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崇庆
两排参差不齐的小高楼，夹出了一条一公里多长的小巷。磨刀的，摆摊的，嘭嘭嘭弹着棉花的，闪着扁担挑着两筐萝卜的，摩托车驮着两筐滴着水的豆腐，按着喇叭，大声喊着：“借道，借道！”人流如织，南腔北调，形成了早聚晚散的旬阳山城地摊市场。
入口第一家，是一对夫妇定点经营的包子铺。揭开蒸笼，冒着蒸汽，男人吸溜着，用弹簧般触电的手，麻利地捡着粉条包子，地软包子，酸菜包子，装进塑料袋，递给顾客。那些上学的、上班的，提溜着包子，再顺手接过媳妇递来的豆浆，在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中，开启了新一天的美好生活。
隔壁，是一个卖豆腐的大嫂，四十多岁，不施粉黛，脸却像豆腐一样白嫩，刚一揭开罩在豆腐上的白布，等候在摊前的人们立马哗哗涌过来。都说这家豆腐用的是当年新黄豆，压得瓷实，秤给得足。看筐里还剩下一小块，她便用塑料袋子装好，送给临摊的那个姨。然后，骑着车子蹭蹭离去。人们说“那女子命苦，得赶紧回去给瘫痪在床的丈夫，经管穿衣喂早点”。或许，这也是人们争着抢着买她新鲜豆腐的缘由吧。姨卖的是鸡蛋，用破旧的竹笼子装着，一只只瘦小的蛋，缩头缩脑地藏在麦糠里。可却也很是抢手。姨说：“我78岁了，逮了十几只本地芦花鸡，鸡蛋多得吃不完，拿到市场来卖，给老汉换几斤拐枣酒！”常有小年轻们，把这不大不白也不亮色的小鸡蛋，全部买走，他们说“土鸡蛋，好吃”。姨却说“是你们年轻人心好，照顾我老太婆”。过去不远，是个卖贝贝瓜的，梳着二八分头，戴着眼镜，酷似电影《人生》里的高加林。他捧起一个拳头大的贝贝瓜大声推介，说这种瓜，综合了红薯、板栗子与南瓜的各种甜香。今年在老家试种成功，已在村上直播间售卖，一时围观者众多。旁边还有人负责拍抖音。他是城关镇一位村支部书记，也是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负责人。
见摊前人流冷落，就有女商举起一只膏药，亮着嗓子叫卖：“膏药，膏药，王老五膏药，专治腰酸背疼。”有汉子不怀好意地问“王老五是谁？”那女子不好意思地说：“街上的名医嘛！”
“是她的老汉！”声音这么熟悉。打眼一看，果真是他。是我在乡镇工作时的一位熟人，性格诙谐，戏谑成性，善做生意，头脑灵活，常有小赚。他热情招呼我，把一捆萝卜缨子硬塞给我，我找着借口说下班了来拿。他说自己在县城租房经管孙子上学，儿子每隔几天拉点土菜，叫他菜市上卖。我走后，他又在大声为那个女的张罗生意。“这个膏药真正好，只贴一张就好了”，有人问他和这个卖膏药的女的是啥关系？他又是大声说“是她的老汉”，众皆哄笑，气氛热烈。想不到，几十张膏药，被十几个汉子们口口相传一抢而空。我不禁笑着回头观望，那女的正在含情脉脉地看他。这个死老汉，一辈子的女人缘。
再过去不远，是老家李家沟儿时邻居春花姐开的豌豆两掺面馆“李家沟手擀面”。春花姐正忙着给客人捞面条舀浆水臊子。而昌哥却坐在面馆外，气定神闲地抽烟，和几个李家沟的熟人们，热闹地聊着，他们都进城了，这里就是县城的李家沟，就是他们的田间地头和村头的那株古槐树，供他们聚会聊天商量着村里的公益大事。我嗔怪昌哥“你个懒鬼，咋不给姐帮忙？”他委屈地嗔道：“你可把姐夫冤枉了，我半夜三点起来，把五十斤面粉，和好，把面擀好，刚抽空歇一下！”他伸出手掌，叫我看他掌上的红印。挣钱真的不易，他却笑呵呵地说：“我们还能动，挣一个是一个，给娃们减轻点负担。”他拉着我进去吃两掺面，我一个抽身躲开。上次，我刚吃完，春花姐从我身后，从天而降地半碗“添饭碗”，差点把我吃撑。而且不收钱，我更不好意思再去。怕他觉得生硬和生分，我撒谎说“改天来吃，我要去买几个南瓜”。“花那冤枉钱干啥？我们园子里，多得很，明天我要回去给三爸上八十寿礼，顺带给你捎几个”，我赶紧给他微信转了点钱，叫给三叔带去。三十几年前，我考上师范学校的时候，三叔三婶给我们送了一筐豆腐和几颗白菜。
去吃蒸面吧。一进屋，就瞧见一位画家朋友，用筷子把面，吊得老高，正要用嘴去逮。见到我，忙放下筷子，打开手机给我扫码。再强行推辞，也不好，就由了他去。他先吃完，就放下盘子，过来和我对面而坐。一边用牙签剔着牙缝里的葱花，一边和我大侃着绘画文学及世界冲突。一个饱嗝儿过来，浓浓的醋酸味。我吃了几口，借故掏出手机，看看微信说：“对不起，哥们，有事先走一步。”书呆子的他，怅怅地望着我的背影，不解地自言自语“这哥们咋了，不是聊得好好的吗？”
在到单位上班的途中，常常避开宽阔的马路，也多次谢绝同事们邀我坐车的好意。总喜欢匆匆穿过这条小巷，看着，听着，随意地想着，这是一幅流动的清明上河图，这是一截生动的很有年代感的有声电影。这里有淡淡的烟火气，这里有浓浓的人间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