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光辉
一
1978年1月，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我从西安铁路运输学校毕业，分配到襄渝铁路中段的毛坝关火车站，三四个通信工，十几个养路工，清一色的雄性动物。仅有一个女站务员，已给领导当了配偶。
王锡儒 摄
这里在大巴山深处，找不到三尺平地，无法安置站台，铁道兵就把站台修在桥面上。车站值班室是间砖房，一张桌子，两张椅子，两个值班员，一正一副。充当站台的桥面上铺了三股钢轨，一股供临时停车用，另两股通往山外。站台对面是山，笔陡如削，岩石如铁，透溢着拒人千里的冷色。
山隔断了电视的传播，领导下来视察工作，承诺5年内给小站装上“锅盖”。我们转过身子冷笑，5年后你在哪里？山还隔断了收音机的电波，拧开“红梅”，除了“嘎巴”还是“嘎巴”，还有“吱吱”的声音，广播电台让老鼠做播音员？
我们和外界的交流，就是每天11点有对慢车在这里交汇，停车3分钟。为了看客车，准确地说看客车里的女同胞，车站领导拟修改作息时间，早上提前一小时上班，中午提前一小时下班，赶到客车开来之前，我们就能竖在站台上。修改作息时间的报告打到更高的领导那里，更高的领导说为了看女人修改作息时间，是资产阶级腐朽。也有领导说30多岁的男人，连女人的手都没有摸过，要是再不让他们看女人，多残忍，调整方案终获通过。
列车停下，这是一天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挨着窗户看里面的女同胞。看到漂亮姑娘就驻足不前，眼珠里能伸出钩子，企图把人家钩下来。这样确实下作，确实资产阶级。但只看不说，不动手动脚，就上不犯国法下不犯路规。或没话找话地和女列车员搭讪，都是干铁路的，人不亲行亲，容易搭上话。问人家要不要帮着买老母鸡，四斤重的老母鸡一块五一只，城里起码三四块。人家要是能应付一句两句，或者答应让我们帮着买母鸡，我们会兴奋得一夜翻几十个身子。
昨天的慢车来了，开走了，今天的慢车来了，开走了。慢车像绿色的长蛇，尾巴钻进隧洞后，我们心里又盈满惆怅、空寥。有工友就嘟囔，满火车的婆娘都有主了，没有一个是咱的！还有工友说，哪个女的要是肯跟我，就是喝我的血，我也给身上插个管子让她喝！
有个养路工下乡时谈了个对象，他调不到对象工作的城市，想让对象调到这里。对象跑来，观天，扁担宽一溜，观地，山摞着山。问男的，我们要是结婚了，住哪里，有了孩子，到哪里上学，咱们不能培养个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养路工后代！
爱情的碉堡被现实的炮火摧毁了。
我们觉得自己不但被世界抛弃了，也被女人抛弃了。
这里流行，献了青春献终生，跟着还要献子孙，我们还没有子孙可献。
苦累算不上什么，最难受的是除了没有女人，还没有文化生活。整个车站除了擦肛门的卫生纸，还有公家的值班日志，再没有称为“纸”的物质，更别说白纸印黑字的图书。上级要求建文明车站，送来一副象棋、两副扑克、三盆叫花草。说闲下了打打扑克牌下下象棋，要不把鼻子凑到花草跟前闻闻，就能把思想里的肮脏冲掉。没有人去闻花草，喜欢看贴在墙上的女明星，人家不分昼夜地给他们笑，感动得他们不厌其烦地在画上摸，把人家摸得油滋滋脏兮兮。
下班以后，晚霞褪去，夜幕降临，山风微吹。光棍们就聚到站台上，屁股下铺块塑料布，端个大茶缸，泡着酽茶，在一块神侃，消磨时间。
要是有领导下来视察，会轰动整个车站。
傍晚时分，把领导请到站台上，把最大的塑料布让领导坐，把最酽的茶给领导喝，围在领导四周，做聆听指示的恭顺状。领导做报告样地提问，你们一个月拿多少工资？养路工抢着回答，五十三块五。领导说，一个月除去礼拜天，有26个工作日。一个工作日8个小时，除去点名、午饭、朝现场走路、拉屎尿尿、工间休息，实际工作不到5个小时。你们计算一个小时挣多少钱？立即有人口算，26乘5等于130个小时，130个小时分五十三块五，一小时拿四毛一分钱。领导又说两秒钟砸一次镐，算算砸一次挣多少钱。这个养路工又口算起来，一分钟60秒，一个小时60分，就是3600秒，两秒钟砸次镐，就是1800次，每砸一次挣零点二分二厘五。
领导初小毕业，听不懂零点二分二厘五是多少，佯装生气说，你别拿学问糊弄我，直接给我说砸一次镐挣多少钱？养路工解释，砸10次挣两厘多，砸100次挣两分多，砸1000次挣两毛多，谁也不知道算得对不对。领导说你们在这里好好砸，把钱砸出来了，攒够了，到山外头领个待业女青年，照样能陪你睡觉给你生娃。
以后的几十年里，我调动了好几个单位，接触了不少领导，觉得这位领导最靠谱，没说空话套话日弄人的话。砸镐是养路工的谋生手段，不好好砸，被铁路开除了，饿死你狗日的！
我们看到值班室墙上的红油漆标语，像看到纪录片里珠穆朗玛峰上飘扬的旗帜，与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上班、工资、恋爱、结婚、生娃、过日子，宣传美学生不出这些！
人是群聚动物，我也想和他们坐到一块，起码不会孤独。但是，我中专毕业时耳朵出了问题，医生说是神经性耳鸣。聋子爱打岔，人家问我今天干啥，我说你问站长他爸，我咋知道他爸是谁？
我刚走到人家跟前，人家把胳膊一挥，轰苍蝇似的说，连句话都听不明白，来凑啥热闹，哪里没人哪里耍去！
我知趣地躲到一边去了。
我被抛弃了，下班吃过饭，就独自坐在山崖下，呆呆地望着冷铁般的山崖。消退的晚霞中，乌鸦聒噪着从山那边飞来，朝着山那边飞去，给我的身上留下一滴鸟屎。夜幕降临了，夜空绝了鸟迹，丛薮里有了虫鸣。偶尔过辆火车，带来巨大的轰鸣，又带走巨大的轰鸣，山地、车站又被寂静淹没。清冷的月光淹没了山地的一切，偶尔有工友站在桥边，对着桥下的涧溪尿尿，听不到尿落涧溪的声响。
我从初夜坐到子夜，在寂寞入骨的空虚里思考自己的前途，一个深山小站上的半聋子工人，能有什么前途？
过了子夜，我摸黑回到宿舍，悄悄钻进被窝。第二天跟在工友的屁股后边，上山干活。干活也不是我的强项，个子不高，身上没膘，工友给我编了顺口溜：“汉小力薄，吃不得哈（不好）的，干不了重活！”
工友也有不抛弃我的时候，到了星期天，他们到万源县城，看女娃，喝烧酒，都要带上我，让我资助费用。我不敢不资助，害怕他们的拳头。我们到了县城，直奔烟酒门市部，看卖糖果的女娃。我们站在柜台外边，吃着糖，闻着人家身上飘来的雪花膏气息，眼睛瞟着人家说话，企图引起人家的注意。我觉得这样做让人看不起，躲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偷着看。
我们在烟酒门市部磨蹭上一两个小时，再跑到食店，要上两个肉菜，两个素菜，打上两斤散装白酒，吃开喝起。高粱白喝完，脑袋发晕，两腿发软，晃荡着走在鞋底磨了千百年的条石街道上，条石被岁月磨得锃明发亮，脚步落在上边，缝隙里溅出带有臭味的泥水，熏得我们呕吐。狗吃了我们的呕吐物，趔趔趄趄跟在我们后边，期望再吃到人类没有消化的酒肉。
我天天琢磨，就这样走过自己的一生？
琢磨的结果，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于是，自杀的念头时常闪现在思维中。多少个白天夜晚，我趴在桥边的栏杆上，望着桥下深涧的流水、巨石，阴冷的气息腾升到桥面上，桥面至沟底的距离大约七八十米。我把计算自由落体的公式琢磨出来，S代表物体下落的高度，G代表重力加速度，T代表时间，如果从桥面跳下去，只需一点零两秒就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
真正想自杀的人，绝不会自杀前计算从实施到死亡的时间。促使我苟延生命的是我的父母，我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势必给他们造成致命的打击。为了父母活下去，我必须活下去。
二
一个完全的偶然，我走进万源县文化馆，那是当年闹革命的根据地，好像是徐向前、许世友的军部。陈旧的书架上摆放着十几本杂志，我拿起一本《新体育》，里面有篇小说《含羞草》，是名叫张洁的作家写的。内容是一个很有实力获得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为了培养更年轻的选手，全心做好陪练，年轻选手终于获得世界冠军，选手的姐姐和这位陪练产生了恋情。文笔优美，故事感人，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十多年后，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才知道张洁在若干年后，其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我觉得自己在聆听张洁给我讲述美好的人性。
我突然萌发出这样的想法，耳朵对于写作者完全是多余的器官。而且，用嘴和耳朵进行交流，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用书籍交流就无距离和时空的限制。
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张洁大姐催生了我的文学生命，尽管我至今都没见过她。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拯救自己只能靠自己。我的父母、亲友中，连个小组长职位的人都没有，靠他们拯救我等于让蚂蚁拖大象，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我决定开始写作，能不能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拽出泥淖？
我在本该读书的年龄，参军入伍，驾驶军车奔驰在青藏高原，没有机会读书。
我知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拼命读书，恶补没有读书的缺憾。
但是，领导规定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领袖著作，读其他书籍是资产阶级活动。
就在我立下文学创作的志向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搞阶级斗争了，不扣资产阶级帽子了，书籍大量出版了。
我的文学命运太好了，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为了读书，到了周末，天刚破晓，我就跑到车站值班室，等待经停的货列，爬到尾部的守车上，所有的列车都在万源站更换机车。我跑到万源县文化馆，为了多借几本书，借的时间长一些，就讨好图书管理员，帮人家买鸡蛋。毛坝关的鸡蛋五分钱一个，万源县城的鸡蛋八分钱一个，一篮子盛一百个鸡蛋，人家就节省三块钱。这可不是小数字，万源的月工资才二十多块钱。
《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刚刚复刊，限量发行，掏钱也订不上它们。慢车上搞文化下乡。慢车在毛坝关会车时，我上到客车，找卖杂志的列车员。买到杂志后到下一站下车，顺着铁路步行回毛坝关，要经过三座1000多米的隧道。隧道里到处是火车遗下的粪便、饭食、垃圾，腐烂的气味令人窒息。火车通过隧道时，如果不及时躲进安全洞，就有被卷进车轮下的危险。有次，我来不及钻安全洞，把身子贴在洞壁上，火车距离我一尺多远的距离飞驰而过。突然，车上蒙的篷布散开了，擦着我的鼻尖一闪而过，吓得我本能地爬到地上。如果篷布再张开一点，就会把我卷到车轮下，碎骨万段。
职工住房紧张，一间宿舍4个人，我无法看书写作。一楼与二楼的楼梯间，有个存放扫帚的小屋，能支一张桌子一张床，这是多好的书斋呀。我把里面打扫了，粉刷了，拉上电灯，找了张桌子，就囚在里面看书写作。
大巴山的冬夜，寒冷锥骨，坐到半夜，冻得难以忍受，就把被子裹在身上，身上的问题解决了，脚仍然刺痛。我找来工作灯，装上150瓦的灯泡，放在桌子下边，脚蹬在灯罩上。灯泡发出的亮光，夜里不觉什么，第二天起床，两眼红肿流泪，看东西模糊。为了克服灯泡的强光，我找来黑铁纱网，罩在灯罩上，熬夜看书的问题解决了。
上班攀山查线、下班看书写作，成了我的主流生活。
我的阅读向更深更广的范畴延伸。
书籍把我带进了欧洲，让我了解了古希腊、古罗马、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现实主义文艺；书籍也把我带进了古代中国，春秋战国、隋唐时代、宋的纷乱、元的铁骑、明的治吏、清的腐败；书籍使我了解了宇宙之浩瀚，原子之渺小；了解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核、人的内心世界的微妙。
春夜，祛冷还暖的微风里吹来山林的清冽，走来了苏格拉底，他给我说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才是最聪明的；走来了柏拉图，他给我说风的冷暖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感觉，这是哲学的道理；走来了亚里士多德，他给我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你爱读书，绝对没错；走来的还有泰勒斯、朗基努斯、孔子、阿基米德……
夏夜，清新的山风吹来了但丁，他在《神曲》里给我揭示了教皇统治的罪恶；吹来了薄伽丘，他在《十日谈》里给我说，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辜负青春；吹来了雨果，他在《巴黎圣母院》里赞扬丑人阿西莫多的善良，抨击副主教克洛德道貌岸然的蛇蝎心肠……秋夜，月亮在我的窗户里不动声色地游走，月光星光连台灯的光，淹没了我。辉光里坐着康德，他给我讲二律悖反；坐着黑格尔，他给我说整个世界都应该讲究精神和信念；坐着罗素，他给我说，支撑他的生命有三种情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
冬夜，山崖上的冰雪填满了我的窗户，寒冷透过玻璃，我连连打着冷颤。陪我苦熬的有马克思，他让我知晓了什么是唯物史观、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陪我苦熬的还有恩格斯，他给我讲写《论权威》目的是针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即使无产阶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权威原则也不会消失，而只会改变形式；陪我苦熬的还有大胡子托尔斯泰，他在短篇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通过由佃农发展为地主的帕霍姆，由于过分的贪婪，累得吐血而死，给我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不多，两米，够埋葬他的尸体就可以了，告诫我们不要贪婪；陪我苦熬的还有莎士比亚、契科夫、鲁迅……我像久旱的沙漠，遇到春雨的滋润，一滴不露地吸收；也像有生以来都处在饥饿状态，猛然遇到丰盛大餐，拼力饕餮。
阅读，是先哲给我交流，只要先哲没有抛弃我，人类就没有抛弃我，他们代表了整个人类。千万年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地球上的瞬间过客，没有给后人留下处世的智慧，不能代表人类，能代表人类的只能是给后人留下智慧的人。
麻将传到了小站，工友们的业余生活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打麻将。业余时间，不是喝酒，就是通宵达旦地搓麻将，有时哗啦到天亮，临到上班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麻将桌，揉着通红肿胀的眼睛，拿上两个馒头，扛着铁镐朝施工点走去，脚步摇晃，步履挣扎。
很多时候，子夜的月光透过窗户的玻璃，麻将的哗啦也穿过窗户的玻璃，惹得我心烦，无奈；很多时候，他们喝醉后倒在站台上，身旁散发着呕吐物的怪味。我站在桥面的栏杆前，防止他们滚到桥下；很多时候，他们从万源县城回来，谈论着哪个小妹漂亮。
多少次，我发出痛心地感慨，兄弟呀，咱不能这样作践自己呀！
多少次，我又无奈地感慨，我的兄弟不这样，又能咋样！
他们同情我的耳聋，我同情他们的精神虚空。
看书，就要买书。通信工月工资四十二块五，为了买书，我把每月的伙食费控制在七八块钱以下，几个月不吃一次肉。一个星期天中午，我正写作，觉得头昏得厉害、耳鸣加剧、心跳加快，意识到情况不好，赶忙打开门挣扎出来，刚出房门就昏倒过去。工友们把我送到几公里外的卫生所，医生说是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所致。
我的床上是书，桌上是书，床下堆的也是书。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查看我的书籍，把《世界通史》《中国通史》《马恩列斯全集》《毛泽东选集》，集中在一边，说这些是好书，读得越多越好。又把《西厢记》《茶花女》，归拢到一边，说这些是黄色书籍，宣传淫秽色情，应该没收。我辩解，国家没有规定这些书是黄色书籍，《茶花女》是世界名著，大仲马的代表作。领导说我不管他是公马母马，写女人就是宣传资产阶级……
领导要把这些书搬走，如同刀剜我的心肝，摆出拼命的架势吼，你敢动我的书，我就跟你没完，别说我跟你过不去！如果他真敢搬走我的书，我的拳头绝对会砸在他的脑袋上。若干年后，我漂到海南挣饭吃，再回到当年挣扎的地方，遇到这位领导，他已经退休了，满脸的皱纹里透溢着生存的艰难和处世的委婉。他主动给我解释，不是我非要没收你的书，我拿工资就得干活！其实，我早已不记恨他了，那是一个时代，记恨一个时代有什么用处？
那些年的阅读，为我的文学创作，为我以后到大学教书，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三
兄弟部门万源通信站电源室老出故障，我当过汽车兵，懂蓄电池、发电机，读中专时又学了高低压电路，领导要把我调到电源室当工长，这个职务不是干部。
人事室主任找我谈话，听说你在写作？我说业余时间写点东西。主任问你还给人说想当作家？我说写出名堂了，就是作家啦。主任说不是我贬低你，作家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咱国家一年光大学文学系毕业的学生有多少，有几个当上作家的？大学专门培养作家的学生都当不上，你只读了三年中专，还是学晶体管电路的，连地球的自转公转都分不清，还想当作家！别奋斗了几年，作家没当成，连个人的终身大事都耽误了。人要有自知之明，你是个半聋人，说穿了是残疾人，好赖是个铁路职工，在铁路上找不来对象，找个山里女人还是可以的，早早把家安了，生儿育女过一辈子，不要异想天开。我给你谈话的目的就是希望你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要是把看书写作的功夫用在工作上，说不定还能提拔成干部。要是当上了干部，即使耳朵有点问题，还有铁路女娃跟你的！
我知道主任是为我好，但我不能接受。
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单位里，你想当作家本身就让人看不惯。人家都被作家的光环震慑得顶膜礼拜，你竟敢如此狂妄，要大家顶膜礼拜你！确实可以推测出来，几十个人的单位要是出个作家，照此比例下来，中国的作家没有一个亿也有九千万。
杜光辉想当作家在单位传播后，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了黑色幽默，成了人们饭余茶后的笑料。
吃饭时，大家围在房檐下扒拉饭食，有工友当着大家的面说：“杜光辉，不忙的时候请个假，到你先人坟上看看冒没冒青烟？你要是当了作家，我们排着队在你裤裆下边钻三圈！”这话引起人们哄堂大笑。我羞赧、愤怒，差点把饭碗扣到他头上。但我不敢，打起来真不是人家的对手。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把我打了也是白打，唯一的办法是找领导，领导也因为我想当作家而不待见我，找也是白找。
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还写点东西，常常折腾到后半夜。早晨起床，两眼红肿，糜烂如桃，走路打晃。领导见我这副模样，老远就批评，你夜里干什么去了，没有一点精神？青年应该像早晨的太阳，看看你这样子，哪像个青年人？
为了买书，几年没买衣服，一年四季都是公家发的再生布工作服，油腻肮脏，老远就闻到复杂气味。为了买书，我尽量延长理发的间隔时间，头发蓬乱，远看近看都像精神病人。电报员电话员赌咒时常说，我要是怎么怎么了就嫁给杜光辉。
那段时间，我是在低头中过日子的，看书低头，写作低头，走路低头，见人低头，开会低头。我自己都觉得低人一头，一个半神经的聋人凭什么在人前抬头？我的颈椎病都是在那时候形成的。
我觉得，读的书越多越孤独，越想在书里找知音，找到的是更浓郁的孤独，孤独里却盛盈自满自足。
写文章发表不了，领导不待见，同事歧视，鸡嫌狗不爱，我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本来就神经衰弱，现在更衰弱，整夜失眠。到卫生所开安眠药，医生说一次只能开三天的量，怕有人把安眠药攒起来自杀！我说如果前几年，我还有自杀的念头，现在你发奖金鼓励我自杀，我都不会自杀！
多年后，我读到史铁生在一篇文章写的，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
四
读了那么多书，受了那么多苦，产生了那么多感慨要给人说。我只能把这些写出来，用钢笔给稿纸诉说。
我读中专学的是与文学毫不沾边的通信专业，写作的时候，常常觉得词不达意，心里想的写不出来，写出来的又不是心里想的，觉得不满意，撕下来重写，再写还不满意，再撕下来重写。写到天亮，撕了两本稿纸，地上铺了一层，还没写满一张。
上级号召做有志青年，有志青年的标志就是自学英语。领导把打乒乓球的房子腾出来，挂了块黑板，摆了桌子板凳，请了一个高中毕业生。每天晚饭后，把女电话员电报员、男通信工电缆工集中起来学英语。男坐左，女坐右，还有几对有了意思地坐到一块，你瞟我一眼，我瞅你一下，眉目传情，一切都在不言中。我知道人家看不上我，自然不会自作多情，去了几分钟就跑出来，回到房子继续写作。她们还在那里“啊,喔、哦”地念，教室距我写作的地方不到十米，声浪阵阵，传进我的耳道，尽管听力不好，还能听出聒噪。本来就为写不出东西心烦，听到聒噪更心烦。
一天初夜，我正在边写边撕稿纸，有人敲门，起身开门。副书记进来，看到满屋地的稿纸，惊诧地问，你在做什么，把纸撕得满地都是？我说我在写作，写不下去，心烦？副书记说，别人都在做有志青年，你囚在屋里撕纸，放着光明大道不走……他说了三遍我才听明白，申辩，她们连个请假条都写不清楚，还去学外国语？她们首要的是把中国话学好，写的请假条让领导看明白。再就是你下这么大的力气培养她们学英语，她们学成了，能调到外交部当翻译？给她们教英语的老师连大学都考不上，能教出外交部的翻译官？俺老爹给我说，有啥地种啥庄稼，翅膀长出来了再想上天，别成天空想，成了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
我趁机把刚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抡给他，他哪知道欧文是谁。还真把他骇唬住了，半晌才说，你还真读出名堂了！我又骇唬他，你以后上党课把我请去，你们要是能听懂十分之一，我一年不要奖金。不是我小看你培养的有志青年，我奋斗成作家了，她们把英语也忘光了，人也变成了老婆娘！现在回想起来，这话确实恶毒，难怪人家不喜欢我。
我写了两三年之后，给西安铁路局办的《西铁文艺》投了个短篇小说。很快，一位赵姓编辑回信了，信中写道： “杜光辉同志，你的错别字令人无法把文章看下去。请你以后写作时，每个字都查下字典……”
我把信贴在桌子前边的墙上，激励自己。心想，你杜光辉要是能写出获全国奖的小说，人家会用这种口气给你写信？要别人看得起你，你首先要干出让别人看得起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作家是青年最辉煌的梦想。在这条并不宽畅的道路上，拥挤着大批的文学青年，你挤我扛、熙熙攘攘。我当时的文学基础，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坛上的关系，想发表作品的难度，比运动员想打破世界纪录都难。尽管我拼命地写，勇敢加不要脸地投稿，每天都企盼着邮递员的车铃声，也每天都怕邮递员那句永远不变的话：“杜光辉，你的退稿！”随着邮递员的话，又招来一阵司空见惯的热嘲冷刺。退稿中夹着一张铅字退稿信，有的连我的姓名都懒得写，只在铅字的“同志”前边加个“杜”就行了，还有的连“杜”都没有，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水平，不值得编辑浪费那点墨水。
也有很多退稿信是钢笔写的，几百字，上千字，详细地给我讲小说存在的问题，怎么修改。我把这些退稿信一遍一遍地琢磨，从中思考什么是结构、人物刻画、细节？我至今还记得给我亲笔写退稿信的编辑有：《奔流》的杜道恒、《鸭绿江》的刘元举、《十月》的骆一禾、《长江文艺》的谢克强、《当代》的周昌义、《作家》的宗仁发……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编辑真好，和作者的关系真纯洁！
再有人恶心我当作家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把这些退稿信拿出来，振振有词地反驳，我要是没有培养价值，人家能费那么大的力气给我写信？这不是斗嘴，我真的感觉我是棵文学苗子，有培养价值。
这些退稿信从1封、10封、100封、200封、将近300封。我望着一寸多高的退稿信，自己给自己发狠，让狗日的退，等退至1000封时，老子在退稿信的背面打上方格，写一部中篇小说寄去，看能不能打动他们。
我看到一家报纸介绍，北京有个叫张征的作家，接到200多封退稿信，仍然坚持不懈，终于发表了处女作。我苦笑了，我收到的退稿信将近他的一倍，怎么没人关注我？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说，只要心诚石头都能开出花，难道我对文学的心还不诚？
十多年后，我到海南闯荡，丢弃了全部生活用品，但这些退稿信一直带在身边。我在海南流浪了两年，终于有了工作，联系当年扶持过我的编辑，有的已经下世，有的健在。那年冬天，刘元举坐在我刚刚分到的单位住房，看到这些退稿信，他亲笔写的就有二三十封，感慨地说，我当了一辈子编辑，写了多少退稿信，唯有你把这些退稿信保存得这么好。看到这些退稿信，看到你的创作成就，我有了当编辑的成就感！
五
刚开始写作时，我连什么是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都分不清楚。就是看着文学杂志，书籍，照葫芦画瓢。
我有个同学叫常安成，在西安仪表厂工作。我给他写信，让他在西安帮我找个作家，指点我创作。常安成给我来信，有个叫宋登的作家，原来在厂里当技术员，调到《革命英烈》编辑部。他给宋登谈了我的创作情况，宋登非常同情我的遭遇，答应帮我看小说。
我选了几篇小说给宋登寄去，宋登很快回信了，说你是当作家的材料，思维立体，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深刻，能感觉你读了不少书。但你还不会写小说，连基本技巧如悬念、情节都不懂。你如果坚持下去，肯定能成大器，许多立志当作家的人，最初的几年确实肯下力气，但熬上几年过后，见成效不大就不再熬下去了，我担心你也是这种人。他在信中写道：“文学创作是贯穿人一生的痛苦磨炼，只有终生都经得起这种磨炼的人，才能获得成功。”
有时，我寄给宋登一篇四五千字的小说，他给我的回信也是四五千字。从构思、人物、情节、开篇、布局、细节、语言，全面进行讲评。一直到我的成名作《车帮》发表，漫长的10年里，宋登一直搀扶着我的肩膀向前挣扎。到了1991年，我整理了10年间宋登指点我创作的通信，竟有七八万字。我蓦然发现，宋登在这10年间很少发表作品。他当时才40多岁，正是出作品的时候，他把写作的时间用于辅导我了。
我的中篇小说《车帮》被《新华文摘》转载后，他给我来了最后一封信，你现在磨出来了，水平也超过我了，我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给你说三道四了。但相当一些作家成名之后，再进步都十分困难，主要原因是人们再不去指出他作品中的不足了，他本人也不像过去那样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了。写出一篇成名作不难，难的是写出传世之作。
再一个对我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是骆一禾。1983年11月，我给《十月》寄了中篇小说《冯大家族》。骆一禾给我回信：“你的来稿《冯大家族》，乡土气息浓烈，也有时代气息。我读过以后，认为是一部有发表基础的作品，建议你做些修改，再挂号寄我。”他在写了2000多字的修改意见后面，又写道“你的文字能力是好的，虽有错别字，但是文字有叙述力，能传达感受，文字风格朴素、秀气，适于写农村生活。”
由于我的文学修养太差，骆一禾信中谈的意见，我理解不了。我利用铁路工人坐火车不掏钱的方便跑到北京，住在崇外大街一家澡堂子里。骆一禾就在这家澡堂附近，给我谈了3天文学。他反复告诫我：“千万不要去写应时文学，当时的政治需要什么你就写什么，可能红火一阵，过后什么都没有。可以这么说，从现在起再过一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发展的方向都是正确的，中国在文化意识方面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封建和反封建的斗争。”
这3天谈话，给我懵迷的文学思维打开了天窗，对我一生的文学创作极有教益。当时，我不知道骆一禾是和海子齐名的诗人。但是，《冯大家族》没有发表，骆一禾给我的信中写道：“《冯大家族》没有通过，因为近期有一些比较高质量的稿子，把它比下来了。贾平凹《鸡窝洼人家》《正月·腊月》两个中篇，写农村题材的，《冯大家族》就比不过了。三审是编《高山下的花环》的编辑，水平比较高，他觉得你的文字还嫩了一些。而且一个大家族的破灭，当然是在农村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中瓦解的。但小说没把握好，写改叶爱情力量的作用太大。结果把一场生产力的革命，似乎变成了爱情的力量。这样，社会意义就缩小了，变革也容易了点。”
尽管骆一禾没有发表我一篇小说，但他一直给我通信，十几封近万字，他从文学谈到我的工作、生活、婚姻、身体，无话不说。
我调到分局宣传部后，得知骆一禾去世的消息，当时就软瘫在办公桌下，从医院打完吊针出来。我让妻子去买火纸、供香，到汉江边上，面对北京方向，点燃了火纸、供香。
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又得到《鸭绿江》杂志刘元举老师的指导。在连续收到100多封退稿信之后，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当作家的材料，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学基础太差，时常萌发放弃写作的念头。就在我准备放弃写作，托人在当地找个待业青年，生儿育女，在山里熬一辈子时，刘元举把我的一个中篇小说退回来了，附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这样写道：“你是写小说的材料，你一定能写出大手笔的小说，我相信我的眼睛！”
我拿着信跑到半山上，扑在一块大石头上放声痛哭，一直到翌日凌晨一点多钟。从山上下来，我擦干眼泪，又伏在桌前。
可以说，刘元举拯救了我的文学生命。
在漫长的时间里，我和刘元举书信不断，频繁时一月两三封。1989年，我创作出中篇小说《车帮》，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大刊，一位资深编辑给我回信：“杜光辉同志，你用了一个很陈旧的方法写了一个很陈旧的故事，建议你多读点书，接受新事物……”
接到这封信后，我的自信心遭受重创，把《车帮》放在抽屉里半年之久，不敢外投。又不甘心，时常翻出来看，觉得有点味道。终于按捺不住，给刘元举写了封信，写了《车帮》的内容简介，把那位编辑的信一并寄去。刘元举回信说，他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务必把《车帮》寄给他。20天后，刘元举回信了：“杜光辉同志，你给我刊写了一篇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佳作。我刊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隆重推出……”
《车帮》在《鸭绿江》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了。
我终于在文坛上站起来了。
《车帮》被《新华文摘》转载后，陕西作家张淑琴推荐给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召开会议，把《车帮》列为改编电影的计划，开始寻找杜光辉。人们纳闷了，《车帮》写的是陕西的事情，作者应该是陕西人，能把小说写到这个档次，最次也是省级作协会员，陕西文坛怎么没有印象？
几个月后，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在陕西一家杂志社看到我的投稿，已经贴上了退稿笺，何志铭惊喜地说，多少人找了几个月，到底把杜光辉找到了。
何志铭给编辑说了我的《车帮》，编辑赶忙把贴在稿件上的退稿信撕下来，说这篇稿子再看看，这是我在陕西的文学刊物发的第一篇小说。
《车帮》在陕西引起了一番轰动，各种赞誉蜂拥而至。著名编剧张子良说：“《车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最好的几部中篇小说之一。”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王吉成看了我的另一部中篇小说《黄幡》之后，给我的信中写道：“从《车帮》到《黄幡》，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陕西出了个大手笔！”
1991年5月，我作为陕西省青年作家代表，参加第四届全国青年作家会议。我在代表通讯录看到刘元举的名字，立即给刘元举的房间拨了电话。刘元举放下电话就来找我，我们在走廊里相遇，一个作家和一个编辑，在通信10年之后，凭着感觉拥抱在一起。
20世纪的最后几年，文坛已经不是80年代初的文坛了。我邀请刘元举到海南，我们通宵达旦地谈文学。天亮了，我去上班，他看我没有投稿的六七部小说。几天后刘元举问我，这么好的小说，为什么不投出去？我苦笑，没有说话。刘元举明白了，说我帮你把这些稿子投出去，挑出一部8万字的《哦·我的可可西里》，说这部小说发表了，肯定会轰动，当下就给《小说界》的编辑修晓林打电话。小说发表后，先后获得上海长中篇小说大奖、首届中国环境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2000年—2001年优秀中篇小说奖，入选《新世纪小说大系》，使我的创作又提升一个档次。到了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刘元举又把我的中篇小说《多多》，推荐给《北京文学》，《北京文学》连续5年都发我一部中篇，使我的创作又提升一个档次。
六
一次出差，我坐在卧铺车厢，对面坐着两位青年，拿着转载我《车帮》的《新华文摘》，一个给另一个说，你看看这篇小说，过去吆马车的都知道咋教育孩子，现在的家长太溺爱孩子了！
《车帮》里有段这样的细节，车户为了培养孩子的胆量，把烟袋放到乱葬坟里，让孩子半夜去取……
和我同行的人给他们说，他就是杜光辉。人家不相信，说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同事让我拿出工作证。
他们给我说，你写的这个小说太震撼了，我们从西安出发就看，看了一路，感慨了一路。到了安康，我们请您吃饭……
这两个人，一个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编辑宋小平，一个是中学语文教师张广孝，我们由这篇小说成了好朋友。
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感慨，我的思想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这难道不是写作者的成功？
2021年，我参加中国作协的评审会，会后与北京的文友相聚。做东的人介绍我时，一位大刊的主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您是《新世纪》的主编，您发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认真研读，那时就立下决心，毕业后当编辑。
真没想到，我写的文章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
几十年过去，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困境，只要自己不抛弃自己，这个世界就抛弃不了你！
阅读：是先哲们给我们的教诲。
写作：是我们给世界的发言。
文章写到这里，总找不到合适的结尾，就读书。读到陕西作家周瑄璞读美国作家杰·伦敦的《马丁·伊登》的感受：“整个社会像个体积庞大轰轰作响的机器，绝不会为一个无名青年而停下来，让他这个小零件跻身上去，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地方虚位以待，到处都是人满为患。你必须学会在这个机器的运转中掌握一种合适的速度，跟上步伐，伺机将自己这个小零件拧到位置上。”
这段文字权当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