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李亚红、高皓亮、张乐
正如５３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一样，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必将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标志性事件。
人口是经济社会的生命载体，不仅影响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也事关每个人的利益和未来。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两孩，再到全面放开两孩，重大政策变化折射着社会演进历程。
当前，超低生育率、严重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等深刻影响到经济社会与国家整体的各个方面，人们期待全面两孩政策在未来几年内为中国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代人的政策，到了调整的时候
记者近期在采访时，卫生行政部门、人口学者都会提到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当时信中就有两个预判：其一，“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其二，“到四十年后，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老人身边缺人照顾的问题。这个问题许多国家都有，我们要注意想办法解决。”
从那时算到今天，恰好３５年。
浙江省原计生委主任徐爱光说，调整生育政策不是生育政策的急转弯，也不是新提出的，是原有生育政策的延续。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说，当初提出独生子女政策，目标是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现在来看，当时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了。反过来，老龄化、失独、劳动力短缺等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日渐累积。
我国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１９８２年确立为基本国策。４０多年来，计划生育让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少生４亿多人，缓解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也创造了较长一段人口红利期。
这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承担。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卫生院副院长刘淑娟，１９９２年就在丹麻镇政府担任计生干部。记者２６日采访时看到，她办公室挤满了人，前来办理准生证、生育服务证、流动人口婚育证。
“上世纪９０年代，青海农村还普遍存在多子多福的观念，重男轻女严重，优生优育意识比较淡薄，按老一辈的话说‘每只羊嘴底下都有一把草’。”刘淑娟说，当时计生工作任务重，“１９９３年，凡是４９岁以下，已有两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必须要结扎。”
她回忆，那时凌晨５点乡长书记就吹哨子，计生工作人员带着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坐着手扶拖拉机进村，逐家逐户做工作。
“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到了该调整的时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说。
生育政策的调整和试点从未停止。我国采取的是渐进性的调整方式，这个轨迹是：从“双独允许生两孩”，到“单独两孩”，再到全面放开两孩。
以往的观念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然而，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河北承德、甘肃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等地的“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试点表明，生育观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发生转变。
承德市双滦区原计生局副局长宋金霞做了３０多年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了整个计生政策调整的时代。１９８０年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群众反响强烈，政策反弹大。由于群众生育意愿强烈，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１９８５年，承德市在兴隆县车河铺乡搞了开放二胎试点，１９８６年在全市推广。
“全面放开后，的确有一个小的升高波动，但很快就下降了。”承德市卫计委副主任孙瑞国说，当时的波动主要是有些等待二胎的存量释放，还有些怕政策有变，但看到政策比较稳定，反倒不再抢生了。
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社会保障体系和妇女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影响，试点地区生育观念变化明显。
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承德的出生率始终保持在１０‰左右。稳定较低的生育水平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特别是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等方面的变化，使孩子的抚养成本加大，生活压力变大，很多人不想再要第二个孩子。
承德市双滦区下店子村村民王纪香和丈夫只生了一个男孩，她说：“我和丈夫分别有７个兄弟姐妹，过惯了穷日子，希望少生快富奔小康。城中村改造后，在资金补偿和养老方面都有很好的补偿，更加不担心养老问题了。”
同村的双女户石峰艳说，自己不想再要孩子了，“一个不够，两个正好。”
多位人口学家认为，考虑到教育费用、养育成本不断上涨等因素，全国普遍开放二胎，很可能和承德一样，有那么两年小的上升波动，但是很快就会平稳，不会产生生育堆积问题。
延续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社会增添“活力”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在“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之后写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人口学家建议调整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我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希望通过调整政策延长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充裕，人口抚养负担较低等，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北京市６０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３０１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２２．６％，老龄化程度高出全国７．１个百分点。”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耿玉田说，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养老服务需求大量增加与供给不足矛盾日益突出。
多年的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浙江省卫计委副主任王国敬说，浙江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如果让人口老龄化继续下去，未来无力支撑经济发展。
江西新华南集团（吉安）有限公司经理田松，做人力资源管理已有８年。他最直接的体会是，“年轻的工人越来越难招。”现在公司一线员工８００余人，且大多年龄为四五十岁。“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如今企业的员工平均工资为４０００元左右。相对８年前，用工成本至少翻了一番。”
不得已，这家公司如今布点更多偏向县区一级，既有用工成本更低的考虑，更主要的则在于靠近县区一级，有助于招到当地农村年纪较大的工人。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造成的招工难，已是大多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
从全国来看，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郭志刚认为，在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３０年，进入替补的年轻劳动人口就是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４年出生人口，其规模已经确定，且越来越少。２０３０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不足８．５亿，考虑到教育延长，实际劳动力规模还要减少。
面对当前人口问题，所有的争论皆聚焦到一个关键数据——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当前，对我国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虽然意见尚未统一，但公认的是，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２．１。如果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
郭志刚说，调整人口政策只能使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得到延缓，并不能彻底解决，未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迅猛增加的趋势不可改变。
浙江大学人口发展研究所教授姚引妹说，现在推行“普二”人口政策，１６年之后劳动力人口数量将上升，虽然总体数量仍处于下降趋势，但可以减缓下降速度。
江西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吴锋刚正在做一项关于人口红利的调研，他认为，此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更准确应该称为人口数量红利，这一红利的确正在减弱，然而，未来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不再是数量红利，而是人口素质红利。
“和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水平、创新意识培养、创业意识培养等方面还处在较低的水平。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在劳动力素质方面下功夫。”吴锋刚说，显而易见的是，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前的传宗接代为主，到如今优生优育，国人的生育理念发生巨大变化，全面两孩的实施，有助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耿玉田说，目前计划生育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实行单独两孩为标志，生育政策进入一个调整、完善的新常态。最终的调整目标就是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修正人口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达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全面两孩，让国人更安心地拥抱未来
２００９年，湖南怀化一对夫妇２０岁的独女被一场疾病夺走生命，从此将这个家庭拖入痛苦的深渊。女儿走后，他们多次进行试管婴儿，均未成功。
而青海的刘淑娟说：“上周五，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一个同事，孩子在西宁上大学，因突发车祸死亡，我们都很受触动。威远镇的失独家庭有８户，其中农村３户。”
已有大量“失独”家庭的案例令人痛心。一旦子女死亡或罹患重大疾病，父母晚年的赡养就会失去着落，他们重要的人生希望也会顿时落空。
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比较脆弱，已成为广泛共识。而未富先老给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空巢孤独死”的案例并不少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威海２０１４年底老龄化达２４．９％，近几年每年增加１．３个百分点，到２０１８年老龄化将达到２９％，每３个人中接近１个老人。”山东省威海市老龄委副主任修明首说。
许多“７０后”和８０年代前期出生的夫妻特别欢迎全面两孩政策，他们一直为家庭未来可能面临的巨大压力担忧：一方面，担心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另一方面担心孩子——如果孩子再跟独生子女结婚，双方的老人同时生病，孩子怎么照顾得过来？
“大病多，意外多，一有不测就害了一家人。”刘淑娟告诉记者，她弟弟家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因白血病于前年去世，对家庭打击很大，现在，仅有的一个孩子成了全家人关注的焦点。
一些“７０后”夫妻表示，越接近可以生育的年龄的尾声就越恐慌。北京、青海等地计生部门咨询两孩生育的夫妇很多，有的很担心年龄大了精子质量下降，身体各项机能弱化，生出来孩子质量不高。
多位专家指出，人是社会的主体。我们发展经济，进行生产活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
郭志刚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营造更加关心妇女、关心生育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以前的计划生育之所以限制生育，现在放弃过严的限制，或者将来需要鼓励生育，都是因为生育并不是纯粹的个人和家庭行为，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出台后，作为基层计生工作者，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政策知晓率，让有生育两孩意愿的每家每户都能尽快享受政策满足生育愿望。还要进一步普及优生优育意识，生健康的婴儿，家庭幸福，更有利于社会。”刘淑娟说。（参与采写记者：王大千、杨一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