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
中国乡村从1978年肇启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拉开了农村生产关系改革的大幕，推动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走向全面经济建设的伟大历程。这个历程中，乡村改革功不可没，而且随后40年的巨变，没有哪一个时期、哪一个阶段没有来自乡村的风雨洗礼，其实乡村之变，从来也没有走出人们观察的视线，甚至一直是主角之一。乡村改革是中国40年改革发展的零公里，更是里程碑，它所带来的变化的意义，不仅存在于经济层面，更是在政治、文化、社会治理层面引发系统而深刻的变革。从土地上苏醒的中国乡村从此被改写，从种好土地吃饱肚子，到多种经营既要增产也要增收，从田间地头到乡镇企业，从初级资本积累到巨大的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变化，从乡土到城镇，中国乡村及其农民的命运一直在改写。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乡村工业运动式微之后，市场经济之手也无情地伸向并撕裂着乡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传统布局——小农经济、乡村原生态商品经济、手工业和短途贩运为主的流动经济等乡村经济形态被大市场越来越有力的手撕裂了——乡村人口大规模转移，城市化进程把乡村命运拉入到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新风口：人口转移，乡村人口的超量级移动，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最现实背书。城市化运动一方面摧毁了传统乡村，一方面又试图从城市一端发力重建新乡村，于是产生了影响面广泛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一过程艰辛、曲折、充满打破与再造的血泪故事，其时代的影响性至今还在裂变中。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乡村和中国农民的命运，被城市这只无形又粗暴的手无情地、武断地安排，这一路走来，充满命运的改写和重建中的诸多无奈，甚至血腥。作为乡村文学观察甚或关怀，看不到这一命运的巨大颠簸，就不能对乡村写作进行专业级的“望闻问切”，因而也很难看透和说透这一命运的归宿，更难从文学的脉象对症下药。
我们因而进一步看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乡村变化，有过短暂的复苏与繁华，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大约有十年的黄金期，中国乡村的土地上遍生具有体温意味的“软黄金”，即粮食和蔬菜，副食不再成为一种时代的奢侈，在这个十年里，中国农民破天荒地解决了千百年来从未解决的乡村生活问题——吃饭。普遍解决温饱，这是新时期中国乡村对五千年乡土文明最大最新的贡献。在计划经济和“双轨制”走入历史深处之后，乡村经济结构得以市场化调整，这一调整的形态，其意义远比1978年至1980年代前五年的生产关系调整更大，它不仅深入地调整着乡村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布局，更从财富生成和乡村文化伦理两个维度给乡村带来革命性地冲击。这一冲击和对撞过程十分宏大，其命运之重已远不限于乡村本身，也属于整个行进中的中国，更属于21世纪的世界——改变贫困命运、消减贫困人口，对世界反贫困带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范例。而这一对撞与撕裂过程缺少成例可依，因此资本的收集、扩张更显得激烈，也可以说血腥味十足，整整一代农民（50年代、60年代）用他们的灵与肉完成了这一命运的改写历程，一方面积累了乡村财富，一方面引发了乡村命运的再建构。新世纪之后的乡土文学创作，从文学发展繁荣的角度考量，在量大面广的文学叙事中有所涉及，但还难说有深刻的文学史意义的新乡土写作出现，比如类似《平凡的世界》《许茂和他的儿女们》《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那样的煌煌巨作，而且新世纪以后的乡村文学观察远远跟不上乡村时代发展的脚步，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浮在面上，新世纪后乡村文学的写作全面萎缩，有的只是浮光掠影，一地鸡毛。这正是新世纪之后乡土文学创作的大痛。
但平心而论，这一乡村命运改写中，文化的关注仍然始终伴随其间，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前十年，文化的视点紧紧尾随或跟进着乡村前行或挣扎的身姿，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影响力较大的、富有时代意义的、被称之为新现实主义的力作。他们以非虚构和新纪实为主，对文学新抒写产生建设性推进作用。但这一现象仍然是个体性的，而非系统的文化现象，尽管它已难能可贵。更由于这一类写作，往往因其新文体实践的先锋性，还不是真正文学史意义的文学进步。乡土文学创作反倒被边缘化。进一步看，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乡村文化、经济形态、人口布局、乡村伦理结构变得支离破碎，而文化观察的集体性自觉不够，深入的、整体性的观察不够，在城市高速崛起的巨大阴影中，乡村场景被掩没和边缘化，乡场上的命运故事不再以文学的主场得以关注。乡村题材的文艺作品没有应有的宏大起色，精品力作更是稀少。这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学的歧变现象，折射出文学的功利性、逐热性，乡村人性嬗变的主场景移向城市，乡村的无力使得文学不再有耐心去关注。尤其一批早期的乡村文学写作者转入城市后，他们的乡土情感之基失去，纷繁的城市也使得他们不能再静心地匐于乡土之上去谛听乡土的心音。但乡土依然是巨量的中国式的存在，你关注不关注她都在那里，远离不远离她也都在你的视线中——这一客观存在必然反映在作家的笔端——总有人惦记着这片乡土上的风云际会，乡土写作毕竟不是一片可以轻易忽略的风景，因此整个改革开放40年中，乡土之痛之变之忧，也一直没有走出当代文学的视野，我们这里考察的是，看到她——中国乡土，而像一个老年农民般匐下身子贴紧土地的、感受到生离死别般痛楚的，如此的文学场景不再，乡土文学大师也同样不再。
我们想讨论的是，也是乡村文学写作的问题所在，就是作家的身心或许已不再如前期，爬在土地上听热土深处的潮动。他们从早期的乡村巨变的参与者，体验者，或许正在变为路人，变成乡愁的旅行者，他们或许也在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变化，但他们更多成为过客、远观者甚或评头论足者。不少的作家，并非眼看手把的乡村体验理性感悟，使得他们轻率地处理乡土题材，并沾沾自喜。事实上，新时期的乡土题材形态和内涵都发生了痛彻的病变，乡土写作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保持着文坛效应和文学热度，但在我们的作家那里，“真”的写作大打折扣，因之乡村写作也就越来越与乡土隔离起来，不少的打着新纪实、非虚构名头的写作，其实离乡土本质还远，像《出梁庄记》那样的痛切之作成为稀缺。这个时代文学对乡土的忽略其实正是乡土写作者们集体性漠视的结果。这一漠视产生的负能量所具有的摧毁意味就在于，观察乡土场景及其场景中的众多故事与乡土本身不再是一回事，众多的写作经验不再诠释乡场上的行走的“真理”，或纠结一隅不计其余，或以偏概全轻易判定乡土死刑，甚至哀歌声声以救世主面目故作惊人，“伪乡土写作”充斥文坛，而很多时候我们津津乐道于斯，我们的评论场景中，作家、评论家们自话自说，这中间少有农民的发言席。隔离之痛让文学疆土上的乡村之花凋零，不再具有生机。这种文学本身的撕裂，需要我们以足够的时间和情感去修复。
由于隔离和远视，我们的文学观察只看见了乡土外形上的某种程度上的病萎，而不能深入乡土的内心去听取她那依然强大的心潮。一度时间，“乡土沦陷”成为文学的新叙事，唱衰论盛行并成为文学写作的新范例，似乎不说乡土失败就不能成为乡土文学。另一个现象是，逃避乡村现实，回到从前的农耕时代作没落文明之玩，小农经济的某些温馨场景成为乡土写作中乐此不疲的话题和主题，似乎正是这回味和重温就是对乡土现实新的理性批判和乡愁倡导，一批追悼式乡土文学作品占据文学场上业已不多的乡土份额，这一现象至今不衰。
“乡土未沦陷，只是在转型。”这是笔者的判断。也是活生生的现实。它是现状，也是趋势。尽管这一判断同样含血含泪。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巨变，是历史潮流，更是乡村命运的新契机，自国门打开，封闭的意识形态僵土春化之后，这一巨变就一直伴随着乡土命运变迁，我们从中看到初期的复杂和繁华，看到命运大黑白中的沉沦、没落、打碎和无情改写和替代，也看到这一巨变从自然走向必然，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新潮——在这一巨变中，乡村并非只有被动的接受而任由历史牵引，在这一巨变中，乡土上的人作为乡土叙事不可退场的元素，也从未真正退场，他们一直在选择，从土地上崛起、到逃离、到回归、到重新用浸透漂泊风尘的双眼打量他们的故土，他们心灵的复杂性可能比乡土上的物理巨变更有时代意义。乡土的转型尽管依然艰难异常，但这一转型对乡土命运的再造，业已变得更巨大而富有实际意义——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怎样看待乡土上离去又归来的乡土新人？这样的新人，是时代之新，是渴望再造乡土的主人翁之新，这样的新，或许早已超越我们过去的乡土文学经验。我们看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城乡一体化到全面小康，从传统村落到新农村社区，从基础建设到全方位的文化复兴和营构，从庄稼把式到职业农民，从田间地头到社区工厂，这些巨变都是真实的存在，我们的文学怎能视而不见？！旧式田园牧歌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当然作为一个乡土文学参照系，也当然退入历史的深后方，新乡愁对旧场景的颠覆是现实的，不可视而不见，值此时代的文学观察、写作，到底离新乡土有多远？是否感受到了她灼面的热风？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乡土，而在于文学的自觉。正如一个成功的作家，决定的意义并不完全在题材，而在于态度。
我们的文学离乡土远了，就算有幸进入，也不轻易停下走马观花的脚步。柳青、路遥、周克芹、陈忠实们的文学虔诚，在今天的文坛已成为稀缺物，因此，伪乡土写作让我们充满的生硬感和不信任感比比皆是。总观当下的和过去的乡土写作，一个总体现象是，在这个文学场中，乡村叙事的人物、事件、思想、价值，统统陷入一个误区：被安排的乡土，被指点的故事，被激扬的诗情。是的，这种“三被式”现象，一个层面来自现实，一个层面来自文学的表达，它们共同的致命处，仍然是忽略着乡土上人的心灵的巨变。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新乡土人”作为主角和主体常常被选择性忽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村新社区建设、农村新民风建设，包括细微处的乡村经济生活，被“善意”安排的痕迹浓重。这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三被式”写作同样明显，意味深重。今天，我们不想从乡村发展的主体层面臧否“三被式”的客观存在，它毕竟是一个成长中的社会对乡村复兴的良好动机所在，它的好处远远大于不足，哪怕它可能是充满着一厢情愿，甚至是填鸭式促进，但这场发生在乡土上的新的建设运动，毕竟正在以物质的、文化的巨大投入，带来乡土上实实在在的改变——事实证明，这种改变业已显出正效应，乡村振兴之举的确让相当数量的“新乡土人”重返乡土，这显然不是一个小事件，更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中国的乡村需要重建，而“新乡土人”必须作为主角登场。新乡土最根本的主人，必须是长于斯兴于斯死于斯的农民，他们的回来已是中国式新农村建设的现象级的大概率，这种现象也正在聚发真正推动乡土革命、乡土振兴的新动能。因此，减少农业人口和留有农业精英，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支撑起精英的，就是情愿回到乡土的新农民。笔者积二十多年对乡土的观察，在农村人口减少和保有这个问题上，有这样一个判断，即农村新人口格局的“三个三分之一”，我以为当下和今后的农村无论怎样变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怎样膨大，乡村都是不可也不会忽视的基础，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一极。那么谁在乡村？谁值守并经营这片土地？当然是新乡土人，他们是原居民，是新的职业农民，是大小农场主，是农业企业，是生态消费提供者、服务者，农村人口流动的形态一定是：三分之一留在乡土，他们以主人的姿态肩负起乡村住守并繁荣的历史担当；三分之一通过走出去融进去，长久地留在了城市，成为新市民；还有三分之一处在进出转换中，有的会回到乡土，有的最终留在城市。三个三分之一的人都会处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去留模式，他们的命运都将在转换中一次次刷新。未来中国2亿多人口留在乡村，通过土地上的制度革命、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他们将成为乡土新主人，这正是我们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我们的文学观察与写作，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新的乡土景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握这个趋势和脉搏，真正走近乡土、贴近乡土，进入乡土的内心深处，关注乡土主人的命运和故事。我们要像庄稼的春种秋收那样具有耐心，放下身段，放下灵魂，让它们都能接通地气，摆脱“三被式”固有思维程式，特别是这种从主观臆断出发的所有线性思维模式，真正把乡土新故事讲新，讲深，讲发散，讲出中国式道理，让“乡土、故事、诗情”尽显乡村振兴的新风流、大风流。
综上所述，我们的根本论述是：新乡土文学新在哪里？
尽管乡土文学从来不是一个新概念、新品种，甚至我们要说它来自诗经时代以及更早的上古。正如文学起源于劳动的号子，最早的文学流派正是“吭唷派”一样，自从有中国文学，就有乡土文学的强大阵营。我们所提倡的新乡土文学观察和写作，新就新在从时代变迁所赋予的乡土命运的深处、大节处和所能够抵达的深远方，去审视这片乡土上的每一点变化所具有的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和意义。就是把当下正在无视和雄雄崛起的“新乡土人”重新作为故事中的主人，去倾听他们的心声、意愿、向往和他们如日出日落的每一点努力、奋斗。乡土上的新，是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是具有深刻改革并丰厚中国文化、经济、政治版图意义的新。一句话，如今我们文学眼中的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他们丰赡的内心丝毫也不比文学表达本身差。用现代农村、现代农业、现代农民的眼光，用组织起来的眼光、大生产的眼光、资本的眼光去打量乡土上的新，我们的乡土文学观察才会血脉偾张，才有真正乡土之变的真诗情。
同理的，我们乡土文学中人物的新，也会是全新精神气象的新。他们已然不同于许茂，不同李顺大，不同于陈奂生，当然就更不同于鲁迅时代的闰土、祥林嫂，茅盾笔下的“农村三部曲”，萧红笔下的《生死场》，赵树理的“小二黑”，孙犁的“荷花淀”；不同于丁玲、周立波、汪曾祺、高晓声、古华，甚至也不同于路遥的高加林。21世纪中国农民的新，是精神新生代的新，是工业化生产、城市建设和城市边缘化打磨出来的一代新人，是能把土地看出资本汁液的新，是能同样以时髦眼光打量婚姻爱情的新，这样的文学新人，对我们传统乡土文学写作来说，当然是陌生的甚至是全新的。乡土文学和写作看不到这点，就没有切住新乡土文学的脉搏。新时代条件下的乡土文学，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学人物画廊——这恰是新乡土文学可以大出光彩所在。
第三是乡土文学表达的新。正如城市文学有着自己的文学语言场一样，乡土文学当然也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文学语言场。但它已然不是退回民国、退回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那种语言场了。沈从文的语言不适应今天，路遥的语言或许也不适应今天。城市文学的语言场不适应乡土文学语言场，同理，用城市的语言描写新乡土上的故事，当然离失败不会远。但这个世界与十几年前的那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城市与乡村无论从地理空间意义，还是现代信息交通意义，以至于文学思想传达、逼近、相融的意义，城乡间的陌生感在打破，距离在缩小，这就使得乡土文学的表达一方面还保留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且相对完整），一方面又不完全是独立的体系，它一定在较大的语言空间范畴与外界、与城市相融通。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是新乡土文学的语言，答案在现实的乡土，也在我们细致的文学语言萃取中。好的成功的新乡土文学创作，一定应当有一套自己的沾泥巴气的语言、词汇、修辞，这一关很重要，决定着新乡土文学的生命力。有智慧有追求的新乡土写作，一定要从语言出发，找到写作通向新乡土的道路和门槛。对于新乡土写作来说，“土”不一定不“洋”，土出事物本有的气质，那就是洋。土到一眼能看出是“老倔头家的疯丫头二凤的对象憨大柱”，就土出味道了。
第四是新乡土文学形式之新。内容决定形式。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写作表达，完全是作家自己的事，是作家自己的习惯。但每一种文学形式，自然会有其对所表达内容的统一性。适合新乡土诗表达的，不一定适合新乡土散文，适应新乡土小说表达的，不一定适合非虚构写作。全能的作家当然风度翩翩，但从实际和工匠精神出发，每个新乡土写作者如果都能找到一套自己的路数，那就相当于乡下的庄稼把式，把自己的地种出花来。什么形式都将是可爱的。我们或许更喜欢阅读关于乡土的新纪实，非虚构写作应当成为新乡土写作的主流意识。
安康是个与吉祥有关的地方。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大吉大利，这是农业的意识。安康在长足发展，她会变得更现代。但从总体上考量，安康的农村、农业、农民所构成的农业社区和社群，未来也必将还是挥之不去的爱和痛，她有太多的改变和重建，这其中充满艰辛性。我们的新乡土写作，对于安康新农村的发展见证，也必然大有用武之地。我们提倡安康的新乡土写作，希望它大有作为，希望安康涌现出擅写新乡土的作家、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安康也会有自己的文学流派，它一定是以新乡土为基点，崛起安康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安康的“汉江派”“秦巴山地派”，甚或“清水派”“秀林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