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谦才
陕西人大都把红薯称为红苕。
红苕属高产作物，但比较脆弱，容易霉变腐烂。它怕冻、怕潮湿、保管贮藏不慎，往往会遭受很大损失。所以，在收获之后的四个多月时间，农民一日三餐大都以苕为主。民间流传：“一天三顿不离苕，洋苕火苕大红袍，上午改个顿，吃的红苕棍，晚饭改个样儿，吃的红苕片。”
由于红苕贮藏不易，国家收购公粮有小麦、稻谷、玉米、豌豆、黄豆、黑豆、绿豆、高粱等10种产品，红苕不纳入收购之列。
1955年，国家统购统销开始制度化，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定”政策。1957年，彻底关闭粮食市场，粮食产品包括红苕在内，均不得进入自由集市贸易。城镇粮食消费，对居民和职工按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和不同地区，分等核定，以人定量，凭证每月供应。体力劳动者每月定量成品粮17.5、22.5、24、25.5、26.5公斤不等；脑力劳动者15.5公斤，一般居民12.75公斤。
汉阴县盛产红苕，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完不成公购粮任务，红苕又不能送交国库，便采用一种变通手法，将红苕晾晒成薯片，可适当延长贮存时间。薯片送交城镇国有粮店供应出售，以此冲减农民公购粮任务。5斤红苕约晾晒1斤薯片，折合1斤粮食。1957年，汉阴县印制出不同面额的流通薯证，供市民使用。票面长9厘米、宽6厘米，分红、黄、蓝三种单色，边框为蔓、苕图案，印有汉阴县粮食局公章。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城乡壮劳力全部出动上山砍棒子柴，地里红苕靠妇女、老人挖不过来，就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挖红苕，折抵供应的成品粮，导致红苕大都烂在地里。次年春荒，农民将晒干的烂红苕磨成粉填充肚子，也有少部分供应居民食用。这种红苕粉涩苦难咽，食用后拉不下大便。六十年代，一些偏远农村没有中学，进城上学的农村学生在校寄宿，给伙房交的红苕、胡豆、豌豆各种杂粮都有，享受细粮的城镇子弟与农民子弟同灶吃饭，亦没有任何怨言。如此困难条件下，却能互为理解，顾全大局，相安无事，至今令人感动难忘。
七十年代初，安康县全面扩增红苕面积，以解决农民温饱。初衷是好的，可生产的红苕过剩，粮店红苕堆积如山，如不及时销售，会很快烂掉。1972年初冬的一天，鼓楼街粮店突然贴出新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说：“红苕很好吃，我也很爱吃”。有围观者说，语录上咋就没有这一条呢？有智者巧解：陈毅元帅遭造反派揪斗，毛主席得知后说‘陈毅是个好同志’，语录上不是也没有嘛；还有，毛主席爱吃湖南的红烧肉，语录上也照样没有嘛，那毛主席说他爱吃红苕不也就很有道理吗？
那个年代，说来也怪，粮店的红苕还真的不再积压了。
八十年代初，国家开放粮食集市贸易。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到户，对粮食实行多渠道经营。商城、超市粮食供应充足，品种齐全，人民群众再也不为吃粮发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