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波才 何媛媛
安康北邻黄河，南接长江，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重要传播区和交流通道。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孕育了老官台文化的“萌芽”，推动了仰韶文化的“壮大”，见证了龙山文化的“兴衰”，呈现了夏商文化的“斑斓”，多角度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和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也诞生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基因”。
新石器石磨盘
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距今约8000年至680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境内的渭河流域。20世纪60年代，在汉中西乡县李家村发现类似文化，后来被学术界命名为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该类型距今约7100年至6700年，主要分布在汉水流域。它是承袭关中老官台和白家文化传统，在吸收陕南文化因素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类型。
据考古发现，在阮家坝、马家营遗址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遗存中均有灰坑，并出土大量打制石斧、石铲、石锛等生产工具，说明当时人群已开始定居。同时，随着生活的富足和稳定，原始艺术和神灵思想开始萌芽。阮家坝、马家营遗址出现了大量内黑外红陶、夹砂灰白陶、泥质黑陶。这些陶器虽然不论是器型，还是器表纹饰和制作工艺，都相对简单和粗糙，但为“彩陶之始”，为其后仰韶时代彩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阮家坝遗址中，还出现小孩瓮棺葬，上碗（盆）下罐（瓮），且底部留有小孔，与半坡文化“瓮棺葬”形制基本相同。在马家营遗址一墓葬死者头部，还放有陶罐、陶钵、石铲，说明当时人们也萌生一定丧葬观念和习俗。
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在安康的出现，说明安康及陕南人极有可能是从关中地区迁徙而来，同为东亚蒙古人种；或是受关中文化影响而演变出来的，属于同一文化发展类型。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域最广的新石器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分布于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的江汉、河湟、中原、河朔等广大地区，不仅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直根系”，而且是“王权治理”模式的开创者，还是认识、定位周边其他史前文化的标尺。
安康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主要是半坡类型，从出土遗物可反映出当时社会主要特征：一是聚族定居已基本形成。在马家营遗址中，发现一座以河卵石为墙基的半地穴式房子基址，该形制既符合半坡文化“半地穴式”房屋普遍做法，又有明显的“河卵石墙基”地方作法，彰显出安康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勇于创造的精神。另外，在阮家坝、马家营遗址中共发现瓮棺葬7座、灰坑58个，反映当时先民已开始大规模以氏族为中心，进行聚落定居；很有可能还出现了公共墓地，因瓮棺葬为夭折未成年人，受氏族制度约束，不能埋入成人墓葬区，往往葬于居住区附近，希冀受到家人呵护和照料。二是原始农业已具规模。在阮家坝、马家营、岚皋肖家坝等遗址中出土大量磨制石斧、石铲、石锛、石磨盘等生产工具，特别在马家营遗址一罐内发现碳化粟，说明粟已打破传统认识“北粟南稻”，已从北方传到汉江流域，甚至有可能还传到江汉地区。当时除种粟外，安康还有可能兼种水稻，是“水稻北传”的重要通道。近年，有关科研机构在对紧邻安康的汉中龙岗寺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浮选中，不仅发现粟、黍粒，还发现水稻谷粒。三是制陶技术日趋成熟。在阮家坝、马家营、马岭坝等遗址出土陶器中，不仅出现了瓮、盆、尖底瓶等新类型，而且在纹饰上增加了变体鱼纹、宽带纹、平行条纹、三角纹等抽象符号，部分还原底施彩，且多为黑色彩，应为半坡文化中晚期。在马家营、汉滨柳家河遗址中，还发现了捏制蛇形陶器、人面塑像等，尤其是人面塑像古朴拙野、惟妙惟肖，极有可能是巫师或氏族首领形象，无疑说明当时陶塑艺术已开始萌芽，或许赋予了原始崇拜、信仰等一些独特功能。
安康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虽然非常少，但从出土器物来看，极具代表性和区域性。一是陶纹。在阮家坝、马家营、汉滨柏树岭遗址陶片中，发现以圆点、勾叶、弧边三角形等元素构成的钩叶圆点纹。它是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纹饰，反映鱼纹转向鸟纹再向花纹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庙底沟化”正向四周强势漫延，华夏文化和民族进一步融合，“早期中国文化圈”日趋形成。学者王炜林、杨利平认为：如果说半坡文化彩陶代表一种约束性“礼俗”，只在比较小的社会集体中得到认可的话，那么在较大范围和不同文化中流行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所代表的则已成为一种“礼制”，这种寓礼于陶、器以藏礼的模式，为夏商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二是陶鼎。在阮家坝、马家营遗址中共出土陶鼎7件，其中阮家坝陶鼎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陶鼎相近或相同；马家营陶鼎与郑州大河村遗址陶鼎、淅川下王岗遗址陶鼎接近。说明，这个时期以汉江在文化传播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晚期的一类文化，属铜石并用时代，距今约4500年至3800年，分布于豫、陕、鄂、苏、皖等地区。它的出现标志早期中国文明已形成，社会已进入“邦（古）国”时代。
目前，在汉水上游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存并不多，主要见于白马石遗址。在其遗存中，发现大量红胎黑皮陶片，陶色较为纯正，多为素面磨光，部分为弦纹、划纹，符合中原龙山文化“黑陶”的普遍特征，但与关中龙山文化“以灰陶为主，多为泥质，普遍饰篮纹、绳纹”的面貌大相径庭。另外，还发现了高领罐、杯、器座，同湖北地区白庙遗址等龙山文化陶器风格非常接近。当时，中原龙山文化极有可能沿白唐河南下，到达汉江中游地区，又沿着汉江溯源而上到达十堰、安康、汉中等地。
如果对照历史事件，安康龙山文化的产生极有可能与“禹征三苗”有关。当时，中华大地已形成华夏、东夷和三苗三大集团，安康属于三苗势力范围。自尧、舜以来，华夏与三苗战争不断，到禹时期已进入白热化。《墨子·非攻下》记载：“昔者三苗大乱， 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袛，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 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经此一役，三苗势力彻底退出江汉地区，从此再无力北上争雄，而华夏集团则将势力进一步向南扩张。迄今，安康仍保留许多有关舜、禹的传说和史迹，如汉滨“妫墟”“虞帝陶渔河滨处”、旬阳及石泉“禹穴”“禹王宫”等，或许就与中原龙山文化南侵有关。
夏商文化
夏商时期是我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进入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开端。迄今，安康虽然发现此时期的遗存和遗物较少，但白马石、马家营、阮家坝等遗存呈现的文化面貌和特征，足以说明安康与中原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频繁，见证和反映了夏商王朝在汉水流域的历史演进脉络。
学术界普遍认为，夏代约为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白马石、马家营遗存为夏代早期，呈现一定中原文化特征，如平底盘、高柄豆、直筒杯、直壁杯几乎与中原同类器型十分相似。据考证，此时期中原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势力达到顶点，它向安康传播的路线，基本与龙山文化传播路线相同，但往往以抢占战略要地为主要目的，进而控制通向汉江地区的咽喉要道。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商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分早、晚两个阶段。早商时期，汉水上游遗存以宝山文化为代表，无论青铜器，还是陶器，都带有明显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如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夔纹、云雷纹、连珠纹、涡纹、蝉纹基本与中原商文化基本一致，还有喇叭型觚、圆（折）肩型罍、深腹型簋等都能在中原商文化中找到。此时期，商王朝为控制广大南方地区，抢夺铜矿资源，在盘龙城建立军事据点。白马石、马家营、阮家坝等地，极有可能是盘龙城势力溯汉江而上，在汉江上游建立的据点，在马家营遗址中发现许多戮杀骸骨和乱葬坑。晚商时期，商王朝频繁迁都，盘龙城废弃，商文化整体北缩，宝山文化开始向成都平原发展，成为三星堆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夏商时期，安康地区是中原文化西进汉川、南下江汉的重要通道，也是不同来源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创新、发展的区域，表现出“泥质黑皮陶”“石棺墓”等独特文化个性，为后来西周文化的进入，以及方国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历史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