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维荣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蓦然回首，自己已经在尘世走过了将近七十年的蹉跎岁月。昔日的顽皮小子，一回头已经满鬓华发。
在这将近七十年漫长的人生旅途上，除过吃喝拉撒睡这每个人必需的生理需要外，和自己相伴最多的是什么呢，是书；在人生最艰难困厄的时候支撑自己没有颓丧的是什么呢，是书；在退休前后孤独生活的这十多年间几乎时时相伴，成为晚年最大寄托与乐趣的是什么呢，还是书。正如中外古今先哲们说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可以肯定地说，随着时光的流逝，年事渐高，很多活动将不再有能力参加了，唯有读书这种寄托和乐趣将一直保持在上帝留给自己或长或短的未来岁月里。生命与书同在！
我1948年暮秋出生在秦巴山间月河川道的一个村子里。在我们村同龄的孩子中，我是与书结缘最早的，因为父亲就是农村学校的语文教师，母亲也识一些字，能读简单的书籍。因此，我大概从三四岁起就开始听母亲读小人书了。真正自己读书，是七岁上学以后的事。此后逐渐由浅入深，由简单的课本、儿童图书到大部头的《西游记》、《水浒传》、《说唐》、《三国演义》。 由于读书多，我的语文一直学得比较好，初中、高中都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作文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让我在全班朗读。
但是，这样正常的读书和学习生活，在1966年夏“文革”开始后突然中断了。我的命运也在18岁这年，经受了第一次大挫折，跌入低谷。父亲在暑教会上被打成黑帮，开除回家。我既失去了生活来源，也受不了作为“黑七类”被冷落的遭遇，就在同学们大串联的热潮中，挑起铺盖卷回家当了农民。为了多挣工分养家糊口，也为了躲避别人的冷眼，我又自愿到大队的南山牧场当了牛倌。
王家山寨子，是旧社会月河边村民们躲土匪的地方。解放后虽然早已成了一片废墟，但山顶四周石头砌的寨墙却还依稀可见。牧场的劳动虽不很重，但却极其简单、枯燥。上午砍柴或挖地，下午牧放牛羊。数九寒冬，大雪封山后，虽然免除了一切劳作，但单调、烦闷的生活却更加憋得人难受，读书成了唯一的精神生活与寄托。1969年冬，根据大队安排，我到恒紫公路当了民工，随后又相继转到襄渝铁路、安火公路工地。开始是在工地挖路基、铲渣滓、打炮眼，后来被抽到民兵营搞宣传。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我在工余坚持读书写作。因此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能以较好的成绩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
渭南师专的两年多，由于学习努力，成绩优异，我被评为三好学生。另外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了几十部文学作品，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文学素养。由于这些原因，1980年夏毕业后，在那人才断代、青黄不接的时候，有幸分到刚建立的安康师专中文系主讲中国当代文学。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坚持读书治学，写评论、搞研究，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出版了几部专著，评上了教授。
2008年秋，我年满60岁，办理了退休手续。读书、写作、赠书，参加很多与书有关的活动，结交不少与书有关的朋友，就成了我生命的唯一寄托了。退休后的近十年，我在先后主编《汉江文艺》、《瀛湖》两个文艺杂志的同时，还主编了《安康学院校志》、《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研究》两部书稿。后者获得了省文联第三届文艺评论二等奖，另外出版了自己的四部文集。
最近几年，全社会根据党中央号召，掀起了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热潮。安康各地以市图书馆“周末人读书会”、“书香安康促进会”为主，成立了不少各种名称的读书会，对图书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我整理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各类书籍，并不断购买了一些新旧书籍，分别给家乡的母校河东小学、永丰村农家书屋、市图书馆、香溪书院、白河县图书馆、安康高新中学、紫阳蒿坪中学、汉滨区公正中学、市少儿促进会、城区朝阳社区捐赠了5千多册价值10万余元的图书。
为了丰富与活跃退休老同志的读书与文化生活，今年5月，我们学院老教授协会与安康市老科教协会协商，共同建立了老同志“秋实悦读会”，并推举我负责组织召集，确定每次活动的阅读内容和讨论重点。大家互相交流探讨，气氛很是热烈。我晚年的生命，也因这些读书、文化活动而更加充实，更有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