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
在中国人心里，有了路，生活就有了盼头。谈起路的变迁，我想，每个人的记忆里都会有着各种各样关于路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无不潜藏着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从过去的山路、土路到现在水泥路、柏油路在川道丘陵、山区沟壑间蜿蜒。毫无疑问，路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同时也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脉动。
听父辈常说，我们还不能算是安康本地的土著居民，早年，祖先为躲避战乱从湖北孝感辗转千余里逃难到了安康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落脚，繁衍生息数代至今。那时的族人走出大山到最近的集镇讨生活，就得往返步行几十里山路，早出晚归的祖辈们就是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煎熬着。
父亲平日言语少，也只有教育我的时候，才会打开他上学那段艰苦岁月的话匣子。父亲回忆说：“因为村子没有小学，我们那时候上学都是要步行六、七里路到枫树垭梁上的小学念书。早上四点多，你奶奶已经在灶房忙着给我弄吃的。”那时家里虽然穷了些，粮食勉强够吃。奶奶用苞谷面和小麦面掺在一起蒸的馍馍，父亲揣上一个就走。出门还是黑灯瞎火，撵着湾里几个同学一路打着火把去学校。
天晴路还好走些，一下雨，父亲就把奶奶给父亲一针一线纳的布鞋用塑料袋裹上装进书包里，赤脚在稀泥浆里趟行，偶有尖尖的小石子踩上，脚底就是个血口子，父亲咬着牙步履蹒跚的前行。爷爷看了不落忍，家里拮据买不起雨鞋，只有上山割了些龙须草，给父亲编了双草鞋。自那以后，父亲下雨天才没有光着脚赶路，草鞋也穿坏了不少。
就这样，父亲在这条六、七里路的山梁风里来、雨里去的求学了五年。后来，成绩优异的父亲考上迎风乡中学，可来回数十里的山路让父亲犯了难。为了上学，父亲只好起得更早，只是放学回到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再后来，父亲考上安康农校，从村子到学校的路变得更长了。好在学校可以寄宿，这才让父亲免于起早贪黑的踏上“求学路”。毕业后，父亲幸运地被分配在市直部门工作，靠着心里的那份坚持与执着硬是走出了大山，趟出了自己的路。
如今，宽敞的水泥路从城区一直修到了老家县河门口，原来上山、下山、蹚河步行要走三个多小时的“九曲十八弯”，现在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每到节假日，我们几家人都要约在一起回老家看看大伯。回家的路上，父亲总是眺望车窗外喃喃自语，“党的政策就是好哇……”
听着父亲的絮叨，母亲也忍不住回忆起旧时的事。母亲高中毕业后就在村公社当了售货员，因工作能力突出，二十岁出头就担任了村妇联主任和团支部书记。一九七八年，母亲在新益乡任副主任兼新益乡团委副书记。那年，刚好父亲被安康农校派遣到新益乡开展林果业实习，就这样父亲母亲在工作中结下姻缘，第二年就订了婚。
结婚后，父亲每个周末下午六点从安康城内骑自行车五十余里，回到母亲家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了。母亲说，那时的我，每到周末都要坐在老房子后的晒台坎上，因为那个地方很高，坐在那儿一眼就能看到远处蜿蜒的公路，只要是远处传来丁零零一直响的车铃声，那一准儿是父亲回来了。我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扑到风尘仆仆赶回来的父亲身上，迫不及待地就去翻父亲那发黄了的帆布包，欣喜若狂地打开一个纸包，取出一个黄澄澄满是芝麻焦香的炕炕馍，咽了咽口水，轻咬一口在嘴里欢愉的咀嚼着。那时的周末只有一天，短暂的团聚之后，父亲又骑上二八自行车开始了返程之路。六岁那年，我随父亲去了城里读书，周末回家的自行车上从此多了一个我。
之后，由于母亲工作能力强，被选上当了村支部书记，同时兼任原溢河乡党委委员。为了父亲和我少跑路，母亲忙完村上的工作，就朝城里赶路，只为了给父亲和我改善伙食、浆洗衣物。母亲说，那个时候生活虽然苦，但有盼头。
一九九六年，在村担任支部书记十三载的母亲通过民选当上了溢河乡副乡长，和父亲一样成了公职人员。母亲说：“奋斗了大半辈子，总算是熬出来了，也离家更近了。”
转眼间，我们已长大成人，父母日渐年迈。每逢周末，开车载上母亲，从城南到临空新区（原联合村）数十分钟的快速干道缩短了回母亲老家的路程。老房子门前的小院子，母亲和舅舅舅妈拉着家长里短，时不时地会有飞机的轰鸣声传来，原来的村子半数被新机场征用。四处转一转，当年左邻右舍的青年男女都已白了头发。
有时候，总能在父母身上看到与自己相似的影子，因为很多想法是一样的，恰如人生的路，每前进一步都很累，但只要有了信念，找到正确的方向，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终会迎来黎明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