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名医生都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对陌生人施救。在上海，400多名青年医生自愿成为中国东方航空班机上的“守护者”——空中医疗专家，他们抛开顾忌，承诺在自己乘坐飞机时给予突发急病的患者最妥帖的照护。
尽管“空中救援”听上去是小概率事件，但根据《新英格兰杂志》公布的研究数据，全世界每年大约发生4.4万例航空紧急医疗事件。因此，坐在每一架航班上的医生的一次施救，可能就是一个病人的“希望”。
谁也没招儿的“呼吸性碱中毒”
2017年4月，空中医疗专家活动刚刚启动，上海医师志愿者联盟医生、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晓春就在喀什飞往西安的航班上“救人”了。
一登机，他就收到了东航本次航班机长和乘务长两人送来的问候。每一名空中医疗专家志愿者的信息，全都存储在东航系统内。只要专家一登机，整个机组就会知道签约医疗专家的座位。
飞机刚起飞，20岁女乘客小丽（化名）突然出现翻白眼、抽搐、手脚不听使唤的突发情况。乘务长王冬冬见事态不妙，赶紧把彭晓春请了过去。
“除了没有口吐白沫，其他症状都像是在发羊癫疯。”彭晓春立马与小丽对话，判断她是否还具有自主意识，并向她了解既往发病史。
原来，这是小丽第一次乘坐飞机，登机前，她先后丢了自己的钱夹和身份证等，飞机起飞的噪音和颠簸造成她精神紧张、呼吸不畅。
彭晓春当场诊断认为，她是较为严重的呼吸性碱中毒表现。首要任务就是“补酸”。他一方面安抚小丽情绪、揉搓她的手脚，另一方面请空姐找出塑料袋，罩在小丽脸上让她深呼吸，并给予数杯橙汁。
“增加二氧化碳气体的吸入，再增加酸性物质的摄入。”一段时间后，小丽就缓了过来。
呼吸性碱中毒并不算是什么大病，但如果判断、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导致病人“直接没气”。
记者了解到，已经有7名“空中医疗专家”像彭晓春一样在飞机上施救8次。
医生的顾忌：到底要不要施救
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要不要施救、如何施救，实际上是每一名医生的顾虑所在。
在成为空中医疗专家以前，作为上海医师志愿者联盟的青年骨干，彭晓春还肩负着发展志愿者的重任。与其他医生朋友联系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人都会对“施救不成功”顾虑重重。
“当时有一个新闻，说一个医生在火车上施救，人没救过来，家属要求医生赔钱。”彭晓春说，这样的事不论发生概率是否高，对医生群体来说都“打击很大”，“试想，如果在医院，病人急诊送进来，抢救失败，家属是不是就不会追责了？”
彭晓春介绍，我国的每一名医师都有职业资格证，这张证上明确了医师的注册执业地点，“理论上讲，你在注册执业点之外行医，都是不合规定的。”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综合科医生廖骞也是一名与东航签约的空中医疗专家，他告诉记者，除了执业规范方面的担心外，医生也会担心自己的抢救能力是否过关，“大外科、大内科的医生平时抢救做得多，但我们这种专科医生，虽然在学校里也经过轮转、通识教育，但长久不用，怕生疏了。”
在一趟北海道飞往上海的航班上，廖骞在深夜12点被乘务长叫醒，对一名自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心跳加速的男孩进行了救治。“判断是他上厕所后一过性体位改变导致的，予以安抚、面罩吸氧即可。”廖骞认为，空中医疗专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判断生命体征是否平稳、是否需要紧急迫降处理等。
机制创新：施救者不担责
医生的顾忌，也是苏佳灿决定与东航进行正式签约合作最初的考虑。上海医师志愿者联盟与东航的合作协议上明确约定，空中抢救的所有风险由航空公司承担，施救者不担责。
这等于给医生的施救行为上了一道保险。在不改变现有体制机制的情况下，通过与航空公司签约，排除医生在飞机上施救的后顾之忧。
医生们的“挺身而出”，实际上也为航空公司节省了成本。
2017年10月5日，从加拿大温哥华飞往上海的MU582次航班上，一名参加杭州某中学海外游学团的女孩突发高烧，39.6摄氏度的体温使得机组考虑在某处备降。东航空中医疗专家、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乐飞恰好在这架航班上。
在此后的10个小时里，乐飞用敷冰块、多喝温水等物理降温方法，帮助女孩控制体温，每小时监测体温。最终在飞机降落上海时，女孩体温控制在37.6摄氏度。
这一过程中，医生既帮助患者控制了体温、及时治疗，又帮助航空公司节省了备降、返航的成本，也缓解了同机旅客紧张的情绪。
“既对医生进行保护，也对施救过程负责，做到有据可查。”苏佳灿说，空中医疗专家团队会接受更高级、更专业的医师志愿者的培训，也会为东航空乘人员提供急救培训服务，下一步，还将开通“空地对话”项目，“即使专家不在航班上，有突发情况也可以连线专家。”（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