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松铖
文学是蒙学的过滤器，它留在文字里的是天然的纯粹和芳菲的梦想。
谁都知道，中国传统上有三大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除了这三种还有其他诸多的辅助读物，如《论语》《弟子规》《朱子家训》《增广贤文》《声律启蒙》《唐诗三百首》……这些早期的蒙学读物，在中国古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宏大的儿童教育体系。文字的生命力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它在时空中卓立的姿态，这些林林总总的读本，它们在岁月铿锵的行进中，给予了人类的童年最基本的营养，它让一个孩子在骨骼成长发育的同时，悄然植入了人格和道德的催生剂。其实，还远不止这些，除了美育的滋养和智慧的启迪外，蒙学读物的文学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它丰赡的内容，华美的修辞，被文学所包裹，因此，历经千年风雨洗礼，依然轻盈、健硕，因为文学基因的存在，才使得它翱翔翻飞的身姿多了一份绚丽的色彩。
曾偶然翻阅《声律启蒙》，跳入眼帘的一段文字，竟然让我诧然一惊：“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文字交错穿插，声韵协调，读来朗朗上口。意象之美，意境之美，让人嗟叹。蒙学读物是古代儿童的精神食粮，它的功能起于教化，而所“教”内容皆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育人、育德是它的立足点，也是它得以流传的生命力。由于读物扎根于传统的土壤，饱吸养分，它的自身内蕴就显得蓬勃而又壮硕。把教化的功能放在儿童的开悟和启迪上，这是中国蒙学读物最亮眼的地方，它为民族精神的沃土培育了道德的灵芽，同时，它也为童稚的世界，拓展了一方想象的空间，这个空间具有无限的延展性和广阔性。
中国早期的蒙学与文学紧密携手，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屏障的阻隔，甚至连过度的环节都没有，一切就是那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当然那时还没有儿童文学这个说法，亦没有所谓的儿童作家、儿童诗人等称谓，但儿童文学却在有意和无意间萌芽、开花和结果，这些带有童真意趣的作品，大多出现在唐诗宋词中，严格说，这些诗词作品并非是诗人专为儿童所写，但其中蕴藉的纯美气息以及瑰丽多姿的想象，颇适合儿童的口味。如李白的《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杜甫的《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宋朝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其七》“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最让我惊诧的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他的词本以雄健、豪迈著称，但这首《清平乐·村居》却是别样的风格，或者说是一首轻灵、活泼，意境优美的童话诗：“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这首词的画面感很强，有丹青的色彩，也有人物的素描。老翁、老妇、大儿、中儿、小儿，五个人物，五组形态，一幅鲜活、恬静的农家乐的场景跃然纸上。尤其后面对“小儿”的描写，更是活泼、诙谐，人物栩栩如生，如在目前。唐诗宋词中适合儿童学习的作品很多，如果细加斟酌和筛选有百余首甚至更多，这些作品除了具有生动的画面感外，还有诗人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对现实透彻入微的观照。它们构思精致，想象奇特，寓情于里，情理相融，没有说教，没有机械的、僵硬的文字堆砌。眼里之景，就是心中之情，不骄矜、不扭捏、不做作，作品直抒胸臆。这些文字没有一星半点的陈腐气，它们像晨光下的清露，浏亮而清纯，虽然作品大多出自成人之手，但视域已完全摆脱了生理的羁绊，因此，它所呈现便是一幅幅人人皆可感触的画卷。
是文学承载着蒙学，这一点当无异议。倘若蒙学剔去了文学的成分，那是不可想象的。古人对儿童的教育，意在“启蒙”，它给予儿童的世界，是一方晶蓝、一泓渺远，无论是天穹和水域，都绝少人为的浸染，我想，这是蒙学最伟大的地方。我前面说到，中国的蒙学一直是与文学紧密携手的，因此，文学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修饰，它是蒙学的过滤器，它留在文字里的是天然的纯粹和芳菲的梦想。然而，无论怎样，早期的蒙学还是狭窄的、琐碎的，文学所濡染的范围也是极为有限的，为儿童写作，为儿童构思、营造，还没有上升到一种自觉的、稳固的创作观念。因此，蒙学之“蒙”除了启迪、启示，它毕竟缺乏自身的独立的想象，或者说，它无法把儿童的思维带到远处、更远处。
中国儿童文学在经历了荒漠期后，形式和内容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
中国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文学门类的出现始于二十世纪初期，发轫者是叶圣陶，他出版了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接下来是冰心、张天翼、陈伯吹、贺宜、严文井、金近等，他们分别创作出了《寄小读者》《阿丽思小姐》《野小鬼》《四季的风》《红鬼脸壳》等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的分期，基本上是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同步的。但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无论是现代或者当代，似乎一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并未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没有像早期的蒙学那样骨肉结合，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随着教育的功利化的凸显，儿童文学正在变得淡远和孤立。开启儿童的想象之门，其实比对儿童的说教更重要。文学潜移默化的作用，犹如春风化雨，它所施与的营养，来自于吸收者的自觉，这种本质上的自觉是任何教化所替代不了的。
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始于1949年以后，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分期，虽然儿童文学作为一个门类已相对固定下来，但这时的儿童文学从内容到形式还是相对单薄和单一的，它的出现即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斗争性，可以这样说，它与当时的红色经典同属于一类，是时代共名话语的一种反映。这时期的儿童文学，深受特定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歌颂英雄、崇尚英雄即是价值观的体现，这种价值观，对当时的儿童心理的影响乃至健康人格的构建，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当时，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作家管华创作的中篇小说《雨来没有死》，小说最初发表在1948年的《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前身）上，建国后不久，作品被选入全国中小学语文课本，改名为《小英雄雨来》。从此，雨来的形象开始深入人心，在广大儿童的心中竖起了一个人格美和精神美的标杆。继《小英雄雨来》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中篇小说《小兵张嗄》《闪闪的红星》，这两部作品分别出自作家徐光耀、李心田之手，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即被改编成剧本，先后都搬上了银幕。于是，潘冬子、小兵张嘎的名字，风靡儿童世界，他们与雨来的形象一道，构成了那个时代烙在儿童心灵的历史记忆。
八十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始解冻和苏醒，进入九十年代，文学的多元性开始凸显出来，政治对文学的绑缚，变得松动了，文学延伸的范围越来越宽泛。而作为文学门类之一的儿童文学，也呈现出了自身的繁荣和娇艳，这时期比较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有：叶永烈、曹文轩、秦文君、孙幼军、郑渊洁、杨红樱、伍美珍、沈石溪、梅子涵、周锐等。多元化写作，打破了时代共名话语的局限，而无名状态的写作为儿童文学提供了新的探索和思考，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一种趋向和潮流，中国的儿童文学在经历了荒漠期后，形式和内容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就品质来说，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这时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涌现出来，如曹文轩在2016年4月，摘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201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
儿童的内心需要填充，但这种填充物必须光泽圆润，必须有自身的鲜美，有纤尘不染的洁净和清爽。
不容忽视的是九十年代以后，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的大量涌入，使得初具雏形的中国儿童文学面临着市场的竞争和挑战，这时除《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豪夫童话》《贝洛童话》《绿野仙踪》等世界经典童话的反复译介外，西方童话小说、科幻小说也纷纷进入中国儿童的视域，如《狮子、女巫和衣橱》《大盗霍震波》《小矮人闯龙穴》《吹牛船长航海记》《换大脑的人》《请到我的烟囱街来》《小尼古拉》《外星来客》《海王星上来的人》《追赶时间的少女》等等，而魔幻小说《哈利波特》更是在中国儿童中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旋风，小说所投射的现实的影子以及所具有的象征性，让中国儿童获得了共性的觉识，这恰是人性的价值所在，也是小说得以广泛传播所赢得的品质认可。
当然，中国的当代儿童文学，虽然脱颖出了一支队伍，但总体上看依然存在发育不健全的问题，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的一百年里，我们的儿童文学和儿童作家，他们一直游离在我们的学术视野之外，基本上没有得到学术的尊重和认可，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翻开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无论是谁编纂，皆没有儿童文学一说，而很多从事文学研究的理论家、批评家，在他们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也很少提及儿童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们忽略了或是漏掉了？实在令人费解。中国的儿童文学既然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同步，而在每个发展的阶段，曾分别产生过诸多有影响的儿童作家和诗人，那么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存在，难道不应该给予学术上的观照吗？要知道这不仅是对儿童文学、儿童作家的认可和尊重，而是对儿童教育所投注的关爱之情，对未来中国所给予的重托和希望。
因此，儿童文学必须融入到儿童的教育体系中去，不能被遗失和遗忘。儿童文学之于儿童教育，犹如建筑穹顶上的浮雕，它不只是点缀和装饰，而是与宏伟的建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它所持有的美，非但照亮了屋宇，更透彻了人心。而对于童年期的孩子，建筑穹顶上的浮雕就是童话的世界，它的魅力宛如剔透的水晶灯盏，具有永不磨灭的美……
儿童的内心需要填充，但这种填充物必须精挑细选，必须光泽圆润，必须有自身的鲜美，有纤尘不染的洁净和清爽。中国的儿童文学不能只蛰伏在《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柳林风声》《哈利波特》的氛围中，中国的儿童文学应该拥有自己风格和韵致，就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摆脱萎靡，才能求得强壮；只有驰骋寥廓，才能解放束缚。中国的儿童文学既要接纳世界的给养，更要吸收本土的乳汁，同时，还要传承和发扬蒙学中的育人智慧。
给孩子们一个缤纷的世界，中国的儿童文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