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承元 杨明贵
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地域文化共同体主动适应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结果。从空间位置看，安康地域文化圈地处秦、巴之间，旁及川渝东北、鄂西北，位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和秦文化的接壤地带；从居民构成看，人口迁徙频繁，曾是湖广等地移民的汇聚地，乡音各异，五方杂处。梳理安康的建置沿革及区划变迁，可发现安康地域文化有四个文化堆积层，依时间次序排列为：原始渔猎文化、秦汉间土著农耕文化、唐宋间的士庶商贸文化、元明清时期迁入的移民文化。土著文化、士庶商贸文化与外来移民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混合交融，使安康地域文化的品相色彩斑斓，呈现出南北荟萃、东西交融的特点。考察安康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境遇播迁，大略而论，安康地域文化的基因图谱中主要包含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佛道文化等文化成分。
一、荆楚文化
春秋时, 陕南分属于蜀、楚、秦三国；战国时, 秦灭蜀败楚, 陕南大部分地区为秦所有。先秦时代，楚国一度国力强盛，其疆域西到巫山，西北至汉水上游，西南到广西东北部，东北到山东南部，在战国中后期，是唯一能抗衡强秦的大国。张仪游说楚怀王时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发源于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便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芒，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指出：“汉代文化在发展上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南方楚文化的传入北国。……给北方文化注入了还保存在楚文化中的那种和原始巫术、神话相联系的热烈的浪漫精神,从而使先秦北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把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胆的浪漫幻想结合在一起的生气勃勃、恢宏伟美的汉文化。”需要强调的是，孕生于楚地的道家智慧对荆楚文化底色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首先，认为“天道无为”“无亲无疏”，肯定百家之学“皆有所长”的道家思想，塑造出荆楚文化重包容的精神内核。其次，道家所秉持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宇宙精神，又使荆楚文化体现出齐同物我、平视神人的宏阔气概和思辨意识。在这种精神的刺激下，生活于江汉潇湘间的楚人“究天人之际”，超脱放达，活泼进取，在政治生活中打出“蛮夷主义”旗帜，指斥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为理论依据，敢于“藐视”中原礼乐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
《国语·楚语下》载，楚地“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伐山为业，果蓏嬴蛤，食物常足……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佚枝柱，与巴蜀俗同。”汉代的汉中郡, 辖地包括今汉中、安康大部。由于地理原因, 陕南三市中，安康同荆楚的关系更为密切, 故荆楚文化对安康风俗民情及文化性格的影响是深刻的。
《汉书·地理志》中称楚地“信巫鬼, 重淫祀”，安康人也有“好祀鬼神”“有病信巫不信医”之旧习。《华阳国志·汉中志》载：西城（今安康）“土地险隘, 其人半楚, 风俗略与荆州、沔中同。”安康不少地方的民俗中多有楚地遗风。例如民间流行的“招魂”仪式：小孩生病、落水或受到意外惊吓, 其母或家人要连续几天在傍晚时分带着小孩到十字路口或出事地点为之“招魂”。再如划九龙水、送花盘、立水碗、烧胎、跳端公，这也与巫风盛行的楚地和巴蜀风俗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清光绪年间纂修的《旬阳风俗记》载：“邑界楚蜀，尚巫鬼，重淫祀，其风由来久矣。更有值亲生日，延巫祝祷，名曰‘接星’……又或祀古树、怪石、枯木、古墓、以为神降。”成书于民国十二年《镇坪风俗志》云：“民俗朴陋，服田力穑，无待督课，尤有先民之遗风矣。然界临楚蜀，民杂五方，其习尚各有不同。蜀人多业农，楚人多贸易。蜀人信巫，家有患病，必请巫禳解，名曰打保符。家道顺畅，亦请巫扮演庆神，名曰跳耍神。”
荆楚文化对安康风俗民情及文化性格的影响是深刻的。在饮食方面，安康人“尚滋味，好辛香”，“大苦咸酸，辛甘行些”；在生存处世方面，安康人崇尚自由，宗法观念淡薄，“别籍弄财者多，举族而居者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正是由于有荆楚文化的滋养，崇尚自由精神、安稳于自然朴素的生活、向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顺应自然规律以求得自适自在的生存，成了安康地域文化精神的一大特点。
二、巴蜀文化
作为古代族群，“巴”“蜀”分别指先秦时期川东涪江流域的“巴人”和岷江上游的“蜀人”。巴、蜀是两国，但文化非常接近，故学术界将中国西南地区巴、蜀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并称为巴蜀文化。从春秋前期到中期，巴蜀文化作为中国西南地区一个独立的文化板块的地位已经形成。《华阳国志·巴志》载：“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由于蜀国富饶，水通于楚，且有巴之劲卒，故“得蜀则得楚”。周慎王五年（前316）秋，秦从石牛道伐蜀。蜀平，秦取苴与巴。周赧王元年（前314），秦惠王置巴郡。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汉高祖六年（前201），分置广汉郡。
巴蜀文化作为一个连接东西、贯通南北、融合汉文化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大文化圈，具有多元化和复合型特点。《华阳国志·蜀志》载，开明王朝治蜀，至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秦并巴蜀后，“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改变了蜀国民众“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状况，使“民始能秦言”，并逐渐融入到中央集权的统一文化之中。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任内“立学，选吏子弟就学……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儒学大张以后，蜀地人才辈出。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两汉时，蜀地经济富庶，文教发达，中原移民“就食蜀汉”。这一时期，巴蜀地区是中国西南的文化中心。
东汉末至三国南北朝时期，蜀地政权纷立，北方大姓迁入，客籍高官、学者聚集，巴蜀文化在充分吸纳各派、各家文化养料后光彩更盛。东汉后至唐宋时代，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巴蜀地区得到了存续与传播。在蒙古灭宋的过程中，蜀地文人学士为避战祸不断外迁，这使巴蜀文化在本土遭到空前毁灭的同时，却又能在江南广泛传播。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使古老的巴蜀文化在又一次经历与异域文化的激荡交融后，最终完成了自身的转型和重构。
巴蜀文化兼容释道，信巫鬼、重淫祀。既有仙云氤氲之致，奇谲瑰丽，诗意葱茏，又有大江东去之势，尖锐奔腾，浩气激荡。巴蜀与秦、楚接壤，巴蜀先民很早就在汉水中上游地区活动，故巴蜀文化对安康地域文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安康境内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发现了早期的巴楚尖底罐、中期的石棺墓、晚期的巴式柳叶剑和蝉纹矛等文物。安康一些山野风俗，也留存有巴蜀文化的印痕。如平利与紫阳县境内发现的崖墓群与古代巴蜀地区的悬棺葬俗相似；安康一些山区存在的招婿、转房等习俗亦与巴蜀之俗相近。巴蜀民众从容中存有惰性，淳朴中不失狡黠，刚烈中带有柔情，自信中隐含自卑，明快中掺有浅俗，这些带有强烈的巴蜀色彩的地域性格特征，在安康人身上也是普遍存在的。
三、秦文化
西周末年，秦人因功封于秦（甘肃清水县的秦亭附近），号称秦嬴。秦庄公因助周讨伐西戎有功，被周封为“西垂大夫”。庄公之子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再建功勋，被封为诸侯，赐秦“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到秦武公时，“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从秦襄公到武公，经过四代国君的征战，终于建立起了西起甘肃天水，东至陕西华县的千里秦国，为秦国立足关中，雄视东方奠定了基础。公元前667年，德公即位，“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骠悍狂野的游牧文化开始自觉接受崇礼尚文的周文化的陶冶，秦人国力也迅速增强。秦人在学习周人发达的农业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东方诸国的农、牧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既确保了社会政治的稳定，又有助于军事力量的强大，奠定了秦国奖励耕战政策的基础，也塑造出了秦人尚武好战、勇于进取的精神气概。德公之子宣公时，秦国第一次向东方的经济文化大国宣战——“与晋战河阳，胜之”（《史记·秦本纪》）。此战胜利，使秦人在心理上彻底消除了自卑感，开始以西方大国自居。孝公之后，秦国进入秦巴，占据汉中、巴蜀，将西南与西北连在一起，牢牢地控制了河、渭、江、汉的上游，形成了军事地理优势。
秦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陕南长期属于秦的版图。秦惠王（前312）设汉中郡置西城县（遗址在今安康市汉江北岸中渡台），郡治初设南郑（今汉中市），西汉时迁至西城。横亘于陕南与关中之间的秦岭并不能阻挡秦人征伐，更不能阻断秦风南被。《华阳国志·蜀志》就有蜀地的婚丧祭祀习俗接受秦风影响的记述。《汉南续修郡志·风俗卷》载，褒城县民“论其声音, 山南近蜀则如蜀, 山北近秦则如秦” 。魏晋时期，关中流民大量涌入陕南（主要是汉中和安康）。《三国志·张鲁传》载：“建安十六年春三月……韩遂、马超之乱, 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晋书·李特传》载：晋元康年间（291—299），“关西百姓入汉者数万家, 十余万口”。伴随着秦地流民的大规模迁入, 秦风秦俗在安康的传布愈显强劲。
秦文化上承殷、 周, 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集大成者；下启汉、 唐, 对汉唐文化的形成有奠基之功。秦文化强烈地体现出集权性、兼容性、功利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商鞅曾说：“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至死。”故求大、求多、求名、求利，成为秦人普遍的价值观，这也开启了秦汉隋唐时代军事贵族蔑视礼法、跃马弯弓、主宰天下、出将入相的时代。秦文化的熏染，使安康人在南方化文弱纤秀的气质中, 植入了秦人的刚健与粗犷。接受了秦文化改造的安康人既有南方人温文秀美、机智开朗的品性, 又有北方人慷慨激昂、豪放强刚的气质。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汉中度过了八个月的军旅生活, 对陕南的民情风俗有直接的体验, 在其《山南行》一诗中就有“地近函秦气俗豪”的描述。此诗虽是陆游客居汉中南郑时所作，但用在当时安康人身上，也是合适的。
四、儒家文化
儒学在中原兴起之时, 安康属楚地。汉武帝独尊儒术, 首次把儒学提升到国家哲学的地位，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教育开始制度化。儒家学说在安康的传播、研究和阐扬, 也应始于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兵燹频仍, 陕南儒学不振。《梁书·儒林传》载：“汉末丧乱, 其道遂衰。正始以后, 仍尚玄虚之学, 为儒者盖寡……中原横溃, 衣冠殓尽。江左草创, 日不暇给。迄放宋、齐, 国学时或开置, 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 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 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 公卿罕通经术。”这段文字概略地指出了汉末至南北朝儒学由盛而衰的趋势。因兵祸、天灾，安康古代文教方面的史料已多亡佚无考。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曾被誉为“秦头楚尾，一大都会”的安康，其文教事业在唐宋时代应该是具备一定水平的。
至元十四年（1277），金州知州唐天骥在安康创建州学。元代出现了安康史志所载科举中试第一人许应可。明以后，学校和科举制度更加规范。洪武初，石泉县学、安康县学、平利县学、旬阳县学相继建立。金州知州马大本重修州学。至成化、嘉靖年间，白河、紫阳县学也相继建立。至此，安康所辖六县县学全部建齐。县学规定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清朝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严订学规。清初的安康儒学基本维持明代的水平，未建新学，只是拨款或发动地方缙绅捐资重修因兵燹、洪灾而被毁坏的县学。乾隆以后，安康带有官办背景的书院教育在整个陕南地区比较活跃。乾隆年间，安康地区建起了安康文峰书院、旬阳敷文书院、平利锦屏书院、紫阳仙峰书院、石泉石城书院、白河天池书院、宁陕太乙书院。到光绪二年（1876），又建成了岚皋岚河书院、镇坪三山书院，这标志着安康县级书院已建齐。清代安康创建书院，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的。书院所收学生分两类：一是已进学的秀才，二是县试合格的童生。清代安康除官方创建的县级书院外，还出现了由士绅学者捐建的书院。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兴安名士张鹏飞创办的关南书院，其教育教学理念为：“本之经以厚其基, 扩之史以宏其材, 正之濂洛关闽以端其趋, 游之诗骚古文以雅其情”。清代安康各类书院聘当地名贤硕儒为山长, 研习教授儒家经典，以兴贤育才为首务；学习方法主要是独立钻研、相互问答，山长答疑解惑。
学校和书院的兴起，官学和私学的互动，促进了安康文教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儒家思想在安康士民阶层中的传播。客观地讲，儒家思想在安康的传播对安康地域文化性格的塑造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积极作用是传导了“以民为本、关心民生疾苦和爱民、利民的仁政德治思想；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责任心；尊师重教、以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为治国之本的教育为本思想；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精神；追求人格的独立完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消极影响则是强化了“以做官为荣的价值观和以做官为发财手段的剥削意识；以权力为基础的等级观念；苛安忍耐、怕担风险的怯儒心理；迷信与盲从。”儒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安康人身上主要体现为个体性格的两面性：尊人卑己，又心有不甘；让利于人，又渴望回报；表面上一团和气，但又缺少内心的契合。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