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康平
人老了，工作和担子放下了，所有的人情世故也都逐渐淡漠了，心灵一下子澄清宁静多啦!便开始忆往昔、怀故旧、念好友。在德高望重的剧作家、书法家乔全和等人撺掇下，组建的安康铁路文协老友群里，一位位分别多年相距遥远的文友，竟然又神奇地聚首在微信群里，宛如同席聚餐闲聊，信马由缰地谈天说地毫无保留地互相学习交流文学创作体会，现代科技好不自在快活!在众文友中我竟然最思念交往最多的是，当年曾对我有意见的文友——著名作家杜光辉先生。
我认识杜光辉的时候，他中专毕业分配到襄渝铁路毛坝关火车站电务工区的一名通信工。具体工作是上山维修通信线路，检查电线杆的根基腐朽没有，腐朽了就会倒塌;电线的松弛超标没有，超标了就会混线，混线就会短路;横担固定得牢固不牢固，不牢固就会掉下;瓷瓶脏了没有，脏了就会漏电，音量就会衰减。一周六天的上班时间，每天都要背着几十斤脚扣、安全带、横担、瓷瓶、工具，攀山，爬电杆。这些工作对于当初患神经性耳鸣耳聋的杜光辉来说，虽然还是能够胜任。但恰恰因为他耳聋听力下降，基本丧失了与人交谈的能力，常常受到工友们的戏谑或者嘲笑。他忍受着屈辱灰溜溜地回到宿舍，胸腔里聚满愤怒、自卑和无奈，甚至还有过短暂的绝望。
还因为光辉耳聋，跟他交谈费劲，工区便少有人跟他来往。这样也好，他心里清静了，业余时间便与书籍为伍，以写作为乐。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与勤奋，终于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光辉贤弟的第一个中篇小说《车帮》发表出来就一鸣惊人，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西安一家电影厂列入拍摄计划，陕西省作协推荐杜光辉参加了第四届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
杜光辉一时对我略有意见，还是源自他被提干调入分局政治部宣传部任文化部职员后。他还是因耳聋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痴迷文学创作中，给他任务起草文件、调研报告、领导讲话等公文写作任务，他或许写作的思路转换不过来，总是推卸塞责不能顺利出色完成。作为分管领导，我当然批评多于表扬，黑脸多于笑容。可当我调离宣传部后，杜光辉挺高兴地跟人说，康平调走了好，调走了就没人管我了。
然而此言差矣。后任领导对他要求可能更苛刻严厉，他无法继续在分局一心一意搞创作，于是一气之下竟然辞去“铁饭碗”的工作，夫妇二人跑到一无亲二无友的海南省从头打拼。那段时间的艰难困苦，更甚于当年在毛坝关，他甚至几乎倒毙街头、客死他乡。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光辉夫妇相互携扶，困境中相濡以沫，终于挺过了那段艰难岁月，迎来了文学创作事业的新辉煌新征程。被中国著名评论家雷达誉为“中国文坛的劳动模范”，海南新闻媒体赞其为“海南文坛的拼命三郎”的杜光辉，当之无愧是著名作家、国家一级作家、大学教授，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迄今已有6部长篇小说出版——“高原三部曲”(《大车帮》《可可西里狼》《大高原》)及《涌动的糨糊》《闯海南》《适天石》;小说集《嬗变》《哦，我的可可西里》《金蚀可可西里》等，他在《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发表中篇小说82部、短篇小说37部、散文随笔等比比皆是触动心扉的千万余字。曾获“辽宁省期刊优秀作品奖”“全国铁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南海文艺奖”等29次文学创作奖。
那年杜光辉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评审新会员入会的评委来京约我相见，我感慨当年在文学创作方面与他同时在安康铁路分局起步，而今他成绩斐然，名闻遐迩，在文学创作方面早将我远远地甩在身后十万八千里。光辉却笑道，咱俩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得不是一条道嘛!
这话倒是当真!如果当年我把杜光辉严格地限制在公文写作这条道路上，也许真是毁了一个大作家的前程。因为公文写作与文学创作既有异同，然而仍是两股道上的车股，或许能殊途同归，但更多的人则是两种思维思路不相融合，正如两股车道是并行的两个思维空间。
当年工作上的芥蒂早已烟消云散，而今只剩下文友相亲情谊深厚。问杜光辉还有何打算?他说，接下来还将书写自己热爱的“可可西里”，书写热爱的“第二故乡”海南。“我们不可能成为文学高峰，能成为构成高原的一方石一掬土，就心足矣。”他依然谦虚而低调地对我推心置腹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