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２７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修正案草案对行贿犯罪加大了处罚力度，新增了行贿犯罪条款，修改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法学专家认为，此次对刑法中腐败犯罪相关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惩治腐败的相关法律规定，将腐败犯罪的“全环节”纳入惩治范围，体现了国家打击腐败犯罪的决心。
拟增加“财产刑”让行贿人“吐出”不当获利
行贿人通过贿赂官员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在查处贿赂案件过程中，由于立法缺失，很难对行贿人进行经济处罚，使其“吐出”不当获利。
浙江温州市一位检察官说：“行贿、受贿犯罪的最终目的，很多情况下是为了金钱。以前我们在查处腐败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对行贿人通过贿赂非法获取的经济利益进行查处。最终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不好。因为受贿者判刑了，可获益更大的行贿人却仍然赚到了钱。”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涉及对行贿犯罪的处罚条款中，多处增加了处以罚金的内容。而此前在刑法对行贿人的处罚条款中，都没有涉及罚金。
“通过完善对腐败犯罪财产刑的规定，使犯罪分子在受到人身处罚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得不到好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说。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曲新久认为，因为行贿、受贿大多是财产性犯罪，以前没有设置罚金不够合理，所以这次修法，在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多个罪名中都添加了罚金刑。如果能够通过财产刑这一法律手段加大对行贿人的惩治力度，无疑将大大增加行贿犯罪的法律成本。
加强对行贿人的惩处令其难以逃脱刑罚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全明说，人们一般痛恨索贿受贿行为，却认为行贿人多是“被动”一方，属于“弱势群体”。这种社会认知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形成一条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使腐败现象屡禁不绝。
“过去，刑法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明显轻于受贿罪，导致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惩治贿赂犯罪时‘一手硬、一手软’，若不及时加以纠正，势必不利于惩治腐败犯罪。”王全明说。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将“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罚。”
近年来，葛兰素史克行贿案等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让人们看到了行贿犯罪的“主动性”以及腐蚀公权力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行贿犯罪 ４３９７人，比去年同比上升３７．６％。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认为，草案加大了对行贿人员的处罚力度，规定即便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也应受到处罚，对免除处罚给予了严格限制，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行贿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扩大反腐范围拟处罚“朋友圈”“身边人”犯罪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增加规定，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其亲属等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犯罪。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卢勤忠认为，此次在刑法修正案中增加向关系密切人行贿，扩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范围，原来刑法修正案（七）中增加了关系密切人受贿罪，但是行贿方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款，此次将其列入，体现了从严打击腐败的决心。
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也有基层检察官表示担心，如果对行贿者打击过于严厉，很容易让行贿者和受贿者形成利益共同体，给查处腐败犯罪造成困难。案发前，行贿人还会不会主动检举受贿犯罪？案发后，行贿人还能不能积极配合查处受贿事实？
多数被采访专家认为，本次修法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行贿人是一个震慑，更加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行贿受贿犯罪的发生。
删去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具体数额增加情节考量
周光权说：“现行的刑法是按照贪污受贿的数额来定罪，分为四个档次来进行判罚。但这毕竟是１０多年前制定的，数额规定过死，有时难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做到罪刑相适应。造成不少犯罪数额相差悬殊的案件，在量刑上难以拉开档次。”
一位长期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认为，将贪污数额标准规定为一个具体的数额，难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导致实践中一些依法本应入罪或者本应重判的案件，因受数额标准的限制，无法入罪或者难以重判，损害了法律权威。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
专家表示，本次修改，将刚性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更有弹性的“数额＋情节”模式，将更有利于做到罪刑相当。对于具体定罪标准，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相应标准，使反腐败的司法程序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科学合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