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处
较落后地区容易“被平均”，乡镇管理半径扩大增加生活成本
撤乡并镇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却并非事事都能做到“齐步走”。
“有通村路，无通组路。”今年60岁的陈明逵，已经连任六届朱家沟村村支书。干了20多年村干部的他，对撤乡并镇深有感触。
大队变小队，小队的项目就会被“吞并”。陈明逵解释道：“因为3个村变1个村了，项目减少了一多半，修路、灌溉、通电的项目就辐射不到各个小组。我们村至今还有3个组不通路，这样会让本来就贫困的村民生活更加困难。”
目前，国家许多针对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都是以乡镇为对象，被撤并乡镇地区的投资机会随之丧失。撤乡并镇对人员机构做了“减法”，但与此同时，也让公共服务在无形中缩水。乡镇管辖面积扩大，增加了农民的办事难度和经济负担，公共服务匮乏、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成了“被平均”的对象。
海棠园村，就是这样一个“被平均”的例子。距离中心镇最远，还是镇上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村庄。
撤乡并镇以后，许多事都得去镇上办，也就越发不方便了。“到镇上至少有13公里的路，路费、餐费不说，要是碰到领导出门或者下乡，还得住一晚上，一趟的成本就得百元，这对我们靠山吃山的群众来讲，花费已经很高了。”被撤销乡镇的老镇长雷明星说。
这个困境，乡镇也意识到了，于是先后设立服务中心、维稳中心、办事处等机构，但效果仍待检验。
不能过度撤并，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贺海宁坦言：“现在撤并得刚刚好，再精简就有问题了，会导致基层政府的灵活性和机动性降低。”
从区域的特殊性讲，宁陕县许多乡镇都处于泥石流、滑坡点，一旦有灾害发生，在资源向中心镇倾斜的新体系内，信息能否及时传达、物资能否顺利运到都是问题。
从民风民情上讲，在中国农村，有开村民大会的习惯，傍晚一召集，村民们陆陆续续搬着凳子结伴而来，在轻松热闹的氛围中既完成工作，又密切了干群关系。而随着乡镇半径的扩大，村组的撤并，这样的场景却变得少见了。
在教育上，宁陕县民政局的安明友提到，如果再撤并，势必会造成一些生活能力较弱的孩子被迫去较远的学校读书，导致农村孩子上学成本增加，“上学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思路
不能只是乡镇名义上的变更，将以移民搬迁为契机解决遗留问题
撤并乡镇，减法做得迅速，却也滋生了乡镇如何撤并、人员如何分流、机构如何改革等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些坎儿跨不过去，即便做了减法，效率也未必增加。
“经过几番研究讨论，筒车湾镇实行竞聘上岗、提前退休、调整职务的办法进行人员分流，引入竞争机制，因职选人，让干部队伍精干起来。”贺海宁说。
这样的减法，带来了增效。雷明星回忆起当年开会的“阵容”：“没有合并之前，开个大会要一百五六十人，住宿难安排，经费也高。撤并之后，开会只要七八十人，工作效率更高，也方便管理了。” 老镇长回忆说，以前村干部都被戏称为“一包烟干部”，因为工资待遇低，平均一天只有7块钱，只够买一包烟。撤并之后精简了乡镇机构和公职人员，加之政策的保障，情况才稍有好转。
撤乡并镇，陕西走出了自己的路子。着眼于陕南地质条件较差、山体稳定性脆弱的特点，2011年7月1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实施办法(暂行)》。
《办法》要求，在陕南移民搬迁中，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一举措不仅主动尊重自然规律，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更成为了消除撤乡并镇后遗症的“解药”。
“并村不并户就没有实效！”贺海宁分析道，如果较为偏远的住户不搬迁，那么撤并的乡镇只是名义上的变更，百姓依旧分享不到改革的成果。
撤乡并镇要想加速起航，在发展壮大镇域经济、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外，还需把移民搬迁作为新抓手。二者结合方能达到撤乡并镇的真正目的，促进城镇化建设，让群众脱贫致富，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