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芳华》正在热映，身边有好几位朋友说看到被欺负的何小萍，就好像看到过去的自己——与世无争却饱受折磨。细细一想，这些朋友和何小萍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从小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和适当的引导，最终形成自虐型人格。这样的人习惯把攻击转向自身，与自己为敌，总是做出最不利于自己的选择，与幸福背道而驰。
何小萍出生于“文革”时代，人的社会价值取决于家庭的出身，来自集体的恶意甚至带上了某种正当性。就像“红二代”郝淑雯说的，红色江山都是我们打下来的，溅你一身水怎么了？后来的被嘲笑有馊味儿、被强制搜身查胸衣、被舞伴公然拒绝伴舞……这些一次次“溅”在她身上的“水”，和家庭环境的原因，导致何小萍无力选择过上更好的生活。
今天的父母要思考的是，怎样尽量避免培养出何小萍这样总是远离幸福的孩子。
爱和回应是成长的刚需
心理学家克莱因的客体关系学说认为，爱是孩子成长的刚需，如果没有足够的爱，孩子的成长发育会迟滞，心灵健康更是遥不可及。孩子出于本能会期待爱、请求爱、索取爱。如果父母不给，他们就会以更激烈的方式——自虐——来获得关注。
许多不称职的父母偶尔能在孩子危难之际出乎意料地有所行动，孩子由此得知，如果遭受的苦难足够深重，还是可能有机会得到一些关爱的。这种获得关注的扭曲模式，会导致孩子一次又一次自我伤害。威墨瑟在《你可以折磨我，但请不要遗弃我》一书中描述的这种现象，体现在电影中何小萍打着手电筒给父亲写信那一幕：由于父亲被劳改，她在6岁以后被母亲和继父忽视甚至嫌弃。缺爱的她为了得到和母亲同睡的机会，不惜把自己冻了3天以致发高烧，来换取一点点温暖和关爱。
高回应性是优质父母的显著特征，因为成长中的孩子需要父母这样的“客体”来确证他们的存在和价值。没有父母的回应，孩子会孤独，直至走向虚无。
何小萍的母亲对她没有太多关注和回应，爱她的父亲因为政治原因也从不敢回信，这导致何小萍一直是一座有求无应的孤岛，发出声音也被湮灭，最终变得不会请求、不会诉说。在军装事件中，她偷偷拿了林丁丁的军装去拍照再赶紧还回来，却面临“偷东西”的指控。对此她选择否认而不是辩驳。她不敢开口要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从小的经历告诉她，要也要不到。
被忽略的孩子在人际关系中最害怕被遗弃，潜意识里呼唤“请不要离开我，如果你离开，我就会伤害自己”。父亲去世时，何小萍撕碎自己的照片；送别刘峰时，她暗暗地对文工团彻底“死心”，“你们不配与我同台”，这是心理学上的一种道德化防御。实际上，她并没有能力去反抗，并不着眼于改善自己的实际处境，因为解决不了只会更加失望，所以她就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角色，愤怒而盲目。她不动声色地装病，以伤害自己为代价谢绝曾经梦寐以求的A角机会，因此错过了命运的转折点。
不鼓励孩子自我牺牲的“懂事”
许多人形成自虐人格，是因为在早年经历中因承受磨难而受过嘉许，或者因为被惩罚而获得与父母仅有的情感联系。
比如有的孩子被忽视，就会闯祸引起父母愤怒责打，以此形成与父母的联结。何小萍母亲改嫁、继父不喜欢她，唯一爱她的父亲为了不连累女儿从不回信。作为家庭中“多余的人”，她一直被忽视、被伤害，她选择默默忍耐，格外懂事，以不给妈妈添麻烦的方式获得妈妈的内疚和感激。后来意外的精神崩溃就像小时候故意发烧一样，换来了妈妈的探望和忏悔。
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孩子的自我牺牲被强化，沉默忍耐被鼓励。当不顾惜自己、自我牺牲到了极致时，就是自我毁灭。电影中，下放到野战医院的何小萍仍然完全不顾自己的感受，几天不合眼地高强度工作，直至体力不支被领导劝止。目睹生命在自己面前消逝，满眼断肢残臂和腐臭的遗体，这种激烈的创伤多少年都不会忘记。医院被炸的瞬间，她扑上去保护重度烧伤即将死去的战士，一方面是道德崇高，另一方面也是潜意识里的终极自虐——她不想活了。后来的精神失常，除了骤然成为英雄超出何小萍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因为创伤后应激反应（PTSD）未能得到及时处理。
允许孩子释放攻击性情绪
人类的行为具有重复的倾向。如果孩子拥有安全和被接受的童年，他的重复模式就不易察觉；如果童年遭遇令人恐惧、饱受虐待，那孩子便会在无意识中不惜自我攻击来重现挫败情景，从而重新努力适应和掌控。
何小萍幼年的悲惨遭遇和无从反抗的绝望感，导致她消极被动、不敢表达愤怒。电影中她被撕扯胸衣时，有旁观者说“谁这样对我，我必须打她耳光”，这才是正常人应有的反应。但何小萍没有被允许过表达愤怒和攻击，只好把攻击性转向自己——撕掉照片，埋葬理想，放弃向上的机会，拒绝当英雄，自己碎为齑粉还想着照顾别人。
以何小萍的容貌、身材和艺术气质，康复之后应该有过不少靠谱的婚恋机会。然而她没有选择任何一个真心爱慕她、可以带来健康关系的男人，开始新的生活。这种心态，很像电影《唐山大地震》里那位被内疚折磨得终身拒婚的母亲所说的“你爸不在了，我怎么能自己过得花红柳绿的”。这种自虐，似乎是在替上天惩罚自己，也似乎是赌气似的自暴自弃：我从没幸福过，我不知道幸福了怎么过，所以我不要。
何小萍最后和刘峰在一起，也许是编剧给予这个凉薄世道的一笔亮色。严歌苓在小说里写道，“这种陪伴更像是被时代抛弃后，宿命般的抱团取暖”。这种陪伴与报恩有关，与同情有关，但与爱情无关——她知道刘峰并不爱她，刘峰当时对她好，只是因为对所有人都好。这样的选择何尝不是何小萍又一次的自我牺牲或对父母的攻击——你们的女儿现在活成这样了，心疼不？
电影的旁白说她和刘峰“平和知足”，其实，这“平和”未必是豁达，更可能是生无可恋、逆来顺受而已。这是自虐型人格的另一种防御机制：否认。她吃尽苦头，受尽伤害，却不承认自己有任何不满，甚至会为对方开脱，为时代开脱。多少人上山下乡耗尽青春，现在却高喊青春无悔，同理。
希望孩子幸福，父母就必须在养育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支持、关爱和回应，不鼓励自我牺牲，允许孩子表达愤怒和攻击性。只有这样，孩子才不会在懵懵懂懂中总是谴责自己，感到内疚，自我挫败。《芳华》之鉴不远，父母当引以为戒。
（作者：李昭，单位：北京燕园博思心理咨询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