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的刘秉林大半辈子都在和“坏东西”打交道。
刘秉林来北京已经25年,熟人开玩笑说“老刘是个老北京”。1993年春节刚过,当时23岁的他在安徽六安的乡下种庄稼,他觉得地里刨不出希望,就带着媳妇离开了老家来北京讨生活。
修了23年自行车,老刘的手指上、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机油,两只手的大拇指也外翻变形,成了“为修车专门打造的工具”。
老刘对自己的修车技术很有信心,他最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能修,等一会就能取”。
修车:也是“粉丝经济”
老刘的修车铺在北京西三环附近的一条背街小巷边上。准确地说,就是五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柜子,里面满满当当地塞着各种修车用的小零件。
“师傅,刹车不灵了,我先去买菜,待会回来取。”常有客人推来车,撂下几句话就离开,老刘操起工具就忙活起来。老刘修车铺的“区位优势”还在于——紧挨着几个老社区,还邻近医院和超市,顾客在回家、买菜或者看病的路上就顺便把车修了。
老刘说,修车不光讲究地利,更重要的是人和。
每个修车人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老刘解释说,不是因为其他地方没修车的,而是“有的人喜欢到别家修,有的人喜欢到我这修,就像你有你的粉丝,我也有我的粉丝”。前几天,还有一个老顾客骑了5里地特意找老刘修车。
要想“不掉粉”甚至“涨粉”,老刘有一套“经营之道”。
老刘的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6点半。可往往是来的更早、走得更晚。不管多冷,老刘早上8点前必须到,早上第一拨顾客是着急修完车赶着上班的。也常有临下班踩着点赶来的,“赶着来的都是着急的,他一看你一次不在,两次不在,下次就不找你了。”老刘对这些人几乎不怎么拒绝,下班时间拖到很晚是常事。
老刘见到熟人招呼打得勤,附近的居民也常来遛弯、逗留。退休的大爷向他抱怨,社区医院里止泻的黄连素已经一个多月没来货了；为孩子上学从石景山搬来附近租房的家长向他唠叨房租涨了好几次……不管感不感兴趣,老刘都能搭上话、聊几句。这一来二去,修车的老刘成了最懂老百姓喜怒哀乐的人。慢慢地,刘秉林成了街坊们信任的、熟悉的“老刘”“老伙计”。
这修车摊的“粉丝经济”,是别人评判老刘的依据,更重要的,也是他评判他自己的依据。在顾客那里,他是技术一流的修车匠；在老刘自己这里,这是他的舞台,依靠着这个修车摊,他供儿子上了大学、几年前又给儿子在合肥买了新房,他让这个家庭比以前更好了,就像经过他修理的车那样。
行业变迁:修车人的终结?
当老刘第一次搞懂手机里的共享单车APP时,他就敏锐地觉察到自己的修车生意将受到影响。
2016年9月初,摩拜单车出现在北京街头,紧接着,同年11月,一直布局于校园的ofo小黄车也出现在大街小巷里。就像变魔术一样,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共享单车已经扎堆北京街头了。
如今,老刘的修车摊子也被共享单车包围了,不出十几米远,就有共享单车七倒八歪地堆着。
修车23年,这不是老刘第一次遭遇到挑战。1995年刚出来单干那会儿,老刘的修车摊上忙得吃饭都得放下好几次筷子。那一年,我国自行车产量达到4472万辆的高峰。后来,随着小汽车的逐渐普及,让老刘慢慢察觉到生意不如从前了。
而这一次,共享单车造成的影响更加显而易见。仅2017年上半年,老刘的自行车修理生意就从原来的一天三四十辆骤降一半。2017年5月,上海凤凰决定为ofo生产500万辆自行车,将从中获利4000万元。有评论指出,这意味着每辆车只挣8块钱,也意味着传统自行车厂商已经沦为了共享单车的“代工厂”。
对老刘来说,庆幸的是人们自家的自行车连同修车师傅并没有被完全遗忘。有不愿意和不会扫码的老年人,也有需要在自行车后座上装儿童椅接孩子的家长……他们不是拒绝共享单车,正如来老刘这里修车的赵大爷说的,“共享单车是方便,可要是就在家附近买个菜、来社区医院瞧个病,共享单车哪有自己的车好骑。”
事实上,虽然修车数量降了一半,可对老刘生计的影响却没有“少了一半”那么大。除了修自行车之外,老刘还修电动车。随着快递和外卖的兴起,电动车占老刘生意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今一天能修20来辆电动车,占一天修车总量的一半。但其中利润最大的却是那小小的钥匙,贵的甚至能卖二三十元。
这种多元化经营相当普遍,修车、修鞋、修钥匙、开门换锁,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业务,却都是街坊们生活所离不开的。
同样是修车,赵顾良看着愈发萧条的生意却没那么淡定。赵顾良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园里修车,他除了修自行车,只会配钥匙。虽然配钥匙的利润大,可学生们也不会天天丢钥匙。但是从共享单车进入校园以来,骑自己自行车的学生明显少了。如今,赵顾良甚至能得闲在修车铺里睡上几小时,在前两年的冬天这几乎不可能。
更多变迁:“没法修,就换一个”
2017年底赵顾良接到学校通知,由于存在火灾隐患,他的修车铺将关停,他也将在学校后勤部门寻得一份新差事。相比每况愈下的修车铺,这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而对刘秉林来说,电动车的普及和快递、外卖兴起带来的电动车修理生意也还没到让他欢呼的程度。
早在半年前,修了23年自行车的老刘就想过换工作。他打听到,修共享单车每天每人需要维修上百辆的自行车,不包吃住,工资有四五千元左右。和现在自己的修车摊相比,活多了,收入却少了。即便是现在,老刘的这个摊每个月也有7000多元的进账。所以,半年过去了,他依旧还经营着自己的修车摊。
对还处于中年的老刘来说,中年的苦大概是发现“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修的”。他的儿子毕业后,在合肥一所私立学校教书,没有编制,现在收入还不及他的一半。对此他无能为力,却依然觉得乡下人要想有出路,还得靠读书,只有读过书才有将来,不像他只能干体力活。
东西坏了能修,可变化修不了。那满大街的共享单车,宣告了一个和以往不同的“自行车王国”的到来——越来越多人不再需要买自行车和修自行车了。
2017年4月开始,北京各个城区陆续整治背街小巷,旨在打造“环境优美、文明有序”的居住环境。老刘也担心自己的摊子哪天受影响。毕竟是饭碗,担不起丝毫的风险。“担心归担心,可也不能整天提心吊胆的,那还干不干活了?”老刘想哪天不能干了,就换份工作,就像那些没法修补的自行车零件一样,“没法修,就换一个”。
老刘远没到歇歇脚的时候,他打算再干几年,直到儿子娶上媳妇,而这个歇脚点的说法在几年前还是“等儿子大学毕业”。晚上6点多的路灯下,老刘的脸看着就像一张褶皱的旧报纸,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比同龄人更多的痕迹。
社会经济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些职业衰微,一些职业兴起。如果有一天真干不下去了,老刘打算去干快递、送外卖或者那份维修共享单车的活儿。他轻描淡写地说着自己的“后路”:“社会总要发展嘛,有技术、肯吃苦到哪儿都能挣到钱。”（记者 张典标）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修车人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