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华丽
在写作的路途上跋山涉水20余年，曾无数次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写作？直至不惑，仍没有给出自己想要的答案。从初始非如此不可的倾诉；到如苏童老师所说“满足自己的内心”；到对写作的惶惑、质疑甚而止步；于市井烟火里，让那个灵感乍现的瞬间劈开语言、思想的电光；像是到了汪曾祺的门外，只是为了“和那些开得不茂盛的花儿想起来什么说什么”……
汪曾祺老先生曾说“人常会遇到不如意事，便想寻找可与言人。需要找人说说话，聊聊。听人说说，自己也说说。我始终认为读者读文章，是参与其中的。他们一边读着，一边自己也随时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阅读，是读者和作者在交谈。或许终其一生，我都给不了自己或自然而然或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置于案前创作的诱因，让我有些许释然。存身于世，接触过的人、碰触过的物、感受过的情爱、迷失过的痛苦，原来是文字接住了内心的悲欣、让混沌的思绪有了形状；让我看见被忽视的群体、听见心灵暗处的声音；让我接纳我，让我终将是我……
散文是“我”的形式，也是我精神、灵魂的注脚。没有什么文体能像散文这样形式与内容恣意辽阔又言为心声。从第一本散文集《草木本心》的青涩、果敢，到第二本《诗意流年》的追寻、探问，到《之如初见》的平和、澄澈，文字就如影子，亦步亦趋，在不同的年月里映照当时的模样。散文亦是心灵的镜子，自然之境、生活之声藏着最鲜活的情绪、洞见与温暖，我不过是借由文字之手，把自己重新带回去，用文字牵出那时的呼吸、心跳。岁月用皱纹、白发为我梳妆，我在文字里看得见自己的丰盈和无为。
作文如同做人，文如其人，原是最朴素的真理。好的散文是生活里柴米油盐的温度，是山水自然里独独我的遇见，是人情世相里心灵的通约，是你的文字我的身受……现在想来，那些刻意雕琢的句子，如锦缎上的蒙尘，一抬手，便若蜉蝣。文字里的锋芒、句子间的柔光、文章里的警觉，刻在“独钓寒江雪”的硬骨头里，藏在“坐看云起时”的淡泊里，印在“乘物以游心”的“道”里。所以对于自己的书，曾为曾经的无病呻吟羞愧，为空泛的堆积难堪，为追求文字的华丽汗颜，也为某一句或一段而心生欢喜……这种自省力和文字带给自己的欢喜，伴着我行走在写作这条路上，虽然走得慢，甚而驻足，但对文学的初心一往而深。
从生养我的村子到县城，十几年后又回到村上居住；作为脱贫攻坚时期的一个驻村队员对村子从陌生到熟悉，从市委的一个群团部门到如今的一个驻镇单位，“那个曾住在清光绪年间粉墙黛瓦电报局里，身着烟灰色旗袍的老太太已经离开人世几年了，廊檐之下的几盆月季花还兀自盛放着；那个曾躺在摇椅里“咿咿呀呀”的粉嫩婴儿，也不知去了何处；喜鹊登梅的木柜、神龛、原木条案，仍是初见的模样；斗拱、飞檐、滴水仍深藏似海，沉默千年；夯土墙、青黛瓦在彼此的岁月一守便是千年；依山势建造的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层层叠叠，被奔腾的蜀河、汉江环抱着，幽深连绵；骡马古道上深深浅浅的蹄印，在这个镇子里留下微小线索，映照彼时的通达；那个竖条木窗子里三盏空了肚子的煤油灯不知曾点亮了谁的夜；那木头榫卯的锁子木门后生活着怎样的人家……”从一个镌刻千年时光印记的古镇到生机勃勃的文化馆；从陕南的家乡到关中的故乡“渭南市华州区，不只是写在这样那样表格籍贯栏里几个简单的汉字，他是父亲的根。因为‘支援山区建设’的理想信念，父亲把自己的根移栽到了陕南旬阳，并在这儿扎根生长、开花结果。陕南和关中，活着和死亡，亲情的顾念从来不会因为地域、生离死别的阻隔而疏离。” 一篇篇散文是我对世相、生命的珍重和致敬，亦道出了来路与去处。
“我一连给奶奶磕了八个头，替埋在陕南黄土里的父亲尽一份心。我又在想，我替父亲磕下的这几个头是不是有些多余？爷爷、奶奶、爸爸，如今都同在一个世界，他们的往来也许更为方便些。那么爷爷在村子西头，奶奶在村子东头，爷爷奶奶在关中，父亲在陕南，这时空地域上的距离，对于他们，应该不是存身于世的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距离了吧”。在时光中自然喷涌，是文字与生命的彼此认同和相互审视，陕南到关中、城市到乡村、到古镇的空间位移，让我渐渐完成物理和精神的双重溯源。过去与现在、凉薄和温暖、记忆和悲悯在稿纸上重逢，也渐渐升华为超越地域、超越你我的共情。
作为一个需要文字和写文字的人，我知道自己从未放弃对内心生活的珍视、作为写作者的“文以载道”。我看得见存身之世的繁盛与贫瘠，阳光与阴暗；我能真切感知人性的善良与淳厚，亦会警觉不把人世的薄凉包装成一颗颗糖。写作是没有尽头的，也没有完美的写作。我很庆幸我与文字的相亲厮守，是文字丰富了我的人生，是文字让我听得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因为文字让我心怀悲悯，看清世相的斑驳后，爱文字依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