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新成
添了小孙子后，家务事多了，老伴忙不过来，托人从偏僻的大山之中找来一位名叫家翠的保姆。家翠五十多岁，没上过学，身体健壮，灵性又勤快，嘴有一张，手有一双，做得一手可口的饭菜。
每天吃午饭的时候，是我们家最热闹的时候，儿女都下班回来了，一家人欢聚一块，说着各自的所见所闻，保姆家翠又常常插嘴，表达一些她的人物是非观，一些固执的“高见”，而且经常先声夺人，情绪激昂。
一次，女儿说，扶贫帮困的油坊村，一条沟几十年没有考出一个大学生，最高的文凭是小学毕业，祖祖辈辈都靠种地卖苦力过日子，一代一代地传递着贫穷。女儿话音未落，保姆搭腔说，上了大学又咋样，我所在的兴田村，一条沟几十户人家，有三户不知花了多少钱送儿女到大城市上大学，指望“成龙成凤”，结果呢？还不是照样回到山沟里种地。她说，那是命呢，命苦了啥子都不如意，多读书又不能当饭吃。
味精，味极鲜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调味品，产后哺乳期的女儿不宜食用，因为大量的谷氨酸通过乳汁进入婴儿体内会导致婴儿缺锌，造成智力生长发育迟缓等。老伴常对保姆说，做汤做菜时少放味精等，甚至可以不放，原汁原味。但保姆根本不听，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吃了一辈子味精，娃娃带了三四个，也没见有啥，不放味精做的菜没有味道，你们又会说我手艺差。照样如此，一包五十克的味精几天就用完了。产妇忌用辛辣食物，味浓了，助内热，引起上火大便秘结，通过乳汁影响到婴儿内热加重。我们让保姆做菜时少放点辣椒、生姜，她还是当耳边风，她说放少了菜淡而无味的。
一天，保姆从乡下回来，气冲冲地说，她的三岁孙子拿着一张十元钱在手中玩，玩着玩着就把钱撕碎了，她狠狠地打了小娃娃一顿。
我说，你不要打孩子，在娃娃眼里，钱跟一张纸一样，没有意义的。对于小娃娃无意识的错误，不能算是错误。我还建议她以后不要拿钱给孩子玩，钱上的细菌最多。
家翠显得很气愤的样子，她说我就要打他，他撕碎的要是一毛或者一块钱，我就不打他了，他撕碎了十块钱，我就要打他，恨恨地打，让他长记性。家翠眼里还射出一缕恶狠狠的光。
我试图说服家翠，就搬出书里的例子，说一个小孩子，主动帮大人洗碗，不小心打碎了十个碗。另有一个孩子，趁母亲不备，偷喝了桌子上大人禁止他喝的药酒，结果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你说，这两个孩子谁的错误大？
家翠当机立断回答我，打碎十个碗的孩子错误大。我依然耐心地说，不能这样用数量的多少，比较错误的大小。前一个孩子是无意的，而后一个孩子是有意地做了不该做的事，后一个孩子错误大。
家翠不服气，认定打碎十只碗比打碎一只碗错误要大。我只好改变一下思路，从事物的性质不同来说服她。
我举例子说，假如有一个小孩，你给他一百元出去买东西，结果东西没买回来，他把钱丢了。再假如，你的小孩趁你们不备，从你的钱包里偷了一块钱，你说哪个错误大？
家翠立刻判断出，丢了一百元的错误更大。然后她做了一个手势，强调说，对，就是丢一百元错误大，偷一块钱的不算什么错误。
说到这里，我看她毫无余地，斩钉截铁的表情，哑口无语了。
我心里忽然涌出一种不该有的悲凉和无奈，一种抑制不住的焦虑和反感。
家翠洗衣服，常常让自来水哗哗地流淌，去做别的事，我多次对她说，注意节约用水。她却回答这花不了几个钱。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现在人类水资源缺乏。她不理解地说，水有啥缺的，老城旁边便是日夜流去的汉江河，想用多少用多少，有啥子缺的。
家里人在用卫生间的时候，她会突然推门进来取拖把。我说以后，等别人出来后，你再进去拿东西，家翠满不在乎地丢了一句，这有啥嘛。我说，你说没有啥，可是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一种文明，她不吭声，照旧如此。
还有，她带娃娃，成天到黑只有一个腔调，“推磨摇磨，推浆粑，做馍馍……娃娃也照这样效仿，成天坐在大人的腿上，牙牙学语地推磨摇磨。
终于，我们在她请假回家，照看丈夫治病之时把她辞退了。
我从不嫌弃劳动人民，普通劳动者中有很多勤劳善良并且有教养的人，让人尊重。我甚至厌恶那种以人的社会地位决定自己的处世姿态的势利小人。但是，对于保姆家翠，我一直有种说不清的心理障碍，使我始终和她是疏远的，一种礼貌的疏远。人们在成长中逐渐完善的人文思想与人格，在她身上几乎为零，从她身上绝对找不出那种山村里未经雕琢的农村妇女的淳朴、憨厚和善良，我不喜欢她这样的劳动人。
虽然价值观本身存在一种审慎平衡，但其核心和底线却必须是对真假、善恶的是非判断。我们家自从保姆来了以后，虽然家里窗明几净，地板光洁可鉴，吃上了香喷喷的饭菜，可是，一种不对劲的磁场信息始终在我们身边缠绕弥漫。家翠还生了三四个孩子，我也为她的孩子，孙子们焦虑，更为我们偌大一个国家，拥有如此之多的儿孙们忧虑。如果一个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缺乏正确是非观的环境中成长，那么长大后，就极易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的欲望当作唯一目的和价值标准，其他都是其实现目的的手段，极易丧失对是非的敬畏之心。这样的人，就极易伤害他人，破坏道德伦理，践踏国家法规。
但这，也极可能是我这个人爱多想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