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义芳
在陕南修襄渝铁路的时候，我们驻地附近的旬河上有一个渡口。
当年，我们从西安到旬阳县是乘卡车到安康后，步行到旬阳县城的。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吃过苦的女孩子，已经累的满脚水泡筋疲力尽的时候，带队的告诉我们“过了前面的渡口就快到了”。于是我对这个县城的渡口就有了很深的印象。
到达旬阳后，我们的任务是在离渡口不远的半山坡上修建一个蓄水池。超强度的劳动使我们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
每当休息的时候，我就斜躺在山坡上，面对着旬河的方向遐想。视线的方向正好对着渡口。所以我经常可以看到当地的村民三三两两或成群结伙地上了摆渡的船只，然后摇摇晃晃地朝对岸划去。
摆渡是免费的。两岸渡口之间的河面有一百多米宽，渡船如果遇到连阴雨或暴雨河面就会加宽，有时可达到两三百米。水流湍急，浊浪翻滚，在这种情况下渡船就停止了摆渡。
星期天到了，我们连队允许派代表到县城去购买生活必需品。驻地到县城必须摆渡才可到达。渡船是木制的，近四米长，油漆已经班驳，有的地方已经露出看不清本色的木茬。可以载十几个人同时过河。艄公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汉子。个子偏矮，撑船时的动作很滑稽，整个身子由于用力像鸭子似的左右摇摆。
我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很小就在船上嬉戏，一上船我就叉开双腿站在船的中央。当船划到旬河中流的时候，我便恶作剧地双脚轮换踏空，上身左右摇摆，引得全船人大呼小叫。艄公厉声呵斥，我便回敬他一脸茫然，显得很无辜的样子。
由于我经常故伎重演，时间久了就经常听到战友告状；艄公说“有一个高个子的女学兵娃子，淘气得很呢”。于是艄公就在我的心里结了一个疙瘩。
随着襄渝铁路的修建，当地老乡的眼界开阔了，经济意识随之也得到了提高。旬河边的樱桃从以前的上树随便吃，到后来要交一角钱才能上树摘。当地的特产橘红从以前的一角钱十个到后来的一角钱五个。艄公也不例外，摆渡竟然还要收钱。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连队十几个女孩子朝渡口的方向走去。还没到渡口就看见艄公手搭凉棚向我们走来的方向张望。当我们走到船跟前的时候，艄公说“每人五分，交钱上船！”，我说“我们是来给你们修铁路的，干吗还收我们的钱？”说话时我睁圆了眼睛瞪着他。
不知什么原因他居然没再阻拦，于是伴着嘹亮的歌声我们来到了对岸。谁知返回的时候不交钱艄公就是不开船，无奈，我们老老实实地将钱交到了他的手里。下船后，艄公一边笑着收拾纤绳，一边得意地朝我乐呵呵。我欲行又止，回过头来对走在我身后的战友交代了几句。
这时因为没有人摆渡，艄公正背对着我们坐在船头悠闲地抽着烟，嘴里还哼着小调。我们一轰而上，十几个人一字排开，抓住了纤绳。随着我的一声“预备起”，小船在我们奋力拉拽下拖离了河水。
在拖拉的过程中艄公一直拉着船尾不肯松手，被我们与船一起拉到离旬河近十几米的沙滩上。我们随即雀跃欢呼，然后一哄而散。后来此事在连队被杜撰出许多版本，流传了许久。
襄渝铁路通车后，我被分配到西安铁路局工作。1983年我以铁道报通讯员的身份来到了安康铁路分局采访。我的任务是写一篇反映山区铁路职工工作、生活的报告文学，我首先想到了旬阳，还有那个让我不能忘记的渡口。
当我到达旬阳时，当年的渡口还在。但是摆渡的人寥寥无几，原因是离渡口一里路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旬河大桥。每有火车到来，便有公共汽车前来接站，所以渡口就显得分外的冷清。
艄公已经换人了，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中年男人。见我坐在渡口旁的石头上久久没有离去，便前来和我攀谈。当得知我是当年在这里的女学兵的时候，便显得格外的热情。随即为我讲述了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
艄公告诉我，当年修铁路的时候他父亲在这里撑船，一群女学兵娃子将父亲的船拉向了沙滩，为了不耽误人们摆渡，父亲一人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将船拉回了旬河，却因此病了三个月。
我问：“你父亲还好吗？”他说：“年纪大了干不动活儿啦！”
我起身连忙跑到火车站旁的小卖部，买了一些老人喜欢吃的酥饼糖果还有罐头返回了渡口。中年人几次推脱后，收下了我的礼物。我请求他代我向他的父亲道歉，原谅我们的幼小、无知和莽撞。
旬阳在我的心里已经生了根，它是我的青春故乡。芳华褪去，我一生中许多痛苦的、美好的记忆都留在了这里。火车的汽笛声在山河之间回荡的时候，我离开了那记载着我青春身影的地方。泪水止不住涌出了我的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