包含了“质”的宏大，比如包罗万象的生活，又比如叙写方式的多维度，映射出来的是一个地区，一段历史的全景。在历史长河中，流淌着无数故事，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映照出往昔的风华。晚清因多次战败赎款，苛捐杂税众多，郑家刚交办完成贡茶，一分银子没收到，又被摊下几百两赋税；紫阳新兵训练，在头半年又派给茶商四次捐款，这样的困境，茶商只能奋起反抗。郑德昌之父郑天汉带领茶商抗捐，赖家之子赖本宅趁机告密，终使郑天汉惨死。类似的故事在地方史志都有记载，这样的故事和情节自然有真实感。而生活故事与历史大事件相互交融，整部小说有骨架，有血肉，产生出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作者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浑然一体的陕南风情，将小城的历史轨迹展示在读者面前，是作者对这场历史的人文解读。
小说在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又能表现出历史的复杂多重，反映出重大历史事件与普通人生存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体现出成熟的创作思考和美学理念。《天汉茶商》是一部很难用某一主题来概括的作品。这是一部写家乡、写中国、写历史的作品，也是一部写理想、写儿女情长、写家国情怀的作品。
民俗文化的展现与支撑
长篇小说《天汉茶商》另一个特色，是以地域文化的描写彰显地方文化色彩。小说中大量嵌入地域文化，包括汉水流域自然生态文化、汉水商帮文化、民俗文化和茶文化。这些文化的植入都是在对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中，不经意间展现出来的，是对百姓日常生活更为深刻地反映。在当时，这些文化都是“活态文化”。所谓“活态文化”，就是存在于百姓生活之中，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比如一方一土的风俗习惯，一方一土人情世故，这些文化丰富了百姓生活，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是百姓生活的黏合剂，甚至是百姓生活的全部信仰。
小说在叙述郑家“玉叶迎春”获封贡茶，非常自然地介绍了其加工制作工序；对紫阳炒青、紫阳绿茶、紫阳白茶及紫阳红茶制作工序以及茶艺和紫阳茶在百姓生活中的地位都进行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在小说的情节推进和故事发展过程中，对苞谷酿酒的过程、霉豆腐的发酵制作、陶制坛子泡酸菜的工序；紫阳特色三转弯荤素搭配、凉菜、热菜、汤菜进入宴席的前后次序等，都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描叙。小说对水磨坊、船帮、脚夫生活细腻逼真的一一展现，十分妥帖，符合故事产生的时代语境。对地域房屋建筑风格，楹联的装饰布置等的描写，一方面使小说厚重，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缓冲情节的作用，当读者沉迷于激烈的矛盾冲突时，能让读者的心情得到舒缓和调节。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文学是文学，文化是文化。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学则是通过文字形象地反映生活的一种艺术；因此小说首先是叙事性、形象性，是通过对人对事的描写来反映生活，抒发作者的感受见解。大量的地域文化的植入，对反映百姓生活固然有益，但也极具冒险性，稍有不慎，就会写成文化资料的堆砌。一旦文化资料冲淡或淹没了故事和情节，“死板”的知识性的“就物论物”式介绍也就损害小说的艺术性。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用数学的黄金分割法来确定一部长篇小说中能够植入多少地域文化，但长篇小说《天汉茶商》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和借鉴。这部小说能够成功地植入大量的地方文化元素，首先是它植入的是大量“活态文化”，表现的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信仰。其次它把地域文化的介绍与小说情节紧密相连，比如在描写郑德昌结婚时植入婚俗文化；给郑家老夫人办丧事时，自然的有了烧落气钱、穿老衣、燃长明灯等情节设置以及地方民俗文化的点缀。即使不是“活态文化”，如贡茶文化、茶马贸易等历史文化的介绍，作者也努力地把文化介绍与小说情节紧密联结，对贡茶的介绍是因为郑家历代生产贡茶；对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的介绍则是因为郑德昌要运茶入甘，是在通过其与岳父交谈的情节设置中体现的。在这些文字中，我们读到生活与兴趣，读到建立了爱与兴趣上的品位、把玩。这是因为作者在叙说、描写的细枝末节中透露出的倾注在人、事、物中的理趣、智巧、情感、思想。“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在所有这些故事和情节叙说、描写的前提下，地域文化的植入与小说情节彼此间是有机的、互为作用的联系，这样就丰富了小说的文学性，也更好地体现出地域文化的特质和内涵。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写：“充分地展示出地域文化对社会进步、商贸发展的影响力。”
对于地域文化的书写，也是作者文化“乡愁”的一种体现。作家是土生土长的紫阳人，热爱并熟悉这方土地，又担任过很长时间县文化旅游局负责人，对家乡的文化更是顶礼膜拜。他的性格和学识自然能使众多的地域文化像毛细血管深入肌肤一样，密布在小说的故事与情节中，精微而有形象地展示了他笔下的文学版图，使小说所书写的生活更有韵味、更加深刻。
历史的重构与文化的反思
好的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而人物是走不出特定时代的。以郑德昌为例，小说通过运茶入甘、组建船队、改秤破局、焚茶扬名等章节，讲述他遇事不乱，沉着应对，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表现出这个紫阳茶人的机智与顽强；又通过他组织茶商抗捐、为灾民施粥等情节，表现他的大义与善良；再通过他在襄阳的“红颜知己”表现他的本真性情；面对水生与赖四相互勾结，企图掠夺茶庄财富，他以恶制恶，将水生骗到银库害死，展现了他一个热血男人的冷酷与残忍。小说既张扬他的优良品德，也突出了他人格的缺陷，避免了人物的脸谱化。
小说其他人物的塑造，如水生的精明能干与贪婪、冷酷；彩青、艾草两代少夫人既有凄惨的命运，又因欲望而红杏出墙；赖四用鸦片麻醉控制乾文，乾文不能人伦而寻求借种有后；艾草为了主宰郑家财产陷害老管家；而苦茶为了图谋财产勾引艾草又谋害她等等。这些人性沉沦与堕落的悲剧，都展现出人物的复杂性，所有的人物也就鲜活而立体，也符合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小说以郑德昌怅然离世，仇家赖四被新政府枪决而告终，隐喻着世纪变局中天汉茶庄再次衰败的必然命运，符合历史逻辑。作者没有对人物的价值作出判断，但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琐碎细节的描写，挖掘出了最深层的人性，使得读者能从不同角度去同情和理解那些立体而鲜活的人物。
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陕南地区的兵连祸结、自然灾害、饥饿与死亡等等叙述，将紫阳茶商的经营史与时代动荡链接，在历史的隐形背景之下，作者通过文字徐徐展开故事与情节。无情的时代改变了郑德昌的命运，一个读书人本来可以走科举之路，但由于父亲的惨死，他只能弃学从商；而他那个不愿读书的儿子，本可以顺利地接班从商，却因鸦片泛滥以及赖四的教唆染上毒瘾不能自拔；经营水磨房的符兴财也因嗜赌败家，以到至于穷困卖女，改变了两代人的命运；采青、艾草这些穷家少女向命运做着不同程度的妥协，寻找着各自的不同活法。小说中的众生相，其实是众生挣扎相，也正是在挣扎生活的过程中，“生命”的力量便愈加凸显出来。正如电影《狂怒》中的一句台词：“理想是和平安宁的，历史是残暴不堪的”。作者对生命的哲理思考隐含在文字之中，对于历史进程中人性的探讨和拷问则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反思，这种书写抵达历史文化裂变中的伦理道德与人性本质。
作家没有经过书中所写的年代，又为何能将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人与事写得这样鲜活？我们在小说的后记中找到了答案：“我只能凭县志和民间传说的一鳞半爪与只言片语，来推想构筑那个时代的风物故事。用现代人的感情来写茶乡的过往”。原来他是从方志内容的非虚构引渡到文学的虚构，拓展和丰富方志记叙内容。难怪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一些人都非常熟悉，包括紫阳驻军的将领、土匪头子以及活动的地下党人，都似曾相识。只是在小说中化了名而已，比如紫阳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周华堂化名为张华堂等等。这种结合非虚构与虚构的写作方式，不仅让虚构的故事更加真实，还拓展了文学的表现力。作者借鉴方志体长篇小说的叙事经验 即是对传统叙事资源的守正创新，也实现了以微地域和小人物，映射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转型变迁的宏大叙事。
作者在艺术上的探索，包括在思想上的深入开掘，让读者感受到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气象。这是一部具有冒险精神和探索性的作品。小说对人生极端境遇、人性极致状态、情感极限情形的描写，对尖锐矛盾冲突的化解与救赎的表现，产生出不同凡响的内在力量。小说不仅展现了历史的动荡与变换，还彰显出作者对于历史的整体性思考。
结束语
作家从地方史志和传说出发，考察故乡历史上普通人的创业与生活，苦乐与生死，书写故乡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变化。任何个人的命运都无法脱离社会现实，可以说，国家的命运、故乡的命运决定了个人的命运。在历史大变局中，每个人都面临着各自的“难题”。作家从人文关怀的立场出发，一方面，通过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叙事和地域文化的呈现来书写自己的思考和创作，他不是简单的再现历史，还原历史，而是创造出一种历史的可能，构建了一段纸上的，立体的故乡历史。另一方面，他也关注时代风云冲击下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内在心灵的震荡，并从人性的角度去书写他们的善良与邪恶。维克多·弗兰克尔说：“人性中既有善良，也有邪恶，但最终决定的是一个人的选择。”
《天汉茶商》这部长篇小说同时展现出了人性的幽微和闪光，让读者在二者的张力中感受到人性的冲突，感受到善恶的力量，感受到选择的艰难，以及作者“救世”般的人文关怀。整部小说以地方性来展现独特性，以民俗文化的描写彰显文化色彩，以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体现艺术个性，这种创作上的选择，也让小说的艺术性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可资可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