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一头系着民生，一头连着文明。我市把垃圾分类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抓手之一，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一起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推动群众习惯养成，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让全民共享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垃圾分类，是谁提出来的?
垃圾分类，源于北京。
1957年7月12日，一篇名为《垃圾要分类收集》的文章出现在《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当时的北京，废报纸、旧衣服、水果皮、火柴盒、牙膏皮等按照要求被分类回收，送至废品站换钱，惹得不少外国人前来取经，可谓风光一时。
到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8个城市开启垃圾分类收集试点。这一试就是17年，效果却不尽人意。对此，很多人疑惑不解，明明中国最先提出垃圾分类，为何现在却在垃圾分类道路上步履维艰?
不难理解，1957年时的中国，刚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但彼时的人民生活水平与当今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垃圾分类，折射的更多的是当时民众的节约节俭意识，还没上升至环保意识。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物质文明极大发展，节约节俭意识退潮，垃圾分类很难乃至无法获得传承与发扬。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世界奇迹。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却日益严峻，使得国家开始高度关注生态环保，同时也促成了民众环保意识的逐步觉醒。“垃圾围城”步步紧逼，垃圾分类成为打破该问题的重要利器。
2000年启动试点，这个时间不算晚，但中国却在垃圾分类上结结实实吃了个败仗。其实，这一仗，输得并不亏，甚至可以说，发人深省。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水平标准之一的垃圾分类，想要得到真正推广，需要哪些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一，社会各阶层垃圾分类的意识与知识;第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保障;第三，强大的经济支撑;第四，必要的垃圾分类技术与管理水平;第五，整个分类处理系统的良好协作。
反观国内现实:第一，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匮乏，普及度不高，民众的认知程度不高，仅有少数人具备垃圾分类的意识与知识。第二，国家层面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缺失，地方层面的相关规定因配套不完善而流于形式。第三，“谁污染谁付费”没有得到真正贯彻，外加财政支持较弱，使得垃圾分类遭遇“钱荒”。第四，垃圾分类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无法真正保证垃圾获得分类无害化处理或回收利用。第五，政府投入收效甚微，居民配合度低，垃圾收运处理部门简单粗放，使得垃圾分类多数停留在书面、口头中。
2019年，真正的垃圾分类时代来了!
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垃圾分类强势推进的号角吹响。
垃圾分类，分的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垃圾生产大国，早在2004年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垃圾制造大国。中国目前全国生活垃圾，年产量为4亿吨左右，并以大约每年8%的速度递增，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环境隐患日益突出。
这些被日常丢弃的垃圾没有消失，总会有一天以别的形式，出现大家的生活中，可能是吹来的风、喝到的水，是以垃圾为食的猪牛羊产出的肉类奶制品，是在垃圾填埋场上种起来的有机蔬菜水果。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首先，减少占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生活垃圾中有些含有有害物质，不容易降解，土地受到严重破坏。如果进行分类能将可回收的去掉，可减少填埋数量60%以上;可减少废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目前我国的垃圾处理多采用填埋的方式，占用大量的土地面积，并且会引起蚊虫增多、污水乱流、产生难闻的气味等令人不适的现象。另外，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如果被动物误食，会危害它们的健康甚至导致死亡，并且会使水资源受污染，与人类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回收利用可减少这类危害;变废为宝，有效利用资源。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的数量高达40亿个、一次性筷子10亿双、方便面碗5亿至7亿个，这些占生活垃圾的15%左右。那么，1吨废塑料可提炼600公斤的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生产1200吨纸需消耗的林木。1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一吨铝块，可少采20吨矿产资源。
垃圾可以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厨余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废物;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这些垃圾需要特殊安全处理;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采取卫生填埋可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污染。
垃圾分类，我们需要学习外地哪些经验?
早在19世纪，垃圾焚烧厂便已出现，到今天，焚烧依然是许多国家处理垃圾的主要手段之一。
对于垃圾焚烧来说，分类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垃圾分类之后，真正进入焚烧厂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因此，几乎所有大规模采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都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
日本:民众自觉分类多达20种。在日本，相关部门会对怎么扔垃圾、何时扔垃圾、到哪里扔垃圾等问题做极详细的广而告之。若做不到，等待你的将是处罚和舆论压力。日本生活垃圾分类最多可达20种，一些地方，扔一个塑料瓶至少要分三步:去瓶盖儿，去商标包装纸，投入“资源垃圾”箱。日本人处理垃圾分类之细由此可见一斑。
韩国:垃圾“减肥”靠收费。韩国从2005年起实行厨余垃圾和一般垃圾分类处理，不少家庭主妇为节省垃圾处理费，会先把垃圾中的水漏干再放入袋中。另外，在韩国，盛放厨余垃圾的垃圾袋需居民自行购买。这些成本因素刺激了韩国人为垃圾“减肥”的积极性。
瑞典:不同垃圾的循环途径各不同。在瑞典，多数民众都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他们会把报纸、塑料、金属、玻璃、电子设备、灯泡和电池都细致地区分开，也会把厨余垃圾如蔬菜、肉、鸡蛋壳等按类型区分，而社区内的垃圾桶往往有八九种之多。
在国内，垃圾分类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广州作为全国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垃圾分类工作起步较早。2020年以来，广州市推动全市1.8万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升级改造，截至当年11月底，升级改造率已超过90%。
北京于2020年5月初开始实行垃圾分类，截至2020年12月，《条例》实施超过半年，垃圾分类成效初显。北京市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达每日4246吨，较实施前增长了13倍。通过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的源头分类，以及源头减量措施不断深化，进入到末端处理设施的生活垃圾处理量，即其他垃圾量1.6万吨/日，同比下降32%。
成都从2019年开始确定以街道(镇)为单位，推进“四分类”收集点、投放容器和运输车辆更新改造。截至2020年11月，已在全市公共机构及1.35万余个小区铺设分类设施，并配备标志统一的分类运输车2872辆。2020年前10月，全市可回收物回收利用量达230万余吨，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量达65万余吨，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5%。
(本刊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