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崇庆
在距离汉江边的吕河街道，三十多里的巴山南坡，有个自然村，叫“金星”大队，后来叫李家沟村。1969年，父亲母亲背着一竹背篓锅碗瓢盆，手里拉着，怀里抱着大姐二姐，以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名义，从吕河街道下放到这里，插队落户。1970年，石榴花正红的5月，我在这遥远的小山村，呱呱坠地。
我们的家，小地名叫“庵上”，是个向阳的山坡，三间石头房，用参差不齐的石板覆盖着，石板与地面之间，是用粗粗的木头搭成的房架，房架上密密麻麻地排着竹棍，上面摊晾着苞谷穗子和红薯片子。屋内的墙面，用泥巴裹着麦糠糊得平平整整。大门外的院坝边上，原有个一丈多长的白火石，像极了家用的簸箕，一下雨，“簸箕”里集满了水。我们把从沟道里逮来的小鱼，放进去玩。公社的驻队干部，对我父亲说：“夏先生，这个白火石太硬，是需要劳动改造的，最好把它挖掉。”听妈说，我小时候，得脑膜炎，发烧，说看见披着白头发的老太婆，坐在石头上，生产队长和邻居“教导”我父亲：把石头瓦块扫把，摔在石头上打。父亲说那是迷信。他们就嘲笑父亲说“小心你碰白火石”，也就是农村所说的“碰壁”的意思。后来还是队里的医生梁叔熬中药医好了我。父亲便提了一升麦子，一玻璃瓶拐枣酒，一盒饼干，一斤白糖带着我去感谢，还把我拜祭给梁叔当“干儿子”。
在给“干大”跪拜的时候，我抬眼看见一个清瘦美丽的女子，怯怯地趴在门缝里看。后来有个提着罗盘的老爷爷，从我家门前过，说“簸箕，是把粮食朝出播的，家里聚集不住财”。我父亲就请人把白火石挖掉砸掉，并进行了“改造利用”。用白火石给院坝砌了挡墙。把几块稍微平整的有棱有角的，摆在院坝边，供人们落座歇息。用破碎的小白火石块砌了个方方正正的鸡圈和垒了酒灶。十几只芦花鸡，打鸣，踩蛋，叽叽咕咕地低头觅食。黄狗子黑猫或悠闲地踱步，或逗惹的鸡群扑棱棱飞到树上。一进冬，父亲就架起酒井子，开始烧拐枣酒。路过的人，都要接一陶瓷缸温热的现酿的酒，仔细地品着，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酒气，说“夏先生也能酿出好酒啊”！留着三七分头的父亲，特别高兴。喝着酸菜拌汤，吃着红薯，高兴地唱着：“公社是一只常青藤，社员都是那滕上的瓜。”因为他的劳动成果，受到了农民兄弟的肯定。院坝外边的土棱上，种了一圈的向日葵，生机勃勃是父亲的新生，向阳而生的是父亲他们那一代下放农村知识分子的忠心和寓意。
生产队给我们划了一块自留地和一面山自留林。学着队里其他社员的样子。他笨拙地在腰上，绑了一只粪筐和一只种篮。那一手抓粪，一手抛麦种种地的场景，永远镌刻在记忆深处。他种南瓜，挖很大的窝子，用小灰鸡粪拌南瓜子，说是壮肥还可以杀虫。秋冬时节，金黄的土黄的长的圆的南瓜，静静地躺在屋角。散发着富庶的光芒和清香。
在回吕河街道办事的时候，他就背几只，赠给我的几个城里叔父。还栽十几兜子旱烟，用菜刀切成细细的丝，放在竹筛子里，那些做活路过的，客人歇脚喝水的，都随便地捏起一撮，用撕成长条的纸，卷成大喇叭烟吸。
有一年春，他不知在哪里弄了几十苗泡桐树，栽在房前屋后和自留林里 。五十年后的某天，我重回“庵上”，都是木桶一样粗了，枝叶浓密，亭亭如盖矣。邻里吃水，要到很远的西沟去挑。在我们自留地不远，有块洼地，常常潮乎乎的，他就试着不停地刨。终于有水汩汩渗出，他就用石头围一个水泉。还找来十几株柳树，围着水泉栽了一圈。我逮了只小土鳖和几只小鱼，放进水泉里。几十年过去，那些柳树因水的滋润，枝繁叶茂。而泉水，因了柳树的福荫和水土保持，依然昼夜不息地吐着清澈的水泡。不知那土鳖还在吗？不知那小鱼还在吗？若在，应“北冥有鱼”，不知其为怎样的鲲和鹏了。
门前的白火石凳子，被一茬茬落座的山民们，磨得溜圆，磨成了父亲圆滑的处事。见人就微微点头浅笑，若见了公社和大队干部，更是卑微地又是递烟又是端茶。也因为他是下放到队里的5家之中，唯一高小毕业的 ，父亲被大队任命为会计，管理着人们的出勤工分，折合的钱粮和收益的分配等。一到腊月，我家院坝就聚满了人。父亲一边瞅着账本，一边啪啪地拨着算盘珠子。始终挂着那份谦和却又掩饰不住得意自豪的笑。好像还记得他一边给人开具领粮领钱的单子，还不忘叮嘱人家：“你们娃多，林哥今年害病，工分少，把明年的苞谷，先预借20斤，度个年。”“你要好好出勤啊，大光光的小伙子，一年才不到一百个工分，吃啥？用啥？”人们拿着盖着父亲章子的条子，到大队部去领粮钱。说：“老夏这人，账算清，心好。”还记得有年冬天，河南来了个杂技班子，十几个人，衣衫褴褛，面容菜色。父亲熬了一大锅白菜豆腐麦面疙瘩汤，蒸了几大盆杂面馍和红薯，那些人捧着馒头噎着喉咙饥不择食的样子，和那个班主临走时，要给父亲磕头下跪，被父亲一把拦住的画面，永远留在记忆深处。
后来，家里相继添三妹和五弟六弟，仅靠工分，难以糊口全衣。我穿过两个姐的衣服和鞋。一毛五一双的塑料凉鞋，鞋底子断了，就用粗麻线缝住。鞋耳子断了，就把相邻的两节，紧紧地捏在烙红的火钳片上，等滋滋烧地冒烟，猛一抽火钳子，就焊接成功。父亲就在李家沟，办起了第一个代销店。父亲母亲和两个姐，从吕河街道的供销社，背回烟酒糖醋，针头线脑，挣一分两分的差价。九分钱的“经济”， 一毛一的“羊群”烟，还有一块二一斤的散拐枣酒，多销而薄利。山民们常赊账，也有用白菜萝卜交换抵账的。父亲也不过多计较。他常说“谋一口衣食，都有作难的时候”。
15岁那年，我考上安康师范学校。一沟两岸，山前岭后的人，都来贺喜。仅土豆腐，就收了20几副。那不是我的排场，那是父亲的好口碑和好人缘；17岁那年，政策号召我们回城。在吕河街道临时搭建的彩条棚里，20几个送行的叔和姨们，就着榨菜丝、方便面，还喝了一坛子柿子酒。那年秋天，十几个李家沟的叔和姨，背着用蛇皮袋子装满的麦子和豌豆，步行三十多里，送到吕河街道，我们的新家。听妈说，父亲哭了。他是个性子很硬的人，很少见他哭过，特别是在身心俱苦的下放年月。
回城又是三十多年，我们曾经的家，那三间石头石板房，早已断壁残垣。在乡村振兴期间，因有碍村容，已被彻底拆除恢复耕种。那承包地那自留林，也不知谁家在经营着？大概率是在撂荒着，因为都进城了。可我还是常常怀念那用旧庙改造的村小学校，那光着赤脚，顶着塑料纸冒雨上学的情景；那放下书包，卸下红领巾，提着竹筐寻猪草的情景；那逢年过节，提着用高粱秸秆制作的，红纸裱糊的，蜡烛做亮的灯笼，东家游西家串的情景。那比我小一岁的梁爸的女儿，嫁给了谁家？儿时发小在山西挖煤，不知挣到大钱没有？有太多的打听和想知道。可不知问谁？邻居多年不见，长者多已作古。问我爸我妈吧？两个老人已过世多年，坟前的柏树都有一碗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