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家虎
在陕西南部，秦岭与巴山的怀抱中，静静地躺着我的故乡——安康。古时她被称作“金州”，因汉水流域盛产沙金而得名。在这片青山绿水环绕的土地之上，还有另一种特产资源——生漆。据《安康地区志》载，安康地区位于漆树分布区域中心，是漆树发源地。安康出产的生漆质量上乘，其中尤以平利牛王沟一带的“牛王漆”和岚皋的“大木漆”作为朝廷贡品而闻名于世。关于平利的“牛王漆”还有一段传奇故事。相传，一头石牛曾在汉江河中镀金身，随后上山为祸乡里。幸得女娲娘娘劝导，金牛遂将自己的牛毛与乳汁化为漆树，以此作为对当地百姓的补偿与馈赠。
如果说“金州”是因沙金而得名，那么“金漆”之名则源于这片土地上的优质生漆。早在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就赞誉：“今梁州（即安康和汉中地区）漆最为上乘。”五代时期韩保升也指出：“漆树以金州者为最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漆树人多种之，以金州者为佳，故世称金漆。”由此可见，安康的“金漆”自古以来便享有极高的声誉。因此“金州贡漆”成为皇家贡品，这在《唐书·地理志》《寰宇记》《陕西通志》《兴安府志》等古籍均有记载。
然而，随着“金州”之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人们提到“金漆”时，往往联想到的是金漆镶嵌工艺，金属与漆在雕刻和装饰艺术中的结合，而非源自古金州的优质漆料。而今的安康人也更习惯用朴实的“土漆”来称呼这曾经耀眼的“金漆”。安康的金漆有着“好漆胜似油，照见美人头。搅拌琥珀色，提起吊金钩”的品质。然而，割漆却是一项异常艰辛的工作。在过去安康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可以感受到漆农的辛劳与无奈：“六月三伏天，这山转那山，累得我漆匠汗不干，越想越凄惨。”每逢六月三伏，漆农们便顶着烈日，穿梭于山林之间，汗水浸湿了衣衫，只为换来一桶桶供养家庭的漆液。漆农的收益微薄，山林间虫兽多，割漆过程充满了危险。此外，漆树含有漆酚，接触后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安康人也称之为“漆瘙子”。早些年，对于这种过敏症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漆农们只能默默忍受。因此，民间歌谣常唱道：“九月是重阳，乖姐劝小郎。来年莫把漆山上，不如种田庄。多种几亩田，我们好生盘。半年辛苦半年闲，一年当几年。”“漆农苦，漆农愁，好比江水向东流。江水滔滔有尽头，漆农苦愁何时休？”新中国成立后，漆农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生漆由国家商业部门统一购销，主要销往广东、福建、山东等地区，少量销往汉口、上海等中转地。还有部分生漆通过外贸渠道销往东南亚、日本等地。改革开放后，安康地区漆树面积迅速扩大，产量稳步上升，生漆产量也跃居全国之首，漆农的辛苦得到了回报。
金漆的辉煌与漆农的辛劳，共同书写了安康的漆文化。我的爷爷虽不是漆农，但会木匠的手艺，所以与漆也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无论是桌椅板凳，还是床架柜子，他对漆从选购到涂刷每一步都极为讲究。他漆过的家具，用别人话来说那就是“溜光锃亮”“跟个镜儿一样”。爷爷深知，漆的质量直接影响木制家具的美观与使用寿命。记得小时候，每逢周末回到老家，我总能看到爷爷在那间木工房里忙碌着。一堆木料在他的巧手下，渐渐从零散的部件变成了严丝合缝的家具。当家具通过榫卯结构组装完毕后，便是上漆的环节了。上漆的过程比较烦琐，尽管如今我已无法准确回忆起每一个细节，但仍依稀记得其中几个关键步骤：首先需要刮腻子、打磨，期间似乎还要先上一层底漆，最后才涂刷面漆。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记忆犹新，那是上小学时的一个暑假，爷爷漆好的八仙桌放在房屋里迟迟未干。我出于好意，试图将它搬到太阳下去晒来加速干燥，却被爷爷制止。他告诉我，晒过后漆面会开裂，只有在阴凉的地方自然阴干才能保持漆面光泽。
我上中学后，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到来，机器生产的家具逐渐取代了手工制品。爷爷做木工的机会也少了，偶尔来了兴致时才会制作一两件。与此同时，化工漆也凭借其低成本和便捷性，成了市场的主流，而土漆价格相对偏贵，市场占有量少，不容易购买。因此，爷爷偶尔也会使用化工漆，但每当提到漆的选用时，他总是嘴里带着些许埋怨，嘟囔着“还是土漆好”。在我看来，土漆不仅仅是一种装饰，也是时间的见证者，是漆农和匠人心意的传递。每一滴漆的落下，都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每一次打磨，都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爷爷已离开多年，但他用土漆涂抹的家具，依然承载着他那份匠心与温暖。
如今，虽然化工漆主导了市场，但安康的土漆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一份光辉。它既是光鲜亮丽的“金漆”，也是每一滴都承载着人们心血与历史印记的“土漆”。最近，我偶然在《农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用漆在燥热及霜冷时则难干，得阴湿，虽寒月亦易干，物之性也”，让我瞬间又回到了那个充满土漆与木头混合气味的炎炎夏日。在脑海中，我仿佛看见爷爷在木工房里忙碌的身影，他那份恒久不变的匠心精神，以及推刨拉锯时熟练而有力的动作，一切都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