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共昭
我的爷爷严汉卿，又名文翰，1897年3月（清光绪二十年）出生在平利县八仙镇王家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严氏一族，世居深山，秉承“养儿不读书，不如喂条猪”的祖训，再穷也要送孩子读书，对无力送孩子上学者，族长必组织家族捐募，以资完成学业。
爷爷上两年私塾后，徒步一百多里赴县城就读高等小学。四年级考试时（跳级，实读两年），爷爷发现先生出错了题，便站起来问先生是不是出错了题。先生丢了面子，气愤愤地对校长说：“我不如学生，这书我不教了！”时因师资力量不足，校长为留住先生被迫清退了品学兼优的爷爷。
那年，爷爷十四岁，被尊祖送到离家二十多里的老朳看场。他搬来石头搭起一个台子，把黄泥敷在上面，这个用石头和黄泥做成的台子，既是他的书桌，也是他的纸张，用水抹平黄泥即是纸，随手一根竹签便是笔。
爷爷一边学习一边思考，可他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是先生的错，为何要清退他，他开始怀疑那个不公平的社会，并立誓要让自己强大起来。
两年后，爷爷说要上中学，尊祖父虽然怀疑他考不上，还是给了他考试的机会，爷爷也顺利就读了兴安联中。1921年（民国十年）爷爷先后考上了西安省立甲种农业学校、陕西法政专门学校，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入学西安时，正值皖系军阀陈树藩及河南军阀刘镇华统治陕西，西安人民掀起了反陈驱刘斗争高潮，爷爷和进步学生一道投入了这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组织学生沿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并率学生整队前往督军公署门口示威，促使反陈驱刘斗争取得胜利。
1924年，爷爷考上了北京法政大学，与同时就读北京民国大学的堂弟严焕卿一起，寄住堂兄严銮坡（北京大学毕业）公寓——西河沿。他们节衣缩食，刻苦学习，同时心怀国家民族大义，思想进步，常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积极投入反军阀斗争，在他们心中推翻反动政府、挽救国家危难的爱国思想进一步萌发。
一天，爷爷突然发现公寓书柜里的《资本论》《进化论》《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严銮坡说那些书是1922年在汉口时廖乾五所赠），如获珍宝，爱不释手，犹如在漫漫长夜里看到了闪烁的曙光，通宵达旦地反复研读，并与堂弟严焕卿秘密交流学习心得，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继而他们又在北大图书馆，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并多次拜谒李大钊，聆听革命领导人的教诲。经过革命思想的熏陶，大家思想觉悟显著提高，革命斗志更加坚定。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三罢”斗争迅速席卷全国，爷爷满怀激情地投入了北京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常与李还山、鲁仲阳、鲁仲烈、谢百勉、朱光培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爷爷和邓慎思、金本练三人带领五千多名大学生到北洋政府请愿，百余名代表与段祺瑞交涉。学生王国贤被杀害后，爷爷义愤填膺，破指血书“誓死救国”四个大字，革命意志坚如磐石。
革命风暴冶炼了意志，党的教育指明了航向。爷爷常在学校与长辛店之间活动，与李大钊秘密见面，接受教育和工作任务，李大钊见爷爷勤奋努力、品学兼优、忠于革命、勇于斗争，1924年直接接收爷爷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爷爷入党后，同年又介绍严焕卿、吴星阶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先进知识分子宣传“新三民主义”，发展国民党员，壮大左派队伍，并派员建立国民党陕西省的统一领导机构——省党部。1927年春，爷爷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回陕西工作，经组织决定任其为长安县农民协会秘书兼宣传部长，住南四府街北角的一座小楼上，过着简朴的生活，做着扎实的工作，领导和同志们称赞他的文章“有理有力，文如其人”。爷爷按上级积极发展国民党党员的指示，于1927年夏天在西安教育讲习会议上介绍王禹皋加入了国民党，为推行“新三民主义”和组织农运工作做出了贡献。
期间，严焕卿在武汉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工作数月后，至西安菊花园民中学校任校长，积极参加长安农民协会的工作，并秘密组织草滩起义。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陕西清党，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迫害，长安农民协会被迫解散，爷爷入狱。后经时任省议员的平利老乡姜润生和陕西西大教授、省府议员王翰芳等具保营救出狱。这年十月，爷爷与严焕卿、严敬安（毕业于北京民国大学，进步学生）被迫返回平利。爷爷接受了第三高等小学聘请，一边任教一边与严焕卿一道，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制定的《陕南工作大纲》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宣讲中国近代史、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教学生唱《打倒列强》、建立学生自治会，带领学生到人口密集处宣传新思想、宣传革命。假期利用学生进城竟考之机，采取贴标语、讲演、唱歌等形式组织学生宣传队，在平利龙潭砭、冲河、陈家坝、猫儿沟口、普济寺、长沙铺等地，大讲军阀倚仗帝国主义欺压、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事实，揭露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鱼肉乡民的反动行径，组织民众抗捐抗税，掀起了风风烈烈的革命热潮。
此时，李还山以省教育厅视学的身份，与严焕卿在平利召开改革国民教育大会，向全体师生和进步青年宣讲革命道理。李还山与爷爷严汉卿、严焕卿密切配合，运筹革命运动。严焕卿主张“以本县政权作掩护，取得合法身份才能更好为党工作”，1928年夏任平利县财政局局长，秉承“认理不认人”的廉政为民作风，一面委托爷爷严汉卿任调查租石委员在各乡暗中调查各阶层租石、唤醒民众，一面抵制县府搜刮民财，并劝说家族富户要“把一些土地还给农民，对农民要好一些”，主张“非土地改革革命不能成功”。
爷爷和堂弟严焕卿（后人称“二严”）一回县，便数次会晤太平河农民领袖吴远扬（其抗暴组织曾于1926年攻入县城，是远近闻名的农民组织），吴远扬深受感染和鼓舞，常向“二严”请教，并计划以八仙、太平河为根据地壮大革命队伍。此后爷爷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土地革命和武装工作中，先后去湖北竹溪、四川城口和本省的镇坪、岚皋，教化地方农民组织等队伍。
爷爷善于农村工作，经常向贫苦农民宣传土地改革主张，组织抗捐抗税，深得农民拥护，许多农民亲切地称他“严土地”。担任县调查租石委员期间，针对租石捐摊派不公的现象，他愤慨地质问国民党政府：“收租石的不给款，饿肚子的要出捐，是哪来的规定，是谁人出的章程？”
1928年秋，县长吴清源以“煽惑民众、扰乱地方”的罪名，革除了爷爷的教师职务。爷爷返回八仙故里，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组织龙门桥、土桥子的师生举行游乡宣传，抗税抗捐，提倡男女平等，禁止女人裹足，并利用“红枪会”的名义，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农民自卫队，推选当地教师陈子民为队长，民众沸腾，声势浩大，官府的苛捐杂税暂得停返。
回到故里，爷爷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关怀后代，注重教育，劝导家乡父老送子女读书。并针对当时“读书为升官发财”的腐朽思想，组织学生开展了“为什么读书”专题教育，还编写了童谣，“读书人，好做官，害百姓，刮银钱，惹人骂，讨人嫌，看你做官不做官！”使学生懂得了为革命而学习的道理。爷爷对子女的教育更是严格，父亲的儿时教科书都是爷爷编写的。父亲六岁时，伯父、伯母给他打草鞋过年，爷爷见父亲有新草鞋穿很高兴，随手写下了“伯母搓绳绳，伯伯打草鞋，他们热爱劳动，我喜欢他们”的童谣，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热爱劳动、反对不劳而获的思想种子。
1929年春，爷爷进城当着正在开会的绅士之面，与伪县长吴清源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历数了军阀、县府的十三条罪状，证据齐全，并厉声警告县长吴清源：“我劝你把大堂内挂的那块狗肉招牌拆了（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要他把后两句改为“上天易虐，下民难欺”，吴清源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当着众绅士之面不便发作，却在心里暗藏杀机。
1929年6月，县府发出布告：“严汉卿是共产党，犹如洪水猛兽……”下令通缉。此时，爷爷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难以取得革命胜利，遂按李大钊“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才能达到除暴安良，守望相助，阻御兵匪，抗拒苛税，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的指示，赴岚皋、镇坪面见当地的红枪会组织。
在镇坪，爷爷受到于文卿、于振瀛父子的热情接待，交谈之后，本有进步思想的于文卿、于振瀛父子，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决定在竹溪河创建红枪会，并安排李岚清、李佑清二兄弟做联络工人，发龙村徐巨平的结拜兄弟“二十四平”也加入了红枪会，于文卿为让更多的人拥护他，把80多石的土地分给了无地的穷人，人数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数次把催捐收款的差人赶出竹溪河。而岚皋的陈定安虽然愿意追随爷爷，但匪性难改，说你搞“三民主义”，我就搞“四民主义”，加上一个抢民主义，只能暂时放弃。
外出归来后，爷爷避居亲友家中，得到群众的极力掩护。当时八仙的蔡益之，号令邻近三省的手下数千人众，爷爷与其密谈欲将其改编为革命队伍，谁知蔡益之表面同意，暗地里却向县府告知了爷爷的行踪。吴清源即命蔡益之为自卫队队长，命令他暗中窥探、跟踪爷爷。1929年冬月二十八日凌晨，爷爷探望亲友时，被吴清源秘密逮捕，并搜出《卡尔·马克思》一书。爷爷被押解至白沙河时，当地团总夏伟臣要组织群众路劫，二爷爷严文林胆小未允。太平河吴远扬闻讯，立即组织红枪会数百人赶赴县城，未及赶到，便得知了爷爷的死讯。吴清源于腊月初一深夜将爷爷押至县城，为防止爷爷高呼口号，引来救兵，以泥土塞口鼻，立即枪杀于西门外，时年32岁。
爷爷牺牲后，严焕卿联络绅士们联名以“穷凶极恶，残害生命，默杀教员”之罪上告县长吴清源未果。1930年夏，陕鄂边防军平镇岚清乡剿匪司令组织庞大队伍，司令部驻县府，聘严焕卿为政治部主任，严焕卿抓住机遇，对队伍开展革命宣传，给学生和汝河神团配置“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袖章，声势浩大。是年7月，县长吴清源见势不妙逃往竹溪。不久，盘踞安康的军阀王光宗分兵平利击溃了张部，吴清源复辟，搜查到党组织派严焕卿去西安工作的证件，当即逮捕押交王光宗。王逼严汉卿写悔过书，遭到严词拒绝。王气急败坏，但慕其才华欲引为己用，并暗示家人可出钱保人。严汉卿得知后急行制止，自信看管他的一连人有望起义。1931年元月杨虎城主持陕政，一战克敌光复安康。王光宗逃往湖北途中更换了押解人员，起义未遂。在行至平利狗脊关时，嫌严焕卿行动缓慢，害怕引来救兵，王光宗残忍将严焕卿杀害。
爷爷严汉卿、严焕卿的革命事迹载入《安康百年纵横》，誉称“大巴山中的革命火种”。“二严”的壮烈牺牲，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狠残暴，更加激起了巴山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激情，在群众中燃烧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
时任县府副官兼粮食局局长的邹显成（进步人士，爷爷好友）毅然辞职，进入川东，秘密为红四方面军做事，后被县府以“共匪”罪枪杀于八仙韩仙洞。
八仙一支匪军哗变，几个进步青年谋杀了匪军首领，组建了“巴山游击队”，与地方反动势力展开激烈斗争，后因势力玄虚，退驻竹溪后加入了解放军。
四川宣汉籍共产党员王维舟筹备在川陕鄂边界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1929年底建立了“川东游击队第一路军”。
1931年冬，紫阳发动青石板河农民抗捐运动，历经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后，余部皆入四川投奔红军，汇入了波涛汹涌的革命洪流。
爷爷惨遭杀害后，奶奶掏爷爷口鼻中泥土时，几次晕死，终因悲痛过度，于次年正月病逝，年仅9岁的父亲和他的弟、妹成了孤儿。父亲继承爷爷的革命意志，加入了早期地下党，后病逝在讲台上。为报家国父仇，父亲立誓“大仇不报，誓不结婚！”后在亲友的逼迫下，父亲46岁时娶了我母亲，因自幼无人照料身体极差，在我十五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十五岁的我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又成了孤儿。一代英烈，两代孤儿。爷爷为党和人民付出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还有两代孤儿的巨大代价。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初心如磐勇毅前进，使命在肩永远年轻，是我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秘密所在。
列宁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深情缅怀先辈们，就是为了传承生生不息的思想动力、文化基因、精神动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参考资料：《平利县志》、《安康地区志》、《平利县志资料》第28期、《安康百年纵横》、《中国共产党安康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