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祯祥
一到冬天，山和水都黑瘦下来。特别到了年关，沟沟缝缝积着雪，一阵风吹，阴冷凛冽。我和父亲推着架子车，到窑坪河沿岸的山里去剁柴。窑坪河小，两岸的山也收得紧，一个湾又一个湾，拐两个小时，就到了青岗坪、张家庄。跟在西河边剁柴不同，我们拣干柴、挖树根。响干的树根，用斧头敲、砸、剁，从土里刨出来，最终成为柴火。在药木院，每年大家都会去山上挖干掉的树根，这样既不破坏树们的生长，又可以攒下过年的好柴。树根坚实，耐烧，煨火烧罐罐茶，放在炕眼门上，烤火熬清茶，都好。
年三十晚上，要把最大的树根架在火炉子里，一直着到天亮，烧的疙瘩越大、时间越长，新年里喂的猪就越大，粮食越丰收。下午两三点，我们装满一车干柴树根，从口袋里拿出米花糖、江米条，有时候还有两个苹果，吃完回家。米花糖粘牙，江米条脆，但都很甜香。这是只有过年才有的好吃喝。
除过米花糖、江米条，过年的好吃喝都要母亲做。药木院家家都是这样，从杀猪开始，女主人们就开始忙。用时髦的话说，她们要倒排工期，抢赶进度。比如我妈，腊月二十三以后，就要给自己排班，今天做魔芋，明天做豆腐，后天煮肉，再后天蒸馍、蒸包子。这些吃喝，过年时大家要吃，坐娘家、走亲戚也必不可少。那时我们农村过年走亲戚，仍然还在送点了红的花馍、包子；关系近的，拿一块自家做的魔芋、豆腐，让亲人尝一尝手艺，这是拜节的意义和滋味。那段时间，妈在厨房里忙，我们小孩子就在村子里疯跑。有了炒花花的人，就提了半笼子柴火与苞谷去，家庭情况好点的，还要拿一点白糖或者糖精，拌在里面。炒花花的人，把一个纺锤形、乌黑的机子，架在火上，边拉风箱边转机子，让机子均匀受热。到了时间，我们都躲开，他把机子头扣在口袋里，嘭的一声，推开盖子，一口袋爆米花就白亮亮地炸开在我们面前。
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大爸、二爸他们都回来过年。他们一回来，上面那个家里，就人来人往，热闹得紧。我不爱说话，但也喜欢热闹，哪里人多，就往哪儿凑。我喜欢看乡邻们和爷爷、大爸他们坐在火盆边上喝酒，我还没有到喝酒的年龄，但是看着有趣，还可以听他们谈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工作上的新鲜事，我从没去过的一些地方。腊月三十，要看爷爷他们写春联。一张红纸，宽一裁三，窄就一裁四，用面糊接起来。一支毛笔，在爷爷的手里，转换腾挪，瞬间变出好看的大字来。这对我是很大的刺激。终于有一天，我向一头猪走去，从它的脊梁上往下扯猪毛。猪哼哼着走开，我紧追不舍。拔够了猪毛，再从扫把上抽一根竹子，用镰刀削半天，才弄了一节竹筒，把猪毛栽进去，就成了毛笔。然后从烧水壶和锅底铲下来一捧煤灰，装进空墨水瓶子，掺上水搅和搅和，在石板上和墙壁上，学着门上的春联练书法。
我在做这些的时候，偶尔也去厨房里看看，妈妈一直是一个人站在案板前，在包包子或者包饺子。因为没有人帮她，往往要到天黑实了，才能干完。煤油灯在边上一晃一晃地摇，显露出母亲瘦削的身影。后来村里有了电，煤油灯就变成了房梁上一颗昏黄的白炽灯泡，没有变的是母亲孤单的影子。我不知道，那些年一个人在厨房里干活的母亲，心里都想些什么。最有可能的是，她啥都没有想，只是急着尽量多做些好吃的，让我们三兄妹过个好年。那时候的菜，简单，家常，但猪头肉是猪头肉，鸡汤是鸡汤，就算是炒一盘洋芋丝丝，也满溢着挡不住的香。那时候我们都盼着过年，穿新衣服，吃好吃喝。后来我想，可能父母最害怕过年。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这些都意味着一种煎熬，一种负担。
到我们长大一些的时候，兄妹仨都学会了包饺子。母亲擀的饺子皮，是梯形，好包，出来是一个金元宝。大年初一早上，我们睡够了懒觉，起来喝完罐罐茶，就一溜儿站在案板前，和母亲一起包饺子。每次，都要往饺子里面包一个分分钱，谁吃到谁今年就有福气。在捞饺子的时候，我妈就会详细辨认，把最有可能包有分分钱的饺子，捞到我们兄妹吃的碗里。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有点小福气，那都是我妈把她和爸的，让给我们了。有人说，子女的福气就是父母的福气。可是这种一大家人团在一起包饺子的年，并没有过几次。小的时候我们小，等到长大成人，工作的工作，嫁人的嫁人，回家过年的时间就更少了。古人说，五十知天命。父母是早都过了五十的人，他们不在乎天命，只是认命。从时光的流逝上来讲，他们更应该害怕过年，因为一年又一年，催白的是他们的头发，年关的风雪，呼啸成他们逐渐衰老的躯体。他们反而愿意过起年来，甚至盼望着过年。过年了，儿女们才会乖乖地回家待上几天。即使天天过酒席般吃喝，一身疲惫的他们，也还是满心欢喜。
现在很多人过年，喜欢赶时髦出门旅行。我固执地认为，过年就得回家，就得跟父母老人待在一起，这是年的精髓。它最大的意义，是让长期经历身心漂泊的中国人，有机会回头看看来路，触摸自己的根系。因此，我喜欢在年节里，做一些富有仪式感的事情。许多年来，三十这一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贴春联，挂灯笼，然后在打扫干净、擦拭一新的茶几、桌子上，摆上瓜子、花生、水果、糖。然后静静地读一本书，最好是历史，或者诗词。中午饭后，我便转到村里的商店门上，去置办由我负责的年货：香、蜡、纸、炮，有时候买一张毛主席像。香蜡纸要双份的，老坟一份，桑林坟一份；鞭炮要四份，门上两份，坟上两份。我这样做时，心里有一种感觉，我们有两处家园，一处是这个叫做药木院的村庄，一处是两座坟园，只不过坟园里住着去世的亲人而已，其他的没有什么分别。回家之后，我把麻纸用镰刀一裁四，叠在一起，用百元人民币印了，将它们一一分好。等到四点多，和亲房兄弟们浩浩荡荡往桑林坟去。年夜饭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喂牛。先提一大桶温水到牛圈里，让它喝好。然后倒满满一槽的干麦草或者苞谷壳子，淋上盐水。盐是百味之王，人喜欢，牛也喜欢。因此，三十下午给草淋点盐水，让牛也过个好年，就算是对它这一年辛苦劳作的微薄酬谢了。
初一早上喝完茶，要去几家屋里拜年。我每年必去的是二爷和碎爷那。碎是略阳的方言，意为小，或者最小。二爷当时住在我们四房那的上院，我们家属于下院，中间只隔了一院房，所以先去二爷家。由于家族人口扩充，碎爷这一大家已经从下庄搬到上庄，住到寺坪上了。因此，往往到我去时，已经时近中午。等我坐下跟碎爷推杯换盏谝上几句，碎婆就把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论起交往与感情，我却跟二爷更近些。因为住得近，从小他带我放牛、背柴、讲古今，后来我出门念书、上班了，他寿数也慢慢增高，不能上坡下地了。我见他的机会，最终竟然就只有过年那一点点时间。不论是二爷，还是碎爷，我去之后，都是先将火盆拨亮，然后用一个缸子，或者小瓷壶，煨上半斤苞谷酒，拿两个大杯子，两个人坐着，边谝边喝。煨热的白酒，有冲劲，暖身。两个地方喝过，我就晕晕乎乎了，然而这才是过年。现在我没有地方拜年了，二爷和碎爷、碎婆相继离世，使我的大年初一，变得一片空白！再喝不上那抖抖索索枯瘦的手，递给我杯沿上粘了柴灰的热苞谷酒，再吃不上碎婆端给我的饺子了。当我因为无事可做，躺在床上睡懒觉时，分明感觉到某种东西正在渐行渐远，而某些东西，正在逐渐逼近。
这两年，药木院的人开始怀旧，把十几年没有耍过的社火捡了起来。到了腊月二十八九，村里就响起锣鼓声，采莲船，耍狮子，唱眉户，跳秧歌，年轻人也参与进来，演几个时兴的节目。每年我都说去看看，临到头，却胆怯了。也许是“近乡情更怯”吧，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起长大的，以及比我们还小的一茬茬人，都冒了出来，而且都已经成家立室，打工的打工，做老板的做老板。春节期间，兄弟们随便一叫，就是一大桌人，上几个凉菜，就乒乒乓乓地喝了起来。这种热闹，持续到初三四以后，逐渐沉寂下来。当你走在堆满鞭炮碎屑的巷堂里，碰到一个长辈，问及某个兄弟时，得到的回答总是走了。走了，去上海了，去广州了，去重庆了，去西宁了！药木院重又萧条下来，开始等待下一个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