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才进
夜里做了一个冗长的梦：我是一艘没有风帆没有浆的船，漂在没有月亮没有风的苍茫水中。潮水涨上来，缓缓漫过船体，轻柔地、凉爽地浸透每一寸肌理，于是我沉没入水底，周围有许多曼妙歌声，有许多轻柔的窃窃私语。醒来的时候，夜色仍紧紧拉着漆黑的幕布，窗外那盏耗完能量的太阳能檐灯，只残留一个小小的光斑，像只快要睡去的宵烛。夜似乎很静，却能听到无数草虫的浅吟低唱，这是大暑节气特有的景象，让我突然回忆过去的几十年，大东沟的节气里，好像并没有“大暑”。
大东沟人们所常提到的，大概是：清明，因为要祭祖；芒种，“算黄算割”的鸟鸣从这山到那山；白露，白露核桃可是个好东西；冬至，要吃扁食才能不冻耳朵。再就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至于小暑大暑什么的，不大听人说起，所以这位故去的老人，我猜想他的小名并不是“大暑”，毕竟听说他的生日在秋后。或许是出生时赶上秋收，祖父母或父亲在田地里刨出一个肥肥胖胖的红薯，呱呱坠地的婴儿也像这红薯一样圆润，于是他有了个接地气的乳名——大薯。
不过，大薯或者大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东沟里人们的小名，从来不是用来书写的。
虽然东沟里不说大暑小暑，但如果热上一段时间，村人见面谝闲传，总有人问上一句：“进伏了吗？”要么是“进几伏了？”
农谚不是说么：“头伏萝卜二伏芥（方言：芥gai菜），三伏里头种白菜”。进了伏，园子里拢了土，各色种子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天气一进伏就热得狠了，狗趴在泥地上懒得动弹，伸着舌头滴滴答答淌口水；鸡子们开始还喜欢三三两两蹬腿伸翅膀匍匐在太阳底下晒羽毛里的虱子，晒得昏昏欲睡，这时候也躲到阴凉里，大张着嘴，嗦囊一抽一抽喘着粗气。
早年间里，每每入了伏，阿爸就会爬到木楼上，去翻找那副不知传了几代的曲模。我就晓得，该是踩酒曲的时候了。曲模是四块木条组成的可拆卸的长方框子，铁匠木的，黑漆漆裹了一层包浆。阿爸刷洗曲模时总要念叨一句“好酒在好曲，好曲在三伏”，又会说：“千两黄金易得，一两好曲难求。”他一辈子在土地里刨食，大概连一两金子也不曾得到过，只有在制曲的时候，才能夸这样硬气的海口。
我家制曲，通常淘六升麦子，碰上年景好，一斗也是有的。阿爸说钢磨会伤了粮食的本味，做不得好曲。总是洗晒好麦子后扛到两里外的栎庄，那里的老栎树下有一副大青石磨。一斗麦子，父子俩要抱着磨杠轰隆隆推上半天。磨制曲的麦子有讲究：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要磨成大小均匀的“梅花瓣”。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场景：那棵五百年的老栎树懒懒伸着枝杈，鸣蝉在繁密枝叶间唱了一曲又一曲，树下的石磨轰隆隆作响，破碎的麦粒从磨缝里洋洋洒洒而下，仿佛一圈小小的瀑布。有时微风拂过山岗，老树的叶子摇晃起来，像一千一万的人噼噼啪啪鼓掌。
大东沟里做酒曲，用的还是《齐民要术》中的老方子：碎麦粒拌上麸皮和水；再取一块旧年的曲砖碾成粉末与其拌匀，就该派曲模出场了。踩曲是阿爸的专利，家里其他人从不让染指。他仔细地洗净脚，揩干，立在竹席中央静默一会儿，像在进行一项庄重的仪式。我被分派不断往曲模里添加原料。阿爸的脚在曲模上来来回回：先踩四角，再踩中间。蓬松的曲料凹陷下去，渐渐变得紧实。他还在不停踩踏，直到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制好的曲砖被阿爸小心地码在麦秸床上，覆上一层厚厚的稻糠和黄蒿，它们在伏天的白天和夜晚静静沉睡，不久就会散发出醉人的曲香。
阿爸老了，已经很多年不再烤烧酒，那些焐在黄蒿里、串在屋梁上的曲砖也很多年不曾再见，在这个临近“大暑”节气，送别一位叫“大暑”或“大薯”的老人的山路上，我望见山坳里那座盛满我少年记忆的石板老屋，现在化作一堆破烂的黄土，它曾在过去的某些年里，每年三伏日都曲香四溢；那棵巨大无比的老栎树，仍旧招展满枝绿叶挺立于山梁，它见证过，在以往几百年里，曾有无数对父子或夫妇推着那扇沉重的青石磨踯躅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