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曦
绍兴是一座水城，街随河走，河随街流，在白墙黑瓦的倒影中，乌篷船往来穿梭，这正是想象中的江南味道。未到绍兴，就想着兰亭集会的书卷雅韵，想着李白笔下的镜湖水月，想着越剧的软语娇媚，想着黄酒的绵软甜意……
黄酒小镇
拜大禹，谒书圣，赴沈园，再至阳明故里、徐渭故里、蔡元培故居、鲁迅故里……跟随着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寻迹溯源·运河文化绍兴行”百名文化记者采风团，绍兴就像一本厚重的大书缓缓展开。越看越惊，越走越疑，开始不断问自己——绍兴是先前想象中江南仕女的模样吗？
仓桥直街
蔡元培故居
直到在坡塘村，聆听了绍剧唱段《一从大地起风雷》，心中才有了答案。“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绍剧与秦腔颇有渊源，与越剧的细腻委婉迥然有别。国家一级演员施洁净的唱腔更是慷慨激越，一时剧场风滚雷动。离开绍兴后，我又找来录像反复聆听，引起无限遐思，不由得想起鲁迅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剧里诗中，精神何其相似。
在如潮的喝彩声中，一个崭新的绍兴形象在我心中升起。原来绍兴的水是充满了钙质的水，不止于水面的柔波，更有水中的风、电、雷。“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胆剑精神”已铭刻在绍兴的文化肌理中，塑造出绍兴人的硬脾气。这时我才明白“硬骨头”鲁迅并不孤单，在他的家乡绍兴，古往今来有一大批刚毅超拔的豪杰之士，这片柔媚的土地其实蕴藏着一种钢铁般坚韧的精神力量。
狂人呐喊
一条小河从鲁迅故居门前流过，乌篷船在河上晃晃悠悠。百草园绿意葱茏，何首乌、覆盆子还如鲁迅笔下那般生机勃勃。三味书屋一切似乎还如旧时模样，抱柱上挂着一联——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鲁迅的座位处在上首，桌上还刻着“早”字。如今的“故园”风光旖旎，只有回到历史才有鲁迅笔下“风雨如磐”的况味。
三味书屋
周家新老台门依然保存完好，1909年鲁迅留日归来，先后在杭州和绍兴做教员，大概就常住这里。鉴湖女侠秋瑾家离鲁迅家不过几百米，两人先后留学日本，但两年前秋瑾已为革命慷慨赴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鲁迅多次去凭吊秋瑾，怀念这位特别的同乡和同窗。在秋瑾坟前，他也许还会想起另一个同乡徐锡麟，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邓恩铭失败，被邓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而食。如此“吃人”的现实，让鲁迅陷入了何等的悲哀。
“民元革命”曾为鲁迅带来短暂的光亮。1911年，革命党人王金发就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与王金发在日本已相识的鲁迅，亲自带学生前去迎接。鲁迅认为“现在要为秋女侠报仇才好”，与秋瑾案有牵连的旧官僚章介眉被军政府逮捕后，却以“毁家纾难”的名义献上一笔财产，迅即被释放了。曾在秋瑾的掩护下逃生的王金发，在与当地乡绅的觥筹交错中，“渐渐变得跟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这让鲁迅陷入了更深一层的悲哀，多年以后只能用曲笔，在小说《药》中为革命者的坟上“添了一个花环”。
同侪的鲜血，现实的苦闷，激发了鲁迅对乡邦先贤和文献的兴趣。他埋首于绍兴的碑文残垣，不仅钩稽材料，还到大禹陵、兰亭等地多次实地考察，曾作《会稽郡故书杂集》。他在《〈越铎〉出世辞》中推重古越文化：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
从今度古、以古观今，鲁迅所谓的“善生俊异”“坚确慷慨”，不无现实的影子，也可看作某种程度的夫子自道。
在绍兴先贤中，鲁迅尤其醉心于嵇康。从1913年至 1931年的18年间，鲁迅坚持不懈地整理《嵇康集》，参照校本19种，校勘凡10遍，工笔小楷抄写三遍，还撰写了《〈嵇康集〉考》《〈嵇康集〉序》《〈嵇康集〉跋》《〈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逸文考》等。
嵇康祖籍会稽，是一位“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终为当权者司马昭所不容，行刑前，嵇康风度依旧，索琴而弹，叹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便慨然赴死。南宋《会稽志》曾记载，嵇康夜过绍兴，在白塔山八仙冢遇古伶人之魄而得《广陵散》，这个民间故事足以说明绍兴人对嵇康的惋惜了。
“立俗迕流议，龙性谁能驯。”嵇康是一位真正的“狂人”，鲁迅也是一位真正的“猛士”，他们可谓千古之下的知音。许寿裳先生曾说：“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贞如白玉，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
1918年，鲁迅在寂寞冷清的绍兴会馆中，写下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像嵇康批判虚伪的“礼教”一样，发出了“从来这样，便对么”的诘问，吼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从此，周树人退居幕后，手持“投枪匕首”的鲁迅登上了历史舞台。
放浪兰亭
1913年，鲁迅曾携弟友乘舟游兰亭，观看王羲之手书的“鹅池”石牌，游览右军祠、墨池、御碑亭、流觞亭，遥想晋朝的文人墨客，在这里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
兰亭一角
兰亭位于兰渚山下，相传越王勾践在此种植了兰花，汉代在此设驿亭，因此得名“兰亭”。永和九年，书圣王羲之和群贤在此修禊，催生出《兰亭集序》，从此会稽山阴之兰亭走进了中华文化史。
走进兰亭，确有曲水流觞之雅意。作为生于长于秦岭的人，兰亭四周的山算不上“崇山峻岭”，但“茂林修竹”确实珊珊可爱。在大家欣赏碑帖之时，我却对鹅池中嘎嘎而鸣的几只大白鹅情有独钟。我感觉从这几只“活物”身上才可见魏晋的真意。
王羲之爱鹅在历史上留下不少趣事。《世说新语》记载了一则发生于绍兴的逸事，王羲之在山阴碰见一群白鹅，十分惊喜，便想买下，养鹅的道士说：“你只要给我写一篇《黄庭经》，就将这些鹅悉数相赠。”王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欢喜异常。由于这个典故，便有人将这篇书法称作《换鹅帖》。王羲之不拘世俗的行止很多，譬如少时坦腹而卧，留下坦腹东床的成语。
《兰亭集序》云：“放浪形骸之外。”放浪和佯狂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以“魏晋风度”概括之。鲁迅以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确如鲁迅所说，放浪兰亭不仅只有表面的飘逸，更有深沉的生命忧患。魏晋处大乱之世，可真是一个“吃人”的时代，政治舞台变换大王旗，斗争极为残酷，若从孔融、嵇康算起，被以“礼法”的名义杀掉的名人才士可列一个长长的名单，连做个“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逸民也不被允许。到了王羲之时代，真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家国易代，生命如草，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不得不让人感叹：“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王与马，共天下。”王羲之是妥妥的上层贵族，早年“有骨鲠”“风骨清举”，骨鲠应该是其性格底色，他辞官归隐绍兴金庭实为不堪与流俗为伍，有志难伸。永和七年，会稽内史王述遭母丧停职，王羲之代任会稽内史，却迟迟不去王述家吊丧。后来去了，却看了一眼就离开，未按当时的丧礼执孝子手哭。王述大抵缺乏名士风度，早为王羲之所轻视。未料到王述守丧完毕后，竟然被任命为扬州刺史，会稽归扬州管辖，王述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羲之的不忿之情可想而知。因不愿居于俗人之下，王羲之一度奏请将会稽划出扬州，后愤而辞去会稽内史之职，并且对着父母的坟墓，发下永不出仕的毒誓。
与时人看嵇康“龙章凤姿”一样，时人目王右军也是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王羲之曾书写嵇康的作品，二人也算异代知音，毕竟他们的“龙性”是相同的。难怪明代刘基要为王羲之打抱不平：
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诫谢万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后世，悲夫！
圣门狂者
在兰亭的幽静丛林中，还隐藏着一代大儒王阳明之墓。绍兴是王阳明的少时成长之地。1521年，王阳明回乡祭祖，并从这一年起长居绍兴。在家乡，王阳明修炼洞天、建造府第、收徒讲学、郊游祭祖，留下多处遗迹。
阳明故里
阳明心学有“三变”之说，最后一变即发生在绍兴。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后，在绍兴王家住宅原址扩建伯府，挖掘了一口碧霞池，池上架桥，名天泉桥。一夜王阳明与弟子在天泉桥上论学，将其毕生学问概括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史称“天泉证道”，此“四句教”被认为是王阳明晚年定论。如今，阳明故里伯府第修缮一新，府外广场亦新修一池，池上却无天泉桥，也是一大憾事。
王阳明塑像
在天泉桥上，王阳明还做了不少抒发心志的诗。有句云：“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在诗中，他颇有些“狂”。其实，王阳明远不是大家想象中儒生那种温良恭俭让的形象，他打小便以狂者自居。
儿时读书，一次王阳明问塾师：“什么是天下第一等事？”塾师回答：“读书做状元。”王阳明却说：“第一等事是学做圣人。”他的志向也可谓狂了。大约在十九岁时，他依朱子学说“格竹子”，神思劳顿以致吐血，他不怀疑自己的方法不对，却对当时权威的朱子格物学说产生了质疑，从此开启了心学探索之路。鲁迅所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也颇有点王阳明的遗意了。
如果说王阳明早年的狂傲是出自洒脱不羁的天性，他晚年居越后对狂更有了深度的理论认同。《论语》记载，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并认为“狂者进取”。王阳明对此深有体认，“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在绍兴时他无不得意地对学生说：
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面对别人的诽谤，王阳明毫不掩藏，只以狂者胸次信手行去，就算天下人都来指责，也只是一句“依良知行”。
王阳明的“狂者胸次”，在其弟子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等人身上，深深地烙上了印记，他们将圣门之狂发挥到了极致。离阳明故里不远，就是王阳明再传弟子、明代画家徐渭的青藤书屋。书屋小而精，天池中仍长着一株老藤。徐渭深受阳明心学熏染，加之其坎坷的遭遇，使其性格变得狂野怪异，自作墓志铭称自己“贱而懒且直”。他的狂野使其艺术一改常态，他的字，他的画，他的戏，都是独一无二的，其笔下出现了众多“白眼望青天”“不醉亦骂坐”的狂人、奇人形象。“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徐渭艺术馆
王阳明纪念馆挂有一联：“起向高楼撞晓钟，不信人间耳尽聋。”取自王阳明的《睡起偶成》一诗。这可能也是王阳明一生志向的艺术概括。他像孔子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宁愿做一位撞钟人，将被皇权垄断的天理是非还给每个人的内心，希望通过唤醒每个人的良知，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开辟了儒学两千年未有之境。
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
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
反谓醒者狂，群起环斗争。
……
八字桥
游罢阳明故里，读到阳明先生这首《月夜》，感到颇为惊异。这让我想起鲁迅《〈呐喊〉自序》里的句子：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痛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古今两位绍兴人，表达的意旨何其相似，这大概就是刻在绍兴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吧。
嵇康、王羲之、王阳明、秋瑾、鲁迅……绍兴这片土地上孕育的豪杰还有很多，他们的狂者气象或染于老庄，或承自儒门，或激于革命，虽然文化渊源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成为时代的呐喊者、撞钟者、独醒者。他们始终以“狂者进取”的姿态，不断推动着家国、文化的变革。时移世易，站在绍兴这个现代化的都市，回想起那些特立独行的“醒世钟”，耳际依然能听到铿然作响的风雷之声。
（图片由绍兴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