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思成
姚维荣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文化事业、文学创作的发展，给文化工作者以很大的鼓舞。回首过去几年的安康文坛，收获颇丰。几十部各类文学作品相继出版，召开的研讨会、座谈会、读书会此起彼伏。
八十老翁胡元龙的《人生资本》《世象杂说》等五部文集相继问世，气魄不凡。吴大康先生一举推出《新鬼》《遗忘之后》《当哑巴开口说话》《我只想抵达这样的夜晚》四部诗歌专著，反响热烈。和谷的《安康大水灾》、柳庆康的《安康往事》两部纪实作品在省内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张虹的《出口》、李春平的《盐道》、余祖军的《在路上》、梁玲的《逝去的蝴蝶胸针》等长中短篇小说先后问世，引起读者的密切关注。众多作者在《光明日报》《文学报》《陕西日报》等省内外报刊发表的单篇作品更是不可胜数。整个文坛热闹的气象与全市经济发展的成就相映成辉。
然而，冷静阅读思考后，我们还是觉得高兴中不无遗憾。在红火热闹中还是缺少有深度有震撼力有更大影响的扛鼎之作，也即 “有高原而无高峰”。其实，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安康文学的老问题。2004年，我在《安康当代文学史》的总述中曾写道：“安康当代文学在半个多世纪、主要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多年里，确实取得了过去几千年间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取得的成就，出现了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兴旺景象。但是，如果横向地与周边地市同一阶段的成就相比，我们却不容乐观。因为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还未能产生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等国内外有影响的大作家，也鲜有在省以上高档次正规文学评奖中获得较好名次，或像‘陕军东征’那样在大范围里产生强烈反响的扛鼎之作……从宏观上看，安康文学的总体艺术格调显得秀丽纤巧有余，深沉厚重不足。”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我们出版、发表的作品超过了此前的二十多年；尽管曾德强的报告文学新作不断，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尽管“海归”李春平加盟安康文坛，并摘取了“柳青文学奖”的桂冠；尽管70后作家群中的李小洛、王晓云、余祖军、李爱霞、李春芝、唐玉梅、温洁、郭华丽、王春梅等已经显示出不错的业绩与潜力，但总体上看，在更大的范围里我们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高原而无高峰”的状况。
根据对安康作者、安康文学的有限了解和认识，我想先从写什么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引起文友们的兴趣和关注，大家一起为安康文学“会诊”，找出薄弱环节，以便在今后的创作中发起冲刺，扬长补短，使我们在总体繁荣兴旺的同时，能有人登上秦岭，跨过黄河，进入全国一流作家的行列。
一个爱好文学的人，提起笔来首先考虑的无疑就是“写什么”，也就是选择什么题材。初学写作的人，基本上都是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自己最熟悉、感受最深的某件事、某个人。但是一个人自身的所见所闻总是有限，写作内容必然会逐步扩展到自己视线以外的生活内容。这就有一个题材选择的问题。尤其是写作量比较大的专业、半专业作者，这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前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捍卫人的价值》中说过：“作家不能什么都写，什么人物都写。在选择题材和人物方面，他都有所限。”鲁迅也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话。回顾安康文坛，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很大的遗憾与不足。
从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虽然“题材决定论”有片面性，但也不能不承认题材本身对文学作品价值的影响，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过分看重文学“载道”作用的国度更是这样。对于绝大多数业余的、尚未成名的作者来说，题材的价值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着你能否在文坛站稳脚跟，能达到什么档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当代文坛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河南作家李凖由不出名的银行职员、业余作者到在全国文坛产生影响，就得益于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敏锐地反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如何防止贫困农民卖地、富裕农民买地这一社会问题。而刚由被打败的“国军”收编到解放军部队不久，在扫盲中学会识字、写作的安康人崔八娃，则由于一篇黑板报上的习作《狗又咬起来了》非常适合当时的政治需要，遂被宣传文化部门重视，指导修改后发表于《解放军报》，成为闻名全军、全国的战士作家。文革结束后，陕西文坛第二代大腕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分别获得第一二届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的《满月儿》《信任》《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的成功，也都与其选材的独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安康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却缺乏应有的眼光，没有发现和重视本土的题材富矿，反而让域外作者一次次抱走了我们的金娃娃。
安康地处秦头楚尾，历史错综复杂，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学素材。远的不说，近七十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不少。如安康解放既有牛蹄岭血战、又有地下党与自卫团的秘密谈判，最后促使自卫团和平起义，山城和平解放。这就是文戏武戏交织的好题材。新中国成立后，安康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也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历程。“文革”武斗、1983年特大洪灾曾几度惊动中央。还有大灾后的重建家园，改革开放后从城镇建设、道路交通到群众衣食住行的巨大变化等，都是含金量很高、颇具文学、史学价值的好素材。但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引起安康作家的充分重视，写出有分量的作品。
尤其是1983年的安康特大洪灾，迄今三十多年过去，安康作家除了偶有几篇普通的散文、短篇小说外，未见有力度和深度的作品。倒是让相邻的达县作者杨贵云借此火了一把。这位1981年才开始业余创作的工人作者，在安康大水灾后，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难得的文学素材。于是，自费来到安康调查、走访，随后相继写出中篇小说《汉江，记住这个夜晚》和《陕南的天，中国的天》，相继在《长江文艺》《中篇小说选刊》发表，很是火了一把，不久后即加入中国作协。其实，这两部中篇在文本上存在着很大的硬伤，可以说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不熟悉安康具体情况的读者为之叫好，而我们安康人看了会觉得“这写的究竟是不是安康城市面貌，是不是7月31日发生的洪灾？”另一个从写安康水灾中名利双收的是西安作家和谷。他于1985年首次就水灾来安康调查，搜集资料，完成了十余万字的报告文学《安康城沉浮记》，随后发表于《报告文学》杂志1987年第8期。2014年，他再次应安康市文广局邀请，写出长篇纪实《安康大水灾》，2015年出版发行。
安康本土作者较详细地正面写这次大洪灾的，一是陈唐斌的长篇小说《水欲》，二是胡洪彬的中篇纪实《水漫金州》。我很佩服这两位业余作者的勇气与魄力，这两部作品也各有所长，但囿于时间精力和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自然存在着难以避免的不足，实在令人惋惜。
安康文学要在总体上有大的突破和成就，必须重视对本土题材的挖掘。未来几年，适逢新中国建立（也即安康解放）7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这些重大题材都是文学难得的富矿，深入挖掘，必然能有重要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