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现在的春节其实只有102年的历史么？左派史家霍布斯鲍姆曾提出“被发明的传统”一词，意指许多人们自以为“古已有之”的传统，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而春节无疑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2月1日下午，由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小茗主持的城市论坛第十一期在季风书园举行，该系的三位博士研究生邓剑、张珊珊和王磊光，共同讲述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是怎样参与了春节这个节日的改造，国家政策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参与又是如何推动了新习俗的形成。
“春节”只有102岁
辞旧迎新、阖家团圆，春节可算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了。但与西方的宗教节日不同，春节是农耕文明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岁时节日。关于其起源，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虞舜即位时，带领部下祭拜天地。历史上对春节的叫法不同，秦时称上日、元日，两汉时有岁旦、正旦之说，魏晋南北朝时称岁朝、元首，唐宋称岁日、新元，清朝则开始称元旦、元日。民国之后，这一节日逐渐演化成为一个从腊八节起到元宵节止的全民性大节。
1912年，中华民国宣布改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在民间推行遇阻。1914年1月，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为顺从民意，提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经袁世凯批准，就此奠定了阳历年首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为 春节 的并存格局。”所以说，现在我们过的春节，其实只有102岁。
民国初期，政府试图将贺年、祭祖、贴春联等活动移到阳历元旦，但是民间强烈的传统意识，还是将这些习俗保留在了春节。
三位主讲人将研究材料缩小到了新中国以后的《人民日报》，以“春节”为关键词检索，共得370篇报道，虽有局限，但亦是从一个切面反映春节在最近半个多世纪里是如何变迁的。
1949—1956年：与宣传相结合的春节
“吃”，历来是春节的重要元素，中国人节前积食的习惯在本就物资不充裕的背景下，让“春节物价上涨”成为了一条铁律，不过，1951年的北京似乎打破了这一惯例，度过了一个“物价稳定如常”的春节，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一年的北京市工商局在年前就号召国营贸易公司、合作社以及有关私营商业到各地采办年货，提前做好准备；二是贸易部特别规定，要稳定春节期间的物价。可见，此时政府已开始针对过节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做出应对。
不过，这一时期关于春节最大的特点是，文娱节目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工农联欢和军民联欢是这一时期的两种重要形式。各地工人和农民在春节期间都会展开盛大的联欢活动，邓剑指出，这种参与性而非当下观看性的文娱活动，让人更能切身地感受到年味儿。而军民联欢几乎是从解放以来唯一不曾间断的联欢形式。
这一时期，几乎每年的春节文艺活动都有一个固定的主题，无一例外这个主题都关乎政治宣传：1953年的《婚姻法》宣传，1954年总路线的宣传。这种宣传要求虽未诉诸法律文书，但不达标者还是会受到批评，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的春节演出，由于其节目没有配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受到了批评，戏剧学院不得不做出检讨。
1956-1966年：打破常规过春节
现在人们常说“春运难”，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春运就已经难了。1954年，国家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铁道部成立“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昼夜值班。1957年，国务院第一次专门就做好春运工作发出指示， 要求企业、学校动员职工、学生体谅铁路运输困难，能早走的早走，能晚走的晚走，能不走的不走。
解决春运难题在1958年与“大跃进”运动相结合，成就了“打破常规过春节”的号召。“能不回家就不回家”成为普遍的共识和宣传口号，煤矿、水利工程、机关部门是贯彻得最为彻底的行业。1959年的一篇报道就这样写道，今年除夕，最热闹的要算十三陵水库工地。两万七千多名民工、官兵、干部、学生的劳动歌声响彻了大年三十的整个晚上。
1960年代，铺张浪费、摇钱赌博的一些旧风气在社会上卷土重来，此时“以革命的精神过春节”的号召也相应而来，反对敬神祭祖、大吃大喝，以健康、节俭的态度过节遂成风尚。
1966-1976年：革命化的春节
这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1967年，国务院发出了“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中国自此进入“革命化的春节”。
所谓“革命化的春节”，简单说来有三点：一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春节不回家，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变冬闲为冬忙；二是禁止春节里的一切所谓的“封建习俗”，如放鞭炮、烧香拜佛、舞龙舞狮、磕头拜年等；三是不准大吃大喝，更不准打牌。
人们熟悉的春节习俗唯有“贴春联”一项被保留，但内容与原来辞旧迎新的祝语大相径庭，最有特色的当属“三十不停战，初一接着干”。
那时候最典型的过春节场面是：一家人围坐在毛主席像下吃年夜饭。饭前，要召开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会，做父母的会放下架子，和子女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儿女也可以向父母“开炮”。
吃依然是过年重要的一环，但在这一时期流行的不是“吃好”而是“吃差”，城里的单位食堂、农村的公社食堂会组织人们吃“忆苦思甜饭”——因地制宜，什么难吃弄什么，用野菜、树根，加上玉米糊、地瓜干之类的东西煮成粥，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牢记“万恶的旧社会”，热爱新社会。
1979-1989年：平安回家、欢乐过年
1979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春节为什么不放假》，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1980年，春节放假制度全面回归，随之而来的首要大难题又是春运。
1981年年初，前2个月的客运就达到1.21人次；1982年春运，仅北京站的旅客量就达到532万人次。为何会有这么大流动量，人们常常会将此归因于一个群体——“盲流”，意指从农村常住地迁徙到城市、无稳定职业和常住居所的人们。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在1980年代，形成了四大迁入圈：东部沿海的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因矿产丰富和对外贸易便利、地理位置绝佳的新疆地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春节集中回乡过年，就常常出现买了票也未必上得了车回得了家的情况，人们常常提着大包小包在车站飞奔，甚至在火车发车前还有不少人从窗口爬进车厢。据统计，1988年有88万人是在火车上站着回乡的。安全过节、平安回家也在这个背景下提出。
这一时期，春节期间的文娱活动全面展开。电视节目不仅明显增多，且题材丰富，不再局限于革命教育，更多贴近生活的电视剧开始被搬上银屏。不过1980年代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举办，不论人们怀着欣赏还是吐槽的心情，这道年夜大餐也已经陪伴了我们整整31年。
经济形势大好，让人们置办年货不再捉襟见肘。1985年北京举办了首届春节商品展销会。
不过，物资和娱乐的丰富却未让人们满足太久，1989年2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上海出现春节冷、圣诞热的现象》，传统的节日亟待在新时代找到新形式和新内容。
1990至今：外出与归家
新形式的关键词是“外”：外出吃年夜饭，外出旅游。
1990年代，“下馆子”吃年夜饭成为流行。1996年，北京市政府提出了“百家饭店迎家宴、百家商场挂彩灯、百家宾馆过大年”的口号。
而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从而形成7天的“黄金周”。黄金周旅游季就此催生。
1999年的春晚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响了很多人的心声，春节回家看看老人与家人团聚重新成为社会的呼吁，2013年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将“常回家看看”入法。但是这些年回家却渐渐变了味，过年的红包礼品、亲戚朋友的问候攀比，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恐归族”一词应运而生，当“情”逐渐变成“债”，冲淡了春节原有的味道。
作为农耕社会传承下来的节日，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中，人们始终可以找到尽情狂欢的位置，但在新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中，春节却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背景下被揉捏、重塑。
文革之前，春节是国家革命和生产大潮下的一场文化仪式，无论工人、农民、军人，所有人都共同参与，是一场“大春节”，虽然物资贫乏，但大家都为浓郁的过年氛围所感动。而从1970年代后期至今，消费市场让年过得越来越充实的同时，也在使其变味。这个时期的“小春节”强调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但回家却也渐渐成为人们“又爱又恨”的尴尬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