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鄂，本名寇宗鄂。《诗刊》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伦敦时代画廊签约画家。原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兼书画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中国生态书画院副院长。出版诗集、画册多部。曾师从山水画家徐北汀，诗人牛汉。艺术上追求古典与现代的契合，以自然及人文生态、乡村记忆为主题。《休眠的火山》《皮影》《老墙》等诗歌和《红海滩》《白桦林》《江南古镇》等系列绘画为其代表作，受到业内外的肯定。曾在北京、澳门、台湾、波兰等多地举办画展，1994年应邀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艺术交流。其作品被国内外艺术单位及个人收藏，有评论家认为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继林风眠、吴冠中之后值得关注和期待的诗画家。
记者 陈曦
根在陕西
记者：寇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您祖籍陕西，作为一家陕西媒体，我们感觉很亲切。能否谈谈您的陕西情结以及与安康的情缘。
寇宗鄂：我的祖籍是陕西三原。历朝都有过平民大迁徙，因战乱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其实不仅湖广，北方山陕入蜀者亦不少。我的先辈是清朝咸丰年由长安经蜀道迁绵阳，而后定居梓潼的。
我去过陕西多次，疫情前与老伴驱车从梓潼沿蜀道北上旅行，顺路去安康看望了诗人李小洛，她参加过《诗刊》第22届 “青春诗会”，这是诗的缘分。我对安康印象很好，林木葱茏，山清水秀，自然与人文景观丰富，是一座生机勃发的美丽城市。初春时节，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金色的笑颜令人陶醉，加之主人的热情让我们感觉和故乡一样美好亲切。
记得我14岁独自出川赴京寻母，那时京成铁路尚未通车，乘长途汽车夜宿略阳便踏上陕西的土地。工作后曾多次到过陕西。登华山立足云端手扶女娲补天之石，回望秦汉与大唐气象，怀想华夏子孙孕育和诞生之地;听老腔让我的眼睛和耳朵都兴奋起来，这最豪放的歌唱和绝响让我热血涌涨，忍不住起立使劲儿地鼓掌叫好!毕竟我们寇氏的根在陕西，我和我儿子都爱吃面条，也许这就是老陕的基因吧。
记者：您出生在一个“大时代”，能否谈谈儿时、少年的经历，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创作有何影响?
寇宗鄂：古今中外的作家、艺术家少年时期的经历，对创作都会产生必然影响。我两岁便随父母到了梓潼，又一直与祖母相依为命。梓潼处于古蜀道的肇端，坡去平来之地，始于晋盛于汉，也是文昌帝君张亚子发祥之地。文昌文化、蜀道和三国文化，以及川北地域风情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刻骨铭心。每年二、八月从七曲山接送文昌的隆重仪仗、傩戏表演等民间艺术形式，至今历历如在眼前。
记得祖母指着长卿山告诉儿时的我，山上石窟是司马相如读书的地方，殷切希望我努力学习司马相如的刻苦精神，并教我接触古诗词。司马相如号长卿，亦为我起一号小卿，足见祖母对我的厚望。而我却十分贪玩，在课堂上画画，时常受到老师批评。惰性是我一生也改不了的积习!
由于男人都奔波在外，家里仅剩祖母、大妈两位老人和中年的堂嫂。幼年的我成了唯一的男子汉。因而田地里的农活便落在嫂嫂和我的肩上。早晨天刚麻麻亮，听小伙伴敲窗即起，肩扛粪箕去拣粪，早饭后再步行三里去上学。下午放学再去拣粪或干杂活。春种秋收，交公粮，冬天出工修水库，还有进城淘粪遭路人白眼的难堪与尴尬等。大人干的活我都要干，确实很累很苦，一次从耙上跌落险些致残，更会哭鼻子!如今想来，这些略显辛酸的往事，比起多数人的经历太平常不过了。所谓“苦难是作家的财富”，是指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原动力。的确，假若作家没有过底层磨炼的切身体验，就不会感受到他人的艰苦与疼痛，甚至没有一点怜悯与忧患，其作品必然轻飘，缺乏深度和分量甚至虚假。对某些浮泛空洞的文字，用迟子建的话说叫“没心没肺”。
记者：每位作家都有自己初始的写作动因，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您还记得自己的处女作吗?
寇宗鄂：那是在工艺美术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学的金属工艺美术专业，景泰蓝设计。但我专业思想不巩固，嫌瓶瓶罐罐太单调，图案组构太女性化且过于烦琐。我告诉老师想当画家，老师提醒说当画家要提高文学素养，于是我在图书馆接触到了新诗。初步阅读了当时流行的一些诗人的作品，如普希金、惠特曼、拜伦、雪莱、歌德和海涅等，还有中国现当代诗人徐志摩、戴望舒、冰心、郭沫若、贺敬之、臧克家、艾青、李季、田间、张志民和李瑛等的诗歌。新诗的魅力吸引着我对文学的爱好，同时开始练习新诗的写作。处女作发表在1962年12月的《北京日报》副刊上，诗名《献礼》，新年应景之作，斗胆投稿侥幸发表，当时剪报不存。
多年坚持下来，不曾料想后来竟成了一名编辑和诗人。我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生，也是先天不足的一代，一出生赶上抗战和内战;不可否认的是随之而来的一次接一次的“运动”，然后是十年“文革”的空白期，荒废了前半生，没能系统地读书做学问。改革开放后才有机会给自己补课，不断地充电。
阳光弥漫的清晨
诗坛的“黄埔军校”
记者：您在《诗刊》工作几十年，作为名刊编辑，请谈谈您和一些“著名诗人”之间难忘的故事。
寇宗鄂：《诗刊》1976年复刊，中国作协尚未恢复。我1977年底到国家出版局报到。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时的几位老领导，如主编臧克家、李季、严辰、葛洛、邹荻帆、邵燕祥及柯岩、孟伟哉、张志民、杨子敏。他们都是老革命，誉满诗坛的著名诗人、作家。这些老一辈领导的人品、诗品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对待编辑与作者的平易近人，令人敬佩!那时对领导从不称呼职务，而统称同志。干群之间平等亲和宽松。他们对编辑工作既放手又严格。那时自然来稿很多，每天以麻袋计。编辑按大区分工，部主任也必须看初稿。每周有编前或编后会，大家各抒己见。
改革开放伊始，老诗人陆续回归诗坛。记得艾青夫妇重获自由从新疆回到北京，临时住在北纬饭店，距虎坊路《诗刊》不远。我和雷霆、王燕生、韩作荣及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也住附近的徐刚，经常去饭店看望他们。艾老性格刚强坚毅，眼睛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言谈中思路敏捷，幽默风趣。夫人高瑛从东北到西北，始终伴随着他不离不弃。她也是诗人，爽朗热情，优雅亲切。艾青和我们几个人都抽烟，高瑛总是沏好茶摆上水果，也喜欢与大家一起海阔天空。我们毫无拘束，谈文学谈诗，也提问题，聆听诗的教诲，尤其令我受益多多。
牛汉先生是我和海男在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文艺学研究生班的导师。他的秉性与创作对我的影响十分深刻。雷霆、韩作荣、任洪渊、唐哓渡我们几人时常相聚，谈诗说文，像一个小型的文学沙龙。社领导还鼓励编辑走出去，可以专程访问外地诗人，我曾多次赴杭州看望现代文学史著名的“湖畔诗人”汪静之。赴长沙探望湖南老诗人，以及当年还在大学读书、已崭露头角的徐晓鹤。从来稿中发现还在湖南乡下的郑玲，她的一首长诗《小人鱼的歌》发在《诗刊》头条。其后我去湖南见到了她，她为人谦和亲切。她调回株洲，迁居广州后，我们也多次见面，成为忘年交。编辑们共同为时代谱写出一首“归来的歌”。
邵燕祥强调：“如果在我们任职期间，不能发现和培养新人，将是对历史的犯罪。”大家深感肩上的责任之重。编辑虽然多为诗人，但意识到首先是编辑，而后才是诗人。当我们在来稿中发现一首好诗和新人时，都十分兴奋并相互转告。我负责东北三省稿件多年，吉林农村的王汝梅便是我从来稿中发现的。她的乡土诗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新的希望。1985年还参加了第五届青春诗会。之后调入县文化馆及异地文化部门工作。1979年，严辰从重庆回来，在编辑部介绍傅天琳，并带回她的诗发表。同年我出差四川，重庆文联《红岩》主编、老诗人杨山便把小傅约来与我见面，了解到她所在缙云山农场领导不支持她创作的处境。我回京向大家做了汇报，领导责成我写了一份名为《青年作者傅天琳处境困难》的“简报”，这就是诗刊社唯一的一份“内参”。(此“简报”原件已由社科院文研所刘福春收藏。)经大家传阅签名后便寄往中央相关部门及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不久后傅天琳便调进重庆文化馆。成了著名诗人后又调入重庆出版社，继而成为编辑主任、副总编辑。我与傅相继退休后，在一次诗会上相遇，据说她才知道此事，问我：“你怎么没告诉我?”
记者：请谈谈您所亲历的青春诗会。
寇宗鄂：“青春诗会”始于上世纪，当初叫“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1980年7月20日至8月21日在北京举办，长达一月之久。中国作协和诗刊社的领导、诗歌界著名诗人贺敬之、冯牧、臧克家、艾青、田间、张志民、蔡其矫、李瑛及诗人画家黄永玉都到场祝贺，和与会者见面并亲切座谈。评论家顾骧、翻译家袁可嘉、高莽还介绍了当代世界诗歌状况，介绍一些经典作品。诗刊社领导和编辑全程参加了活动，由王燕生负责主持，辅导改稿。那一次参加者都是当时已具影响力的青年诗人。如舒婷、杨牧、叶延滨、张学梦、江河、顾城、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梁小斌、徐晓鹤、梅绍静等共17人。
这是一次重要的开端，为青年作者搭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独具特色的舞台，开辟了一条学习与交流的探索之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影响深远，也为之后每年一届的青春诗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届青春诗会都邀请几位有名诗人和《诗刊》编辑担当辅导。第四届青春诗会特邀流沙河、赵恺与王燕生和我四人共同辅导，被流沙河戏称是“赵王流寇”。这届有马丽华、刘波、廖亦武、余以建等9人参会，会期21天。1985年第五届由我和郑晓钢负责，贵州省作协委派经验丰富的阵显谟、何锐、叶笛、李发模协助工作。这是青春诗会首次出京在外地举行，从贵阳开始在遵义结束，共20天。此次阵容亦很可观，参加者张烨、孙桂贞(伊蕾)、唐亚平、杨争光、何铁生、何香久等共12名。他们自带打印诗稿，分发阅读，集体讨论，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修改。还记得何香久的诗被大部分否定，但他不言放弃，会上重写，夜不成寐，最终完成。在八月的高原上经受了一次现场考验。我先后主持或参与过第5、9、16、17、22届青春诗会的工作，这也是我向青年诗人学习和提高的机会。诗人们很重情谊，至今与我仍保持联系，如张烨、王汝梅、何铁生、雨田、安琪、李木马、李小洛、陆俏梅等。
今年将在开封举办第40届青春诗会，几十年来，《诗刊》一贯以扶持青年为宗旨，向读者和社会推荐近千名诗人，他们至今仍活跃在中国诗坛，有的走上文化界的领导岗位，如吉狄马加、叶延滨、阿来等。有的已步入老年，但他们的诗却依然年轻，在不断求索中突破自我，并且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以其实力彰显诗歌的成就。青年诗人更以参加青春诗会为夙愿，被大家比拟为诗坛的“黄埔军校”。
热烈的三角梅
诗画都成为我的事业
记者：您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是绘画科班出身。后来转向了诗歌创作和编辑，在诗歌卓有成就后，又回到了绘画领域。请谈谈您几次艺术转向的心路历程。
寇宗鄂：绘画与诗歌都是我的所爱。画引领我走向艺术，诗引领我走向文学;诗和画如同我的两条腿，支撑我从少年走到老年;诗画都成为我的事业，既是索取也是给予，只是各有侧重。在职时以诗为主，因本职工作是诗歌编辑，在对诗歌的研究和实践中取得发言权，有时为刊物画插图和为出版社设计封面，还想画画，真可谓鱼与熊掌难以兼顾。也有过犹疑徘徊，感到苦恼和无奈，只是始终都没有放弃。退休后则是以画为主，但仍然感觉岁月匆匆，人生苦短，紧迫感快速袭来!想要成就一两件事情实属不易，甚至需要付出一辈子的代价!
记者：在文学和绘画这两门艺术中，您更偏爱哪个，或者说哪个更能令您感到愉悦?
寇宗鄂：有偏爱，但不肯偏废。喜爱画画是童年，喜爱新诗是少年。相比之下作画更轻松愉悦，能一边画画一边听音乐或瞎哼哼，吹着口哨也行。但写诗作词时“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句斟字酌情形，古今诗人想必是相同的;古人摇头晃脑地吟唱是结果，而非落墨的过程。诗对真善美的颂扬是欢快的，对丑陋的揭示与鞭挞，则比绘画更冲动更沉重，是“愤怒出诗人”。我画画不会失眠，写诗则夜不成寐。作家、画家鲁光对记者说，他下辈子还想当画家。我也是这么想的。
记者：中国古代就有“诗画同源”的观点，您怎么看待诗歌与绘画的关系?
寇宗鄂：“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说法已成为古今文人对诗歌与绘画关系的共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山水相依;诗是内心的风景，画是眼睛里的诗。诗的暗示功能超过视觉形象，画中的诗意隐藏在背后，同样具有暗示性。诗与画结合、交融互渗，有多种表现方式——画上题诗，多见于在画成之后，再题上与主旨切近的诗;命题作画，表现诗中意境，并题上原诗;有画题，但无画上题诗，诗意暗含其中。以上三种画讲求意境，含蓄蕴藉，富于诗的质感，都需要读者感悟。
传统语境倾向客观，而现代更倾向主观。因此还有一类则是被称作现代派绘画，不是一看就懂，需要仔细解读。现代派诗也一样，主体潜意识被解构，转化为交错变异的形象，是反传统的以“丑”为美。用传统的意境说难以解释。因此，现代语境是一种理念的渗透，容易被误读。现代诗画与传统诗画的视野、逻辑思维各异。所以，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主体和客体都要与时俱进，重在理解开放与包容。
记者：您将新诗甚至歌谣纳入绘画之中，这是一种新的探索。相较于古典诗赋，新诗入画更难还是更容易?能带给人们怎样的审美感受?
寇宗鄂：新诗和歌谣俚语入画，似乎雅俗共赏接地气，更适合大众审美。创新求变是艺术家的追求，是我衰年变法的一种方式。新诗和歌谣入画散见于我的小品画里，而且多是以静物为主，只是以物见人，采用象征手法。尤其司空见惯的物件和民间歌谣俚语中夸张的幽默感、讽喻风格、寓言方式，更容易被读者接受，无非也是化无形为有形。
古典诗歌与新诗入画相比，无难易之分。与画家平时的知识积累、平常对生活的观察程度和表现能力有关，但都离不开从生活中捕捉灵感。贺拉斯说过：“我的希望是要把人所尽知的事物写成新颖的诗歌，使别人看了觉得这并非难事，但自己一尝试却只流汗而不得成功。这是因为条理和安排起了作用，使平常的事物能升到辉煌的峰顶。”(《诗艺》)这“条理和安排”即是构思与谋篇，包括独具慧眼的发现，以及寻找最佳题材与角度。
秋天的白桦林
不愿墨守成规
记者：您曾在美国生活了一段的间，这段经历给您带来了哪些艺术感悟?西方文艺对您有哪些影响?
寇宗鄂：1994年应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邀请艺术交流，放暑假去尼亚加拉看瀑布，返程路上遭遇车祸，为养伤多待了一段时间。住在纽约期间参观了联合国总部、世贸大厦、大都会博物馆及一些画廊。那还是头一回出国，一切都感觉新鲜，特别在艺术领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大都会里陈列的世界各国珍贵文物和顶尖画作，SOHO密集的画廊里现代派绘画令人耳目一新。联合国总部一只透明的盒子里装满五彩的头发，铜牌上题名《联合国》。另外一支枪筒被挽成结的雕塑，题名大概是《和平》吧。这种装置艺术我是第一次见到，我站在作品前沉思良久。世上竟然还有如此令心灵震撼的艺术形式!由此，我的心里开始接纳了现代艺术，深感开阔视野的重要。
世界已没有围墙，人类在交流互动，东西方艺术在相互影响。钢琴、小提琴、芭蕾舞都是从西方传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交响乐也已证明，东西方艺术的借鉴与交融是必然的。刘海粟、徐悲鸿早年把人体素描引入中国，使人物造型更加准确生动，对西画色彩与光影的运用，使国画打破单调的平涂，从而更丰富。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我开始思索并自觉较正自己的方向和坐标，努力寻找和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符号，不再一味地袭古或重复今人。
记者：您的画呈现出中西结合的独特风格，中西方哪些艺术家、作家对您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寇宗鄂：由于我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失，读书杂而不精，仅凭悟性和直觉对待艺术。我学工艺美术，需要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包括进口材料及吸取西画的造型与色彩。有段时期批判封资修，停止古画的临摹复制。我多数时间是办展览或去工厂、农村及部队，绘制毛主席像和韶山、井冈山风景，全都是油画。因而具备了中西结合的基础。几次出访对现代艺术的了解，进一步激活了我创新求变的意识。
我是一个杂食主义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文艺主要受当时苏联的影响，诗人如熟悉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高尔基，画家如列宾、苏里可夫、列维坦、马克西莫夫等。中国现当代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潘天寿等大师更是家喻户晓，也是我崇尚并研习的对象。但我喜欢求新求异，不愿意墨守成规。对我影响最深，美学追求最接近的还是林风眠和吴冠中先生。我听吴冠中先生说过：“美术”，重要的不是“术”，而是“美”。(大意)我是学习和运用他的理论，所以有人评价我的画有他们的影子。
改革开放后接触一些欧美诗人的作品，庞德、艾略特、波特莱尔、里尔克、米沃什和帕斯等等，但说实话，我只是浏览，并没有像年轻人那样用心研读，因而没有专注和崇尚的对象。我是间接吸收，从青年诗人和诗评中去领悟去摸索。
我喜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人徐志摩、戴望舒，也编发过他们的手迹;我也喜爱当代诗人艾青、曾卓和蔡其矫的诗。但让我受益最多的还是牛汉老师的诗。我敬仰他的耿介与刚毅的品性，他的现实主义诗风对我影响很大。
记者：您画了大量生态环保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与传统山水花鸟画相比，在理念和技法上有哪些继承与创新?
寇宗鄂：其实我的生态题材的画，与传统山水花鸟画并无多大区别，传统是母体，对我依然是传承关系。还是以笔墨为主，而在题材的开拓及技法上做了一些新尝试。我不想重复他人，比如以红海滩和三角梅入画，以前从未见过;冰雪画和白桦林虽有先例，但技法却不相同。古今冰雪画或留白或用矾，我画冰雪、桦林和仙鹤之类则用奶，称为“奶墨画”。其特征在于奶与墨的交融互渗，产生奇异的肌理，更富于羽毛的质感和立体效果，也是物质变精神的又一种例证。
生态题材的定义在于强调大自然与人类生存的密切关系。冰川、森林、湿地、草原让科学家大声疾呼，并把它们比拟为地球的肺和肾。这也早已引起世界和我们国家的高度重视，表现自然与人文生态的作品也多起来。2008年我在耶路撒冷大学以《中国的生态诗歌》为题，介绍我国生态诗歌的兴起与发展。多年来我用我的诗画发出自己的声音，意在唤起人们的乡愁，以期进一步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让田园诗一样美丽的祖国永远青山常绿、流水常清。
记者：您的诗歌和绘画都有很深的现实关怀，您怎样看待艺术和现实的关系?
寇宗鄂：如前所述，我一直在努力向前辈艺术家学习和继承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创作来源于生活，主观世界也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即使历史题材也是与现实相对应的某种反光。无论什么派别的艺术都不能超越这一规律。再者，人民既然养育了作家、艺术家，同时也赋予我们关注社会和大众的责任与义务。对真善美、正义和良知，应该歌颂;对假恶丑、贪秽与腐败，应该批判。这包含着对祖国对人民真正的爱!诗与画都是珍存人类记忆的方式，应该将我们的所见所闻和认知，真实地传达给后来者。
记者：再次感谢您接受访谈，李小洛老师的安康居有您的一棵树，希望您有机会能再来安康看看汉江，看看小城，看看您的树。
寇宗鄂：秦川大地是我们寇氏的发祥之地，有生之年我会做一次寻根之旅。我还会再赴美丽的安康览胜访友，去探看小洛在安康居的诗苑里，代我辛勤栽种的那棵树。我也会继续努力探索下去，报答包括阁下在内的众人的热情与鼓励。谢谢!
柔软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