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厚之
清朝嘉庆年间，兴安府知府叶世倬提倡树桑养蚕，躬自著《蚕桑须知》分发府属各县。尝言：“兴安处处与四川、湖北接壤，同一风土……地湿宜桑，气暖宜蚕”。正由于树桑养蚕已相沿成俗，绢帛织物很早就出现了。1986年6月，紫阳白马石战国巴人墓地出土的剑、戈，即留下了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汉滨区、汉阴县以及旬阳发掘清理的汉代墓葬，“随葬器物更是多用绢絁包扎旋转放置，虽已朽烂，而细密的经纬依然清晰可辨”（李启良《古代安康的蚕桑事业》）。也是在1986年，安康月河川道的淘金人淘洗出两枚玉蚕，皆扬头作吐丝状，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蚕儿三眠后形态；稍后，石泉县淘金人又在池河淘洗出一枚完好的鎏金蚕，和月河玉蚕一样，都是春蚕三眠后扬头吐丝状。古人说：“美玉不鬻于市”，月河川道发现的玉蚕，也许用于古代祭祀，也许是贵族的佩饰，但黄金有价玉无价，用玉雕琢成春蚕，其宝贵程度可想而知。而石泉池河发现的鎏金蚕（见图片），则证实了汉代安康已经出现了“蚕市”。据《仙传拾遗》载：“蚕丛氏自立蜀王，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孽。罢则归蚕于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年年春置蚕市也。”这种风俗到后来遂流变成庙会。
蚕市的出现，亦即庙会的出现，是蚕桑业大发展的表现。三国蜀汉时，安康月河川道的蚕桑生产遐迩闻名。郦道元《水经注》引孟达与诸葛亮书赞其“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因此，我们才能够见到汉滨区出土的东晋画像砖上，有迁徙者荷担穿过桑林的画面。
隋唐之际，安康不仅蚕桑事业兴盛，而且丝织业也有极大发展。著名隋唐史学家汪篯先生所著《隋唐史论稿》一书，引《唐会要》卷四十《定赃估》条云：“开元十六年（728）五月三日，李林甫言‘山南绢贱，河南绢贵’事，颇疑山南之绢特贱，在玄宗开元以前亦然。故交通汉巴之要道，即隋之西城郡，唐之金州一地，遂为西域胡人萃聚之所在，因成细脚胡何氏之郡望也”。何氏，即何妥之氏族。唐时安康一地为山南道，因为丝绸事业发达，绢帛充盈，故《唐六典》上就有金州贡绢的记录。
随着蚕桑业的繁荣发展，安康的丝织技术不断提高。唐高宗时，襄阳孟浩然出游金州，对安康生产的丝绸十分赞赏，在《登安阳城楼》一诗中说：“楼台晓映千山廓，罗绮晴娇绿水洲”。罗绮是一种有花纹的丝织物，质地较薄，手感滑腻，外观似平纹绸，具有经纬纱绞合而成的排孔，花纹美观雅致而又透气，是盛夏着装的上乘面料。可见唐时安康丝绸织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宋元以后，由于汉江水运的增加，促使了商品贸易的流动，从而剌激了丝绸生产，北宋诗人陈师道寓籍金州时，在一次赴州守刘君宴后，曾写出了“官奴披青绫，破屋任霜飞”的诗句。1983年，汉滨区气象站前白家梁北宋墓出土的彩绘描金女侍俑肩上就有“帔帛”，帔帛又称霞披，是用绫或绸裁剪而成，说明丝绸服装已经普及。绫是比较高级的丝绸面料，系采用斜纹组织加工出来的，在丝织技术上是一个飞跃。
据安康地方志载，明清时，安康的丝织品已有线、绉、绫、绢、绸等品种，且加工精细。清康熙间，安康丝绸就已从自给性生产转变为有规模的商品性生产。据《州志》载：明隆庆以后，仅州城北桑园铺就有农桑地三十一顷九亩二分，征赋桑丝三十二斤八两，折绢二十九疋，每疋折价七钱，共银二十四两四钱五分六原二毫二丝。兴安诗人刘应秋《一砚斋集》中，就有许多题画纨扇的诗：有《题扇上花鸟》《定山黄公新制纨扇即席索赋》《次瑟将军以扇头画牛索诗即席漫赋》《题黄公纨扇八首》等，其中一首云：“明月一轮满，团团度太微。持之以赠君，出入有光辉”。于是一时间，上至兴安总兵，下至文人骚客，甚至庶人，都以拥有吉祥坊纨扇为荣。而吉祥坊的软缎和纨扇，就成了当时安康的驰名品牌。
安康丝业，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也曾辉煌过。但是清康熙中叶以后，由于大水覆城，沈灶产蛙，衙舍民居一望邱墟，再加上旱魃肆虐，郡中桑田率多荒芜，吉祥坊在自然灾害面前一蹶不振。复经乾隆间，各省灾民大量涌入，垦荒觅食，无人问津蚕事，遂渐渐凋零。直到清嘉庆二十二年后，兴安府知府叶世倬劝民树桑养蚕，颓废百余年的蚕桑业才得以恢复。于是郡人鲁明新意在继承吉祥坊纨素技术，也立起了吉祥坊字号，其时汉阴、恒口、王彪店机房大量涌现，已生产出丝线、丝绉、丝绢、丝绫、丝绸、丝帕等丝织品，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鲁氏不得不转而生产生丝。其所产生丝，匀细光华，柔软润滑，很受市场欢迎，产品销往上海、武汉、江浙及海外，可称是为吉祥坊的牌子挽回了颜面，重现了光彩。然而吉祥坊的驰名品牌——软缎和白绢都没有继承下来，成为安康丝业的一大憾事。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