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英琴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故乡书写，自鲁迅《故乡》发表之后喷薄而出，无论量与质均蔚然成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现象级大观。比如1922年至1929年国内有300余篇关于故乡的文章，新时期新媒介之后更是呈几何级爆炸性增长。我猜现在才是故乡书写的巅峰，也许一个县、一个市一年乡土体裁创作的量都远超过去十年之总和。文学史叙述中，中国的乡土文学之所以被赋予写作题材、写作目的和写作方法等多重开辟的重要义涵，具有“写乡土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和“以乡土作为切入点深入中国社会内部”等方面的价值丰富性，正在于故乡书写对每一个作家起步的必然性，和对民族文学奋发强大立于世界之林的必要性。回顾20世纪20年代以来故乡书写迅速成为中国文学现象级的写作思潮，过往的作家作品对乡土文学的产生和走向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可知晓研究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是乡土文学研究的一个绝佳的突破口，并且乡土文学的源头正是故乡书写，写好故乡是成为作家的第一步，也是当代文学及其时代性的核心使命。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奢侈地坐在一起探讨紫阳作家新近成果的动因。我的发言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传统的故乡书写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故乡的拟物化；二是故乡的拟人化。比如台湾现代诗人舒兰的《乡色酒》、席慕蓉的《乡愁》和王维“寒梅著花未”杜甫的“月是故乡明”均把故乡做拟物化处理。另外大诗人李白和台湾诗人洛夫各有很多把故乡拟人化处理的好诗。如果古典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大国，故乡、故土是文化人记忆中不变的集体无意识，已沉淀为文化乡愁和中国文学的情感纽带，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型意义和象征性。那么这种文化意识和对故乡的族群记忆从20世纪20年代始至80年代遭受系统性的颠覆与超越，作为现代化裂变之必然，当代人的故乡观发生彻底改变。然而如何继承现代文学中的故乡遗产并提升当代文学之故乡书写仍然是每一个作家无可回避的责任和使命，这已然含括呈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国民人格与心路变迁史。总体而言，20世纪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有三种不同的艺术范式，即怨乡型、哀乡型、恋乡型，新时期以降的当代作家通过摒弃拟物化的故乡叙述模式和对拟人化故乡修辞的突破与重塑完成故乡书写的现代转型。但我们已然能从曾经的经典中获取养分，比如鲁迅的《故乡》《祝福》，周作人、废名、萧红、沈从文等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乡土小说原典。
其次，故乡是一个承载生命情感的地理容器，是通往家国史的秘密基地，是我们回不去的记忆。对一个人故乡是具象的，于所有人的故乡又是抽象的，故乡书写既是对人类集体记忆的追溯，又将个体唯一性在文本铺设中建立。我想这才是作家热衷于故乡书写的不悖天命，和故乡题材长盛不衰的终极性原因。相较而言现代作家笔下的故乡书写同古代相比，最具颠覆性的表现在于，对拟人化故乡、拟物化故乡的双重否定和摒弃，比如把对故土的柔情、赤子般的依恋和盼归变成一种决绝的反叛与逃离。陕西文学中，典型的如陕南贾平凹先生的散文《商州》系列对商洛地域痛彻的反思、回味，陕北诗人阎安先生首部诗集《与蜘蛛同在的大地》中浩浩乎不平的出离姿态，以及关中作家陈忠实以《白鹿原》对故乡、民族和家国所做出的历史性“大清算”。他们对故乡的文学情感和文化立场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怨乡、哀乡与恋乡错综交织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并客观地构成陕西当代文学在故乡书写上的艺术高度和代际基础，也为文学史叙事提供了资粮。
最后，我试着谈谈紫阳作家群近作在故乡书写层级的文学独特性和开拓性贡献。其一，诗人玩偶的《失神引》多么“冒险”，他不事分辑，好似整本诗集就是他的完整生命，是已被他安顿过的整个肉身，供谵妄者随意地观望、剃度、卸载。事实上唐凯的诗歌语言质地典雅轻盈纹理，总能恰如其分地突显他心与思的曲折蜿蜒，也能在故乡意象的采集与分解中表达他生在人间的疏淡与狂狷，或许他真正想做的不是玩偶，而是一个可以好透也可以坏彻底的“冒险者”！其次诗人胡坪的《深蓝》诚诚恳恳、严禁布局，从十数年的一千多首诗作中精选二百，可见其代表性和重量。以主题凝聚分化排布的“故土守望”“感念岁月”和“玫瑰之刺”小辑无疑充分显露出诗人胡坪与紫阳这片地域血肉难分的浓郁情义，且在“我思我在”中得到升华舒展。其三相较来说，诗人陕南瘦竹的诗写得扎实、厚重，诗文中几乎遍及陕南的人间风味，诗集《心灵演奏》更是写尽了紫阳的自然万象、故乡四季、亲人朋友，以真实亦真挚的笔触表达出他对这片热土无边无际的爱恋。其四，作家周平松的《瓦房店记》以散文诗的笔触惟妙惟肖地讲述了这个时代的陕南，从容在情与思之外无限细致地记叙关于紫阳地域的文化灿烂，他文笔隽永、史料充实，立论或针砭时弊、或烛幽探微，或托物言志，总之周平松以一个现代作家广博无际的智识、学识和见识保证了他文章的质量与美感。
此外，紫阳作家群对乡土世界的书写超越于古典方式的拟人拟物化传承，拒绝单向化地仅仅将故乡作为文化乌托邦的永恒“乡愁”，进而颠覆性地重塑自鲁迅等现代作家一路瓦解的“游子归乡”式的母题传统，比如周平松的《瓦房店记》、陕南瘦竹的《心灵演奏》选择将故乡隐为一种遥远的时代布景，以强化诗的当代性和现代韵致；唐凯的《失神引》、胡坪的《深蓝》则以一种生机勃勃的破坏力，把故乡替换为一种时空概念、一片生命情绪、或一种文学志愿和族群理想。总之紫阳作家们的“故乡书写”不仅实现了“紫阳”作为客观存在物与精神意念的文学性结合，更衍生出一种包括时代性、地域性和历史性的文化学概念，一种人间地理的现代修辞机制。其作品成功寄寓现代人对民族精神过往的醒省期盼，也包孕我们未来不熄的冉冉愿望。
（作者系商洛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