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谷
聊以自慰，每日闲来在网上浏览，读到《光明日报》一篇短文《由“荷马打盹”想到的》，作者王鼎钧，是一位熟悉的名字。记得有人赞赏他的文章，也找来读过几篇，文字简洁，学养颇深，却没考究过此人的底细。
此文写道：直译是“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意译是“贤者不免”，你认为哪种译法较好？我说，翻译是为了给中文读者看，我，一个中文读者，喜欢“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贤者不免”的说法我们早已有，荷马云云我们没有，翻译除了介绍东圣西圣相同的意念，也要介绍东方西方相异的语风。中文早有一句“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已经衍生出“命运打盹的时候，我们就绝处逢生”。荷马打盹，也将衍生出孔子打盹或霸王打盹，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说到运气，有人信，有人不信，折中调和，运气可以分成两种，唯心论的运气和唯物论的运气。
文章注明作者现居美国纽约。纽约？我儿子去国在那里供职十多年了，没回国省亲也有六七年了，我也无缘前往一游，不免时常想念，短信问候也少。这个居住在纽约的老头儿，肯定与我儿子不相干，我却随意要百度一下他的资料，不觉得游离到哪儿去了。
王鼎钧，山东临沂人，1925年生。哟呵，屈指数来有94岁高寿了。抗战末期弃学从军，曾在报社任副刊主编，也当过教师。14岁开始写诗，16岁写成《品红豆诗人的诗》，51岁时移居美国，一直在纽约居住。他的创作生涯长达大半个世纪，长期出入于散文、小说和戏剧之间，著作近40种，以散文产量最丰、成就最大，风格多样，题材丰富，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浏览其年谱，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他1944年19岁时，在陕西《安康日报》（为国统区所办地方报纸，创刊于1937年，1945年因经费不足停刊。见《安康地区志》——编者注）发表《评红豆村人的诗》。此为作者正式发表之第一篇作品。这不啻是一个值得解读的谜。
安康与我有缘，我在《安康日报》发表散文是在1983年，时年31岁，是写大水灾劫后重建情景的。时过30多年，又重返故地，写了《1983安康大水灾》，还有《阅读徐山林》两本书。1944年的安康有日报，谁人所办，那时的徐山林只有9岁，已经在教会办的安康小学读二年级。他记得小北街的福音堂，挪威传教士与他的美国妻子在那里生活，并生了孩子。若干年后，这个孩子回到安康，提供了记录那个年代安康城面貌的珍贵录像。当时，19岁的王鼎钧又是如何将《评红豆村人的诗》的习作投寄《安康日报》得以发表的？令人费尽思量。原来，他是在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读书时，曾在陕南汉阴驻留，与安康有了缘份。
王鼎钧少年时代就和家人分离，14年抗战，他有4年多时间在日本占领区生活，打过游击。抗战军兴，1942年夏去大后方投入李仙洲将军创办之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抗战末期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随国民党军队宪兵团经南京、上海、沈阳、秦皇岛、天津、青岛，1949年到台湾。王鼎钧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不及余光中、三毛等台湾作家，但引起的好评和尊敬却丝毫不亚于后者。在台湾，“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书”。这位已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亲历了中国几十年来重要年代的种种国难家仇，将国家大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变迁书写进一部部厚重的作品中，也因此被称作台湾十大著名散文家中成就最大者。
他的处女作《评红豆村人的诗》，显然是熟读过四书五经和唐诗，练习写过旧体诗，有深厚的国学根基。1944年10月，王鼎钧在战乱中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陕南二分校所在地的汉阴县城东35华里的蒲溪铺。此后不久，在《安康日报》发表了他的这篇诗评，也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之后，作为一名宪兵，他参加了日军投降后沈阳的接收工作，目睹诸多官场上的现状，尽是国民党败亡之预兆，从满腔热血到心灰意冷。1949年王鼎钧在天津被解放军俘虏，不久即被释放。后与父亲一同挤上了一艘军舰，他却不知道要往哪开，最终船开到了台湾。他从一开始只是做剪报、贴资料的工作，后主编多家报纸的副刊。1978年移民美国，80岁之后著有长卷《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2009年由尔雅出版社出版。
王鼎钧的处女作所评述的《红豆村人诗稿》，系清朝乾嘉时期代表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美食家袁枚（1716-1798）所著。袁枚乃乾隆四年进士，先后任县令7年，为官勤政颇有名声，奈仕途不顺，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嘉庆二年去世，享年82岁，世称“随园先生”，主要传世的著作有《随园诗话》《祭妹文》。
至于王鼎钧1944年在《安康日报》发表的《评红豆村人的诗》一文的内容及样报，网搜不得而知。也许哪一天遇到有心有缘之人发现，像我这样聊发一番往事的联想。世界之博大，时光之倏忽，人生之无常，令人感慨万端，心生念想。
