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蕾
上初三的时候，也许是功课重的缘故，饿得特别快，所以晚上常常要加餐。晚上加餐也只是快毕业的初三学生才有的特权了。学生们加餐基本是去像我娘开的那样小店买东西吃，再晚了，有人就吃从家里带来的白面饼子，就着辣子酱，也蛮香的。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就回家弄吃的。我本来也是天天晚上有吃的，有时甚至是很好的东西，但自从黄桂英喊了我几次，闹了全校都知道的笑话后，我就发脾气不回去吃了。饿了，自己回河那边做饭去，也就下一碗挂面或者打一碗面疙瘩。有时也去同学家做饭。我晚上做饭很少一个人，大多是和要好的几个同学一起。基本都是男的，有时也喊一两个女同学。李红梅就跟我去过，但她很少，就一次吧，她家条件好，家教也严，所以难得出来。阮茵也跟我去过几次。别的男同学也带过女同学，刘向东就带过王海蓉，王升毅带过田海霞等。有一次，雷祥文也参加了，还带了一个女同学。是不是他带的呢？我有点记不清了，好像他们两人是一前一后来的。那个女同学是初三二班的，可以说是校花，叫张晓霞，平日里和我们没什么来往的，但那晚在王升毅家做饭，她来了，现在想来一定是化学老师雷祥文带来的。
刘向东和王升毅都是我初中比较好的同学。我们晚上做饭不是在我家，就是在他们两个家里，相比之下在王升毅家里更多一些，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老子王高顶总是不在家，方便。除了我们三个以外，也经常喊一些别的同学，譬如尹大娃、吴益国等。礼拜六和礼拜天的晚上我们就到刘向东家里做饭。之所以去他家，那是因为刘向东的老子是中心小学校长，但他的娘没工作，是家庭妇女，住在老家枫坪，照看着家里的大小，还种有一块地，所以一到星期六，刘向东的爸爸要回家帮他妈种地，星期一才回学校。他家地方大，又是周末，我们喊的人多，去他家合适，关键是他爸在中心小学的院墙外开了一块荒地，种了不少时令蔬菜，方便。别的时候，不是去我家，就是去王升毅家。去我家呢，相比就要麻烦些，要过河不说，爷爷还在家，吵了，爷爷就会骂我们两句。别看爷爷对我好，可他脸一瞪起来，同学们害怕。去王升毅家的时候多一些，因为他那儿又近又偏僻。他住的是他老子的房子，他老子王高顶是林场的场长，所谓的狮子口林场，管的就是狮子口的那些沟沟峁峁。狮子口在秦岭南麓的深山腹地，山大沟深面积也大，王场长一下乡就是十天半月的不见人影。你看，这让我们多方便。更何况王高顶的住处在狮子口林场的院子里，离小镇一里多路，再闹也吵不到谁。
我奇怪的是，那时晚上偷偷出来做饭，很是浪费时间的，学校和家长都管得严，我怎么敢那样做呢？仔细看天天干这些事的同学，只有两类人，一是家里条件好的，什么都不用愁，甚至自己本来就是商品粮户口，连工作都不用操心的，还有就是学习差劲，明知道自己考不上学，混时间的。我就怎么和他们混在一起了呢？我是一个好学生啊，我的学习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考第二的时候，阮茵就一定是第一。是贪玩的天性吗？是找刺激吗？是反抗家里吗？我看也对也不对。我那样做好像是无意识的，只是觉得好玩而已。老师当然也说我，但说得都很委婉，因为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只是相比而言，我不太用功而已，不像有的同学那样，每天晚上要学到凌晨三四点。我不行，晚上十点一过就跑了。
见我走了，那些学习不好的，就跟着溜了。有时候是王升毅一使眼色，先走了，我就跟着走。干吗去？自然是去他那儿做饭去了。我们是有分工的，我基本当大厨，别的不管。至于做饭的那些东西，我们都是各自想办法的，譬如说大米，因为我娘卖饭，家里米多，很多时候都是我溜达回家，转一圈，用书包装一些出来。菜基本用王升毅的了，吃菜的时候也喝一点酒，就是本地产的那种高度数苞谷酒，也是王升毅准备的。你别看说得头头是道，其实简单得很，所有的行为只是好玩，还有就是为了果腹。因为根本就没有菜，无非是青菜，青辣椒，还有土豆片之类，米饭是放在铁锅里蒸的，开始我们都不会，要么把米饭弄成了夹生子，要么就糊了。
我炒菜的本事还可以，在我们这一伙同学中算是高手了。这得感谢我的爷爷。我从十岁奶奶去世以后就给他做饭，练就了一手本领，所以每次我都抢着炒菜。当然也有表演的成分，主要每次都有女孩子。在我家就更不用说了。反正在我家做饭，次次都喊阮茵，也不敢明着喊，明着喊，她婆倒不说啥，关键是她爷不准她到我家。若明着喊让她的爷听到了，肯定要把喊的人骂得狗血喷头。我知道，所以我从不大声喊阮茵。只有王升毅那个霉头被阮茵的爷骂过。那是上初三以后，我们晚上偷偷第一次做饭，就在我们家。饭都做好了，准备吃的时候，我说把阮茵叫来吧。大家都知道阮婆说阮茵是我的小媳妇，也就笑嘻嘻地同意了。王升毅不等我说话，马上抢着去喊。结果可想而知，那边阮茵还没有来得及答话，阮茵的爷就拿着棍子来了，把王升毅吓得抱着头就跑了。王升毅气喘吁吁地跑回来给我们讲经过，我这才对他说不能这样叫阮茵的。他们都问要怎样叫，我就闭口不说了。
说啊，你把我害得好惨哟，王升毅咬牙切齿地说。
不说，我也很坚定。
他们几个整我也不说，他们只好放弃了。可以说，我们第一次做饭是没有女生参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是怎样开始的呢？是不是提前商量了的，我一概都忘了。好像上了初三后，因为学校允许晚上毕业班的学生晚上不用按时熄灯，还给学生们晚上加夜餐，我们才突发奇想的。在我家做了几次后，才转移到王升毅家的，后来又去刘向东家，偶尔也去过尹大娃家。好像还去过几个同学家的，我忘了，不常去，偶尔，一次两次的样子。常去的也就我们这几个地方。
在我家做第二次饭时，阮茵来了，是我去叫的。我去一叫，过了一会儿，阮茵就来了。他们就奇怪得很，非要我说原因。
有啥好说的？不说，我一脸的得意。
不说？那就叫你小媳妇说，刘向东一脸坏笑地看着阮茵。因为是关系比较近的几个同学，又是私下里，所以说话就随便，也不怕翻脸。
我看看阮茵，见她一脸的平静，也不搭他们几个人的话。我就知道别人说她是我的小媳妇，她也挺高兴的，至少不反对吧。
见阮茵没有反应，刘向东来劲了，又说：“阮茵，你说啊，为何我们叫你，你爷要打我们，而方英安叫你，你就能来呢？他就那样有魅力啊。”
阮茵正在吃苕，就塞了一块到他的嘴里，说：“用红苕把你的嘴巴塞住，看你胡说不？”刘向东正在专注地说话，并没有注意到阮茵的动作，猛地被红苕塞住了嘴巴，红苕还是热的，有一点烫，他被吓了一大跳。阮茵用力太猛了，红苕进去的较深，刘向东吐又吐不出来，只好吃，可嘴里的红苕又多又烫，把他噎得脸红脖子粗。好不容易咽下去了，可嘴被红苕烫得吸溜吸溜的。
刘向东有点恼火，但又不好发作，谁让他自己先惹人的呢？只好自认倒霉，便解嘲地说：“最毒莫过妇人心，我看阮茵就是最好的旁证。”
阮茵又举起红苕，佯装还要往他嘴里塞，说：刘向东，你是不是没吃够啊。
刘向东举起双手，告饶，可他嘴不饶人地说：“方英安，你看你这小媳妇也太厉害了吧。”边说他边往旁边退，害怕又中阮茵的招了。
我笑着说：“你娃子也就这德行，只敢欺负我，看看我找这媳妇治你。”
阮茵轻轻地掐了我一下，说：“你是不是也想吃红苕啊。说完，她自己可能都感觉到了这话的暧昧，自己先笑了。”
王升毅见我已经把最后一个干扁茄子出锅了，说：不闹了，开饭。做饭的地方就在我住的外屋，没有吃饭的桌子，大家这才忙手忙脚地收拾我看书的桌子，把我堆得乱七八糟的书弄到床上去，七手八脚地把几个菜摆在的桌子上。
阮茵第一次在我家吃饭竟然是这样的场面。若干年后，她自己已经回忆不起来当时的场面了，可我一直记忆深刻。还是若干年后，我问她能记忆起当年与晚上做饭有关的什么事时，她说，她零零星星能记住那次在王升毅家做饭的事。
她说的那次，就是有化学老师雷祥文和校花张晓霞参加的那次，我当然也记得，我想当年达仁中学所有的人都记得吧。
那次晚上做饭之所以记忆深刻，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是我们整个中学生活，也可以说是初中三年生活最后一次做饭，从那次以后，再没有过了；二是，那时是6月了吧，全县中考模拟考试和预考都已经结束，名次都排出来了，能参加中考的人不过11个人，而能参加县高中考试的也不过二十来人，其余的，要么回家，要么去柴坪上普通高中。所以整个初三年级中明显有一种离别的情绪。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得意有人伤心。得意的人也只是暗自得意，因为还要加紧学习，参加全国或者全省的中专招生考试，考上了，才能算出人头地，不过即使在中专考试中失利，也不要紧，因为考不上中专，会直接上重点中学的。我家的老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考中专没有考上，闷闷不乐地上了县中，可没想到后来竟然考上了北大。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这里有必要说一下20世纪80年代中专的事，否则现在好多人不明白。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到7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都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中专考试。那时的中专考试基本是全国的，也有各别省单独试点考试的，当时考试的难度可以说比现在考大学都严格。当时成绩好的尖子生基本都上了中专。现在的人们肯定想不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计划经济时代嘛，当时培养了一批人，但仍然不够，而国家又极其缺实用的人才，中专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才的。那时，中专出来就有工作，譬如我，在一个不知名的学校学的医，可我们年级毕业分配时全国到处都有。你可想而知，当时中专的那种紧俏了。而且特别难考因为所有的尖子考生都在考中专，比中专考生差一点的上重点高中，再次的上普通高中。而且考中专是有名额限制的，譬如一个学校有多少毕业生，只给你百分之十几的考中专名额，这些名额由地区或市级统一预考，和考大学一样的，过了市级分数线，从分数由高到低排。譬如达仁中学1987年初中三年级有60多名毕业生，只有11个名额。预考的时候，我是全地区第7名，全县第一。后来全国中专考试时，我是全县第四，全县的前四名全在达仁中学，阮茵考了全县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