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因为工作关系，与镇办的文化站长们接触频繁。从最初的陌生，到如今的谙熟，他们就像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一般，让我牵挂，让我感动。
每一次，当上面布置了新的任务，我就会在第一时间拿起办公室电话，拨下一串串熟悉的号码。随着电话铃声的响起，一张张生动可爱的笑脸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喂——”当我刚刚发出一个字，话筒里已传回“洪姐，你好！”的问候声。有时甚至不等我开腔，他们就热情地叫着洪姐，不能不让我诧异，瞬间，一种暖暖的感觉像五月的蔷薇在心底悄悄绽放。
说实话，这几年因为诸多原因到各镇办去得较少。全区34个镇办我最多去过三分之一。但所有的站长和经常到办公室来办事儿的文化干部，我几乎一口就能报出他们的名字。无论他们是谁，无论是在地理条件如何恶劣，这些依然工作在最基层的兄弟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值得我尊敬。有时，我会像喊自家兄弟那般叫他们的小名字，在他们踏进办公室的一刻，递上一杯热茶，忙里偷闲地跟他们拉拉家常话，开开玩笑。只有这样，我的心似乎才得到一种安慰。毕竟，我也是从农村一步步走进城的，懂得其中的甘苦与辛酸。我知道，在这些起起伏伏连绵不断的山水间，有我的这些可爱的站长兄弟们还像当年的我一样，奔波在城乡之间。他们不是没有梦想，而是正奔走在通往梦想的路上。
放眼全区的文化站长，前两年还有两个女站长，如今已是清一色的男丁，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站长年龄都比我小，个个都是精干的小伙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部队服过役。一次，我带着八九个文化站长和五六个社区主任到西安参加灯光音响培训会，一路上，站长兄弟们争相给大家讲述部队的生活。特别是说到他们刚进部队时因为淘气被班长收拾的模样，至今让我心里隐隐作痛。听着他们平静地讲述当年在部队的点点滴滴，我分明感受到他们的成熟和豁达。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只因那时太年轻，个性强，不懂事。是啊，谁没有年轻过，谁又没有为年轻付出过代价。古人说，吃一堑长一智，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最有趣的还有，当我们乘坐的汽车经过一片庄稼地时，话题马上转向农事方面。有的说，如果让我来种这块地，肯定比他们经管得好，也有的说，这样的地适合种烤烟，还有的说适合种油菜，反正，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这片庄稼地，你一言，我一语，三句话不离本行，个个发表高见，车里仿佛变成了农业研讨会。
听着他们热烈的讨论，我终于明白了他们平时都在忙些啥了。过去，提到乡镇干部，老百姓戏谑说，他们的工作无非就是“催粮要款、刮宫流产”。听起来颇有一些难堪的滋味儿，但那是时代所致，作为一个普通的乡镇干部只能顺应潮流。自从乡镇区划调整改革政策实行以来，“乡”的称谓彻底退出汉滨的历史舞台，除了新城、老城、江北和建民4个办事处外，其余30个行政单位统统称之为镇。新的格局有新的服务方式。特别是随着国家对文化工作越来越重视，文化惠民工程日益增多，免费开放工程、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户户通工程等，老百姓就近就能享受到免费的文化大餐。这一切都需要这些站长兄弟们带领大家一点点去落实。可是，据我所知，全区的文化站除了恒口、关庙等少数几个站人员还算充足，绝大多数文化站只有一两个人，即使有的编制在文化站，人其实都被长期被借调到其他部门。平时这些站长兄弟们除了忙站上的日常工作外，大多数都身兼数职，如宣传、旅游、共青团、远程教育，甚至还有的身兼妇联工作。这些还不上算，文化站基本上都承担有包村任务。
说起包村工作，他们个个有苦有乐。一年到头，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沉浸在解决村上民事纠纷、处理遗留问题、想方设法找项目、挨家挨户宣传合作医疗、推广新型栽培技术，如种植大棚蔬菜、板栗、核桃、柑橘等等包村工作当中。解决老百姓看电视、听广播的问题自然是分内之事。天干要赶快去防火，下雨要及时去防洪，遇到大灾之年更要救灾扶贫。农闲时节则赶紧登门入户收合疗费等。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面对老百姓日益强烈的文化需求，站长兄弟们也着急挠头。可以说，他们虽然身为文化干部，前些年，在人们的印象中，文化站就是一天放几遍广播。现如今，镇办都逐步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多多少少还能给文化撒一点雨露，加之省、市、区各种培训不断加大，特别是针对文化站长的培训，汉滨区可谓煞费苦心。除了文广局里一年一度的春训会以外，文化馆更是从各种专业角度进行培训辅导。看着这些文化站长兄弟们从过去的老虎吃天无从下爪的状态到一步步找回自信，有条不紊地开展文化站工作，创造性地谋划本镇的群众文化活动，我作为一个战壕的大姐姐，打心底里为他们高兴。除了教他们如何策划、组织活动，养成记录整理档案的习惯外，有时也帮他们创作一些快板等文艺作品，给他们尽可能的帮助。
新的一年开始了，每每看到个个镇办把文化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我从心里佩服这些文化站长兄弟们，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