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绪伟
沈兼士19岁时，就读于东京物理学校，适值章太炎先生旅居东瀛，遂拜其门下，称弟子，并与周氏兄弟相交。归国后，执教嘉兴、杭州。1912年到北京，其三兄弟先后执教北大。兼士先生主要讲授文字学、《说文解字》等课程，并于1915年编述了《文字形义学》。1917年，浙籍同乡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大举改革，聘用新人；沈氏兄弟与蔡元培有桴鼓之应，深得蔡氏器重。蔡元培曾回忆：“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沈兼士加入了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与学生们一起高举彩旗。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他带领学生及同仁将久积凌乱的故宫清代档案整理出来，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称赞：“有功史学，夫岂浅鲜。”也就是这一时期，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外流。国宝免遭劫难，沈兼士立下大功。在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沈兼士会同鲁迅、马幼渔、钱玄同等人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斗争。鲁迅曾慨叹：“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两地书》）
抗战开始后，沈兼士在北京辅仁大学执教，与同人英千里（英若诚之父）、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进行抗日斗争。这些人的抗日行为，最终为敌宪所闻，侦骑四出，并被列入黑名单进行追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沈兼士于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潜出北平，辗转到了重庆，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名誉教授，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他被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其后复任教辅仁、北大二校。沈兼士在抗战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志士的正气与大节，可圈可点。他的学生，后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的李维曾这样评价他：“自古风流蕴藉，最擅佳名，惟世间究有几人如是，殊难言之，虽然，先生固真名士。”
沈兼士于1947年8月2日因病逝于北平。在他的追悼会上，金息侯先生亲笔撰写挽联：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这如实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济世爱国的一生。
语言文字学大师
谈到国学，国人无不感叹：兼士先生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为汉语语源学研究做了杰出的贡献。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一些关于语源学的基本概念；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论；就如何研究语源学提出了相应的方法和步骤。
兼士先生早在北大任教时，就讲授文字学、《说文解字》等课程。他被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所著《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颇多精义。比如，他的说文解“士”字，即为：“士至于道”是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人格独立客观上成为士之为士的第一要义。对于与道相违的“无道”社会，士人必然要对之进行无情批判。道的“人间性”客观上要求士必须“经世”，这突出表现为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热情。为了保证道的尊严，士人又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的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批判精神、经世传统、注重修身，这些文化价值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成为传统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型。因而，这种独特的“知识人”文化传统于今天仍然彰显出不可忽视的强大精神能量。后人所编《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也以文字学方面的文章为最多。
从《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出版说明》可以看出，兼士先生“一生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字训诂之学，在探讨终结传统的训诂学理论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他就‘语根字族’之学所做的一些研究，爬梳搜剔，创获甚多，当时曾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他最早从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汉字，认为汉字源于图画，提出了“文字画”“初期意符字”等重要概念；他还注意从形音义等不同角度研究汉字特点，在字形方面，主张用“字体最小分子”的方法研究汉字的形体规律，成为汉字构形学的萌芽，在汉字音义关系方面，突破了前人“音近义通”观念的局限，对“义同换读”的特殊现象做了详细的论述，解决了许多繁难问题。包括对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六书理论的研究，对音韵学的研究，对训诂学的研究等，尤其是对“语根字族”——同源词的研究，曾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蔡元培、郭沫若、杨树达、陈寅恪、魏建功、吴承仕等都曾与之切磋。沈兼士先生的著述收于《段砚斋杂文》《沈兼士学术论文集》。许嘉璐先生评价沈兼士的“语根字族理论”有三长：一是摆脱旧学的就事论事，力求语言演变规律的总模式；二是方法系统而自觉；三是既重归纳、实证，又充分思辨、大胆演绎。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沈兼士学术论集》202页，中华书局，1986年）这句话揭示了汉字内涵的丰富性。远在六千年前，我国的文字便已经滥觞。在汉字形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文化现象及观念的影响；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文化现象和观念的转变，一大批汉字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而，根据汉字的结构和内涵，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
文献档案学拓荒者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主持整理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是中国近代史料的四大发现之一。他提出并论著文献档案学，为学术界开风气之先。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流散，史界、文化界学者痛心疾首。1921年，沈兼士得知清廷大内档案还残留了62箱1506袋，随即请北大校长蔡元培致函教育部，把这批档案移交给北京大学，作为明清史料整理研究。教育部同意后，他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组织史学系、国文系师生进行科学整理，经过3年多的努力，共整理档案523000多件又600多册。出版了《清理清内阁档案报告（要件）》《嘉庆三年（1798年）太上皇起居注》及《顺治元年（1644）内外官署奏疏》等档案史料汇编多种，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这一举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随后，北京著名学术团体禹贡学会，也从社会上收集了许多此类档案。从此，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要历史价值，渐为学术界重视。在兼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期间，他手把手地指导员工整理档案编目、选择重要史料刊行、识别文物档案。1936年，他以北大明清史料整理会的名义和故宫博物院合编了《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蔡元培为该目作序，称他的整理工作“为阅览便利，有助于史学”。
国人评价沈兼士是文献拓荒者，著名档案学家，所作学问居功至伟，是因为他把文献档案学提到国事、历史、学术之高度。他认为，档案于一代政治、学术关系极大，提出档案分类不同于图书分类，主张档案分类按机构、团体分类。所以，他将历年经验总结编成《整理档案规程》，这对档案管理和档案学具有开拓意义。正如单士元所总结：“兼士先生提倡此事，使重要历史档案由商品成为研究清代历史的宝贵史料，其功伟矣！”
另外，沈兼士一生与大学教育相始终。作为名教授的沈兼士，“礼貌伟岸，举步轻微，行时道履飘逸，摇曳生姿，高迈神彩，左右流传”。“新文化运动”前后，他与沈尹默在文学革命中也颇引人注目，其早期白话新诗写得很好，那首《小孩与小鸽》至今读来还“小有风致”。
如今，汉阴重建“三沈纪念馆”，传承弘扬“三沈文化”，就是意在将三位大师这种中华民族优秀习德行为，成为社会性的传递，成为汉阴乃至世界的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成为民族的一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成为群体性创造和个体性创造的统一。所以说三沈文化，既是中国本土文化的载体，更是浓缩了国人的思想、观念、习俗和生活方式。
我们今天纪念沈兼士，仰慕他少年立志，勤学苦读；敬畏他教书育人，民主爱国；励志他博学兼容，追求卓越。他的“家国情怀”，其学、其志，均堪永记。
2017年7月30日，沈兼士诞辰130周年。
沈兼士，1887年7月30日出生于陕西汉阴。祖籍浙江吴兴，因祖上曾随左宗棠西征而留置陕西汉阴，其大哥沈士远、二哥沈尹默与他三兄弟皆出生于此地，从小接受汉阴厚重的历史文化传承、毓秀的自然山水风光熏陶、淳朴的陕南民俗风情引导、钟灵的古今传奇人物感化、静怡的生态环境呵护。
沈兼士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文字、音韵、训诂等语言文字学领域，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等著述。同时，他对史料档案学有突出贡献，堪称中国文献档案学的“开山”之人。不仅如此，他还讲授中国哲学史，成为五四时期典型的“多面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