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继武
在明代，有两位兵部尚书——魏学曾与刘四科，他们的传奇人生与籍贯之争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魏学曾，明代陕西金州紫阳县民籍，西安府泾阳县人，明朝大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后升迁为郎中、光禄少卿、右佥都御史等。他巡抚辽东时，曾镇守山海关，使京师免受外敌侵扰。后又调整将领和官吏，招降附和，发展屯田，屡破敌军，晋升为右副都御史，后任南京户部右侍郎。万历十九年（1591年)，任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延宁甘肃三边军务，因军功加为太子少保。万历二十年，因宁夏之役应变不力被革职，数月后得以洗冤，官复原职。万历二十四年去世，享年72岁，天启三年（1623年）追谥“恭襄”。
刘四科，明代陕西金州紫阳县军籍，西安府泾阳县人，明朝大臣。隆庆五年（1571年）考中进士。他初授山西长治县知县，后升任吏部主事、考功郎、文选郎、太常寺少卿、太仆卿等职。在顺天巡抚任上，刘四科整饬蓟州兵备，兼巡抚顺天等处地方，有效提升了边疆地区的防御能力。他关心民生，严查男丁服役欺诈冒顶之事，赢得了百姓的广泛赞誉。他曾以战抚之策，成功遏制了北方边患的持续恶化，后晋兵部尚书。万历三十八年，刘四科卒于任上，死赠太子少保，赐谕祭葬。
魏学曾与刘四科，一位在辽东建功立业，一位在顺天守护边疆，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地域，却都在明代政坛上颇有建树。但在不同的史志资料中，关于他们到底是紫阳人还是泾阳人却有不同的记载，这与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
明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登记需追溯祖籍，而士人实际居住地常因家族迁徙与仕宦流动发生变化，形成“户籍”与“乡贯”有差异的情况。
明代《进士登科录》中，则因朝廷为防止“冒籍”参加科举，规定考生必须回户籍地参加考试，而要同时详记“户籍”与“乡贯”。例如，《进士登科录》载：“魏学曾，贯陕西汉中府金州紫阳县民籍，西安府泾阳人”“刘四科，贯陕西汉中府紫阳县军籍，西安府泾阳人。”表明二人家族的户籍分别为紫阳县民籍、军籍，但都已定居泾阳。
而在古代官修地方志中，一般会在“选举”篇记录进士、举人的户籍，但涉及人物入仕以后的生平，多数由其所在的乡贯地作详细记述，这样既尊重了历史事实，又可通过名人效应构建地方文化认同。例如，虽然只有《泾阳县志》详细记载了魏学曾、刘四科的生平，但二人及其家人以紫阳县的户籍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是在泾阳、紫阳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的。“魏学曾，中紫阳县学癸丑进士”“魏学思中紫阳学北直真定府同知”（魏学思是魏学曾的弟弟)，以及“刘四科，中紫阳县学辛未进士。”这些与乾隆《兴安府志》《重修紫阳县志》等地方志的相关记载是一致的。
所以，若从当时的科举制度及进士身份上看，把魏学曾和刘四科作为紫阳籍人物来记载和宣传是没有问题的。从文献资料来看，紫阳县对这两位杰出人士非常敬重。《续修陕西通志稿》等志载：“紫阳县有制三边魏学曾兵部尚书刘四科等昭忠节孝祠在大明寺址。”康熙《紫阳县志》载：“紫阳明代天官少宰坊为吏部侍郎魏学曾立、起鳯坊为进士刘四科刘宇曜立。”
乾隆《兴安府志》及《紫阳县志》等地方志均载有魏学曾撰写的《三河平贼记》，落款为“邑人”。另外，《紫阳县志》还收录有刘四科撰写的《乾沟平贼记》《紫阳知县邓公去思碑》以及魏学曾撰写的《紫阳知县周公德政碑》，他们在这些文章的落款处都自称“邑人”，也就是同一个县的人。可见，他们不仅以紫阳籍入仕，还公开以紫阳县人的身份，撰文记录当地官员平贼安民的重要功绩，并为紫阳知县撰写德政碑。
我们通过深入研究他们的生平事迹，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还能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让这份共同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