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妙鸿 杨迁伟 吴苏
人类与山川林木，究竟该如何相处？是“坎坎伐檀兮”的无限索取，还是“天人合一”的和谐共生？这个横亘于文明进程中的诘问，在中华祖脉秦岭深处的宁陕县，得到了一个掷地有声的当代回应。
回溯宁陕往昔，那是一段令人痛心的过往。曾经，在寂静的山林中，刺耳的斧锯声无情地打破了古木沉睡的宁静。一棵棵历经岁月沧桑的树木，在斧锯的肆虐下轰然倒下，仿佛是大自然无声的悲泣。而在暴雨倾盆之时，失去了林木庇护的大地变得脆弱不堪，山洪如猛兽般咆哮着席卷而来，冲毁了农田，淹没了村庄，将人们的希望无情地吞噬。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不仅刻在了大地母亲的肌肤上，更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个宁陕人的心。
然而，当大地母亲用伤痛向人们发出“敬畏是生存的第一法则”的警示时，淳朴而坚毅的宁陕儿女选择了坚守与等待。他们深知，只有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让这片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于是，他们放下了手中的斧锯，用汗水浇灌希望，用智慧重塑山林，用耐心等待大地母亲重披新绿。
这不是一个关于奇迹的童话，而是一曲真实而壮丽的生态协奏曲。它讲述着山的故事、林的故事，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平凡却伟大的人的故事。这是一个从贫瘠走向富饶的转变，一个从迷茫走向复兴的绿色传奇，它在秦岭深处，奏响了最动人的时代回响。
哺育与伤痕交织的血脉
宁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时期。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便已是秦国通往巴蜀的要道。西汉时期，宁陕更是凭借境内的子午道，扮演着南北丝路物资转运枢纽、丝路交通要冲以及丝路文化与地域文明交融节点的重要角色。当马蹄声踏过古老的山道，挑夫的汗水滴落在幽深的峡谷，那些远去的足迹，为宁陕留下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然而，比马蹄与汗水更深刻地烙印在宁陕土地上的，是无处不在的山林。山，是宁陕的筋骨；林，则是宁陕的血脉。数千年来，这里的人民与这片雄浑的山林，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命运，如同山间的溪流，与森林的脉搏同频共振。
唐代白居易的诗句“伐薪烧炭南山中”，这里的“南山”指代秦岭的终南山，宁陕的山与终南山同处于秦岭的褶皱里。诗中卖炭翁佝偻的身影，正是秦岭深处山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挥斧于林海，烧炭于山地，只为换取两餐温饱，却在不知不觉中，将青山的绿意化作一缕缕青烟，消散在历史的尘埃里。
宋元时期，宁陕的马帮商队穿梭山林，将木材运往中原，换回布匹和盐巴。那时，宁陕人口稀少，森林覆盖率近乎100%，空气清新，水源充沛，山民们以林为家，日子虽清苦，却自给自足。
明清鼎盛，宁陕的山林经济达到巅峰，百姓们砍伐老树，加工成板材、家具，甚至出口海外。宁陕的民歌中，唱的是“绿水青山绕家门，林深叶密藏金银”，一代代山民以此为荣。
山是林的脊梁，林是山的灵魂。没有林的山，易成荒秃的石堆；没有山的林，难成茂密的绿海。秦岭的巍峨，孕育了宁陕的林木；林木的繁茂，又守护着青山的稳固。在宁陕，这不仅是自然法则，更是民生之道。
然而，这种“青山”的“馈赠”，却在近代演变为双刃剑。进入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至90年代，人口激增，生存压力如山洪般涌来，斧锯声取代了鸟鸣，成为山林中最刺耳的旋律。
那时，宁陕是全国100个重点林业县之一，曾有108家林场，从事木材加工等相关行业的人员最多时达4万余人。“上山动斧子”是全县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时期被称为“木头经济”时代。椴木被成片砍伐，用来烧炭或培育木耳、香菇；优质松木、橡木运往外地，加工成高档家具。
林农陈廷楚回忆：“那时，家家户户砍树、烧炭，山里面几人合抱的老树几乎都被砍光了。早上进山还是郁郁葱葱，晚上出来就秃了一片。”全县295.2万亩集体林地被无情蚕食。林农们为了一家的温饱，不惜竭泽而渔……小树长成即伐，老树倒下即运。木材外销，换回粮食和布匹，但山林的伤口却在加剧。
这片哺育了宁陕人民的青山，在这场短短的“繁荣”中，承受了难以承受之重，给宁陕留下了遍体鳞伤的惨痛。山体裸露，土壤流失，水土保持功能崩塌。秦岭南麓的坡度本就陡峭，一旦树木减少，雨水便如利刃般切割大地。在2000年前后，一系列严重的局部性生态灾难接踵而至。
在宁陕人的记忆深处，有两年令人刻骨铭记——2002年和2003年，连续的洪水，如同两记重锤，将这片土地反复撕裂。
2002年6月8日晚，宁陕县蒲河、旬河流域，一场罕见的暴雨如狂怒的巨兽般撕开夜幕。那不是普通的雨，而是山体在崩塌前的哀鸣，是大地肌理破裂的嘶吼。山洪化作无数条狰狞的恶龙，自高处席卷而下，裹挟着巨石、断木与泥沙，以摧枯拉朽之势扑向地势较低的村庄。房屋在洪流中颤抖、坍塌，曾经安宁的家园，一夜之间沦为汪洋与废墟。
当第一缕晨曦勉强穿透阴霾，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疮痍：210个生命，永远沉寂在那个暴雨之夜；948间房屋彻底倒塌，1130间严重损毁，如同大地伤口上零落的残骸；1130个家庭，在黎明时分失去了栖身之所。
然而，伤痛尚未结束，灾难竟再次袭来。仅仅一年之后，2003年8月29日，暴雨与山洪调转锋刃，直指宁陕县城。周边山区30余处泥石流同时暴发，如一把把利刃，刺向这片尚未愈合的土地。又有29人被夺去生命，他们的名字沉入县城的集体记忆。3587人无家可归，37个机关单位瘫痪，水厂荡然无存，城区供电、供水、交通、通讯全部中断……
一座城，在泥泞与黑暗中陷入停滞。
山与林，本应是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可在那段过度砍伐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的山洪，以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警示着人类对自然的索取，正在触及危险的边缘。
“当时，我们县上算了一笔细账。”宁陕县农业林业和水利局局长郑常涛说：“砍伐1m³的木材，能带来几百元的收入，但如果一场中等规模的泥石流发生，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能就是几百万元，还不包括间接的生态破坏和人员伤亡的巨大成本。”
“卖炭翁”的辛劳，换来的仅仅是短暂的温饱；而“山林的眼泪”，却酿成了长久的伤痛。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面对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宁陕人民，这个世代与山林相依为命的群体，终于开始了深刻的反思。那句古老的谚语“靠山吃山”，在经历了血的教训后，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他们意识到，山林，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
背井离乡的等待与守望
2001年，随着国家封山育林政策的实施，以及作为南水北调重要水源涵养地的使命要求，宁陕县响亮地发出了“停止采伐”的号令。曾经在山林间回响的斧锯声，终于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寂静和对未来迷茫的叹息。
“那时，我们‘靠山吃山’的日子过得还挺美，突然说林地产权属于村集体，我们不能随便动一棵树了。”家住宁陕县梅子镇的林农罗宗富，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对于习惯了直接从山林中获取经济来源的宁陕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封山育林后，林农们开始尝试发展林下经济。一年忙到头，许多林农算来算去，发现挣的钱仅能维持糊口，都觉得守着这些山林，不如外出打工来得划算。
于是，背井离乡，成了那个时期许多伐木工人的无奈选择。
宁陕县户籍人口约7.4万，2000年，外出务工人员1.5 万人；2003年，劳务输出规模进一步扩大，外出务工人数增长至1.8万人；到2005年，宁陕县劳务输出人数突破2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像候鸟一样，飞往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工厂车间，用最辛勤的汗水和最朴实的双手，换取微薄的收入，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计。
宁陕县城关镇月河村的杨停学，正是当年伐木大军中的一员，也是众多无奈外出者中的一个缩影。15岁，正是大多数少年憧憬着书本和梦想的年纪，杨停学却已经扛起了沉重的斧头，走进了山林。作为村里数一数二的壮劳力，他的力量，在那个以山林为主要资源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
杨停学回忆，他一天能伐木4m³，这是何等惊人的产量！然而，即便是最好的年景，他一年的收入也才3000元，勉强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日子如山间的薄雾，捉摸不定。禁伐令施行后，犹如一道无形的墙，阻断了他曾经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他也像其他人一样外出打零工。然而，生活的波澜起伏，让他深陷彷徨。
梅子镇的张龙兵，也因同样的原因最终踏上了外出打工的列车。
离乡那天，他在村口站了很久，身后是层叠的、墨绿色的山峦，他转过身，最后望了一眼。“祖祖辈辈都在这片山林里生活，”他后来回忆道，“现在却要背井离乡，心里真不是滋味。”那滋味，是山风也吹不散的涩。
外面的世界，没有他心中的“山”，有的是轰鸣的塑料厂、幽深的煤窑。他的身体在流水线上重复，在矿灯下摸索，在搅拌机的轰鸣中透支。繁重的劳动像无声的刻刀，在他身上留下病根；而漂泊无依的状态，则成为一种更深、更持久的煎熬，侵蚀着心灵。
即使在异乡，心底对家乡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期盼愈发清晰，却也愈发遥远。张龙兵像一株被移栽的树木，水土不服，在异乡的喧嚣里，默默思念着那片沉默的林地。空余时间，他会约上老乡在工棚里谈论家乡零星的变化，分享着“村里开始搞林下种植了”“有人种天麻卖到了大城市”这样的消息。这些话题，总能点燃他们眼中短暂的光亮。张龙兵曾听老乡说起村里来了新技术员教种天麻，那一刻，他心中涌起强烈的回乡冲动，但面对未知的风险和眼前勉强稳定的收入，他又只能将渴望压下。
山林在封山育林政策的保护下，慢慢恢复了苍翠。可人心却在漂泊中，越来越感到一种无根感。孩子们在留守中长大，老人们在孤独中老去，而那片宁静的山林，仿佛也在静静地等待着，等待它的儿女们能够重新拥抱它，与它一同书写新的篇章。
虽然焦急，但宁陕人一直在“等待”。他们在外用汗水和思念涵养着家乡的山林，也在用辛苦换来的积蓄，憧憬着一个能够真正回归山林、落地生根的未来。
这就是融入宁陕人血脉里的生存信条——“青山不负人，人亦不负青山。”这句朴素而深刻的话语，是一代代宁陕人与这片土地搏斗、相依、共生的铮铮誓言。就像一颗颗饱含生命力的种子，在漫长的时光土壤中，不声不响地汲取着养分，等待被唤醒的契机。
2007年7月，一则消息像投入深潭的石子，在宁陕县泛起了希望的涟漪。陕西省将10个县列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宁陕县赫然名列其中。这则消息，瞬间点燃了无数林农心中压抑已久的期盼。
“当时就盼着改革能给我们这些林农指条明路。”陈廷楚第一时间跑到镇上的林业站打听消息。他清晰地记得，改革的核心——“山有主、林有权”，意味着林业产权将真正落实到户，这对于世代守望着大山的宁陕人来说，是何等重要的转折。
宁陕县原林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永慧，至今仍能回忆起那段艰辛的岁月。为了精准核实每一块林地的边界，他们带着罗盘仪和卷尺，跋涉在崎岖的山间，一转就是三天。饥饿时，啃几口干粮；口渴时，掬一捧清冽的山泉。汗水与泥土交织，勾勒出改革者们坚实的足迹。
2008年春，陈廷楚终于如愿拿到了自家15亩林地的林权证。那本绿色的证书，清晰地标注着林地的位置、面积、四至界限，每一笔都是沉甸甸的希望。“捧着那本证，我就想好好在林下发展点产业。”他激动地说，“虽然对未来发展什么产业仍一片茫然，但想到这些林子有了产权，自己就可以做主了，心里就特别踏实。”
陈廷楚尝试在自家几亩林地里种植天麻和猪苓。然而，传统的种植方式不仅消耗林地资源，收益也低得令人失望，“种一地、换一地、歇三年”，不仅产量低下，还会破坏林地原有的植被。最多时仅能种植10亩地，一年辛劳下来，收入还不如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一个月的工资。
很快，更多的林农也发现，“林权到户”的春风，正如所有的改革初期那样，吹来了一种新的困境，缠绕着林农发展的步伐，考验着这片热土上的人们。
“谁家还有几十亩地？能抱团取暖吗？”这样的呼唤，在田间地头响起，却常常湮没在细碎的土地格局中。林地被分割得如同棋盘格，每一块土地的面积都太小，难以形成像样的规模，更别提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种“碎”的格局，成了制约效益最大化的壁垒。
“没钱，啥也干不了。”这句朴实无华的感慨，道出了产业升级中最致命的环节。技术更新、品种改良、现代化管理，这些都像是摆在林农们面前高不可攀的山峰，而缺乏资金，让他们连攀登的起点都难以抵达。他们的热情，被现实无情地浇了一盆冷水。
而经营权的流转，本应是盘活资源、激发活力的重要引擎，却成了“看得见，摸不着”的空中楼阁。缺乏一套成熟、透明、有法律保障的流转机制，使得“谁来流转？怎么流转？流转之后谁负责？”这些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林农们既不敢轻易放下手中的土地，也难以找到合适的途径使其产生更大的价值，这种艰难的境地，犹如一层厚厚的阴霾，遮蔽了改革红利的释放。
守着“金山”却贫穷，一度成为彼时宁陕林农的真实写照。那时，全县林业产业收入不足亿元，农民人均林业收入仅千元左右，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不足40%。
绿色蝶变下乡村振兴的新交响
转机出现在2015年，那一年，宁陕县被纳入全国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一场关乎山林命运的探索又一次拉开帷幕。
在一次次林间调研、院落座谈的持续摸索中，“三权分置”的思路渐趋明朗。“三权分置”，如同一把精准的解剖刀，将林地承包经营权、林木所有权与集体收益分配权三者分离，明晰界限。
这股改革的春风，迅速渗透宁陕的每一寸林间土壤，为沉寂多年的林海注入新的活力。那些曾经静默的山坡开始躁动起来：林下经济悄然兴起，生态旅游的足迹渐次铺开，村民们的收入账本上，多出了几分绿色的惊喜。
林业不再是单纯的守望，而是生生不息的循环。
时光推移至2024年，宁陕县被确立为省级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改革的浪潮再度升级。在这一关键节点，宁陕县大胆创新，推出“收益权证”这一机制。它如同一颗投进平静湖面的重磅石子，瞬间引来广泛关注与热议。这本小小的证书，不仅保障了林农的稳定收益，更为规模化经营筑起坚实的桥梁。
“这就像给林农和经营主体都吃了‘定心丸’。”宁陕县农业林业和水利局党委委员、上坝河林场场长王友洲，用朴实的语言，道出了“收益权证”的核心价值。“过去，地是我的，树是我的，但我能从中获得多少收益，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些都像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有了‘收益权证’，就有了明确的依据。它清晰地界定了林农应得的收益份额，也为经营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这就像是给林地流转‘打了包票’，让‘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得到了切实保障。”
这意味着，林农在保留土地权益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流转经营权，让那些曾经“沉睡”的资产，真正转化为“绿色银行”，源源不断地为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这，就是宁陕人对青山的最好回报，也是青山对宁陕人民的深情回馈。
陈廷楚正是这场绿色变革中最生动的注脚。借助改革的东风，陈廷楚大胆流转整合了1080亩林地，建起了标准化的林下种植基地。他摒弃了祖辈相传的毁林种植模式，引入创新的“天麻桶栽技术”。一个个专用的种植桶，整齐排列在林下，不破坏土层，不损伤树根，实现了“种药不毁林，采收不伤地”的生态循环。这项技术革命，不仅守住了绿水青山，更大幅提升了天麻的产量和品质。他种出的天麻，品质远超国家标准，成为收购商争抢的“香饽饽”。如今，他年种植天麻30万桶，收入可观。
“要是没有‘三权分置’，没有金融支持，我这辈子也搞不起这么大的规模。”陈廷楚的语气里，充满了对改革的感激。“我的收入不仅来自天麻和毛慈菇，以后还能有碳汇分红。”他充满信心地说。他已将部分林地用于碳汇林的种植，既保护了环境，又增加了新的收益来源。
而曾经为生计所困的杨停学，也在这场绿色蝶变中迎来了人生的转折。2016年，杨停学享受到了5万元无息无抵押的“脱贫贷”。这笔贷款，宛如一场及时雨，为他干涸的创业梦想注入了生机，成为他发展产业的宝贵启动资金。同年12月，命运再次垂青于他，他被聘为宁陕县第一批生态护林员，负责管护近400亩山林。从此，这片山林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而一年7000元的固定工资，也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一份保障。
感恩之心化作行动，杨停学没有浪费这份机遇。他凭借所学技术，在林地间隙精心栽下白及、重楼、猪苓等珍贵中药材，还引进了40余箱中蜂，开启了林下经济的探索。山风拂过，蜂鸣阵阵，他日复一日地劳作，汗水浇灌着这片新生的土地。凭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他的产业如野火燎原般扩展。到2019年，中药材的丰收、漆树的割取、蜂蜜的采撷，加上护林工资和各类补助，他的年收入已飙升至20多万元。
如今，杨停学仍旧驻守在那片山林，用心呵护着每一寸绿意。从挥斧的伐木工，到绿水青山的守护者和受益者，他常常感慨：“守好林子，才有好日子。”
那些曾经背井离乡的游子，在这片重焕生机的土地上同样收获了新的希望。罗宗富年轻时也曾外出务工，现在他和61岁的爱人王月芝在家种植3亩天麻，虽然孩子常年在外，但老两口靠着林下产业，生活安稳充实。而张龙兵，这位年届五十、常年辗转于各地隧道的汉子，如今亦看到了家乡的转变。他每年正月种下天麻，十月回家采收，中间的时间虽然依旧在外务工，但林下经济的收益，让他看到了扎根青山的希望。
在这里，山不再是障碍，而是财富的源泉；林不再是资源，而是可持续的希望。
在寨沟村，张明亨的林麝养殖基地隐于深山之中。海拔1250米的基地里，标准化圈舍依山势错落而建，4200㎡的养殖区被划分成多个功能区。林麝分泌的麝香，因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每公斤市场价超过40万元，被誉为“软黄金”。靠着这珍贵的“分泌物”，张明亨的基地年养殖规模超130只，综合产值达200余万元。
宁陕县绿康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世红的“甜蜜事业”也发展得有声有色。她流转了600余亩林地，从100箱蜜蜂起步，如今已建成10处标准化中蜂养殖基地，年选育蜂群3000箱。公司构建了“林下种养+精深加工+产品研发+文旅研学”的四维模式，年综合产值达1200万元，累计带动500余户群众，户均增收6000元。
截至目前，宁陕县已培育林业经营主体162家，发展林下经济18万亩，形成了以林麝、中蜂为代表的特色养殖，以天麻、猪苓为主导的林下种植，以核桃、板栗为特色的经济林果等多元产业体系。林下经济年产值超12亿元，占林业总产值的60%以上，真正实现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良性循环。
同时，宁陕县还积极探索碳汇经济。2022年6月，完成秦岭区域首例林业碳汇交易。尽管面临天然林未纳入碳汇交易体系、人工林面积有限、基础数据缺失、技术人才匮乏等挑战，但宁陕县从未停歇探索的脚步。综合监测数据测算，宁陕县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年总价值超过130亿元，每年固碳总量114.26万吨，理论林业碳汇交易年价值1.02亿元，碳汇交易前景十分广阔。
不仅如此，如今的宁陕，空气负氧离子浓度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获评“中国天然氧吧”，出境断面水质持续保持国家Ⅱ类以上标准。
从斧锯声中的山林之痛，到林改后的生机焕发；从林下经济的蓬勃发展，到碳汇经济的探索前行，宁陕县用18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木头经济”到“绿色经济”的华丽转身。这片曾因过度采伐而伤痕累累的土地，已成为秦岭深处的“绿色银行”，那些曾因生计所迫而迷茫的林农，如今已成为生态保护的受益者和推动者。
宁陕，正走出一条林业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句话，在宁陕的青山绿水间，化作了土地的脉搏，化作了林农脸上的笑容，化作了山林间流淌的希望。
这里的人们，用汗水与智慧，重新“护”起了这片青山。他们守护着每一寸森林，呵护着每一条溪流，让荒山披上绿装，让退化的土地重获生机。而这片“不负”的青山，也以它慷慨的馈赠，回报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的贫瘠，化作了郁郁葱葱的产业；曾经的困顿，变成了如今的富足与安康。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康市平利县考察时作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科学论断，在宁陕这片承载着深厚绿色基因的土地上，得到了最生动、最感人的印证。宁陕的绿色发展之路，不仅是陕西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样本，更是全国的典型范例。它为生态脆弱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生动诠释了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实现可持续共赢。宁陕的故事，用最朴素的语言和最真挚的行动，有力地证明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保护与发展不是对立的选择，而是可以协同推进”的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